一般认为这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产生于三种途径，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霸权国的供应以及地区内的安全合作。因此按照来源可以把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分为两类，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合作和联合提供，另外就是区域大国或区域霸权的供应。按照来源进行划分，虽然十分直观，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表明每个国家，尤其是地区大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全责和它之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因此本文根据他们在生活过程中所具备的这种角色不同进行划分，提出四种比较理想化的模式。当然在一个地区有可能不是一种模式，而是更多的生产模式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可能是这四种模式当中一种过渡的状态进行出现。

首先是模式一，在这种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近似于平等的关系。地区内并不存在搭便车者，并且生产者和消费者像同志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箭头。模式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生产者和提供者的分化，这是在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借用公共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提供者和生产者，其实并不是同等的概念。在提供者和生产者之间，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不平等的。第三种模式是第一种模式的变种，在这种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出现了一种搭便车者，甚至在体系外有些国家无法享用到这种安全公共产品。模式四是第二种模式的变种，不仅仅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提供者与生产者的分化，而且在消费者之间出现了可以付费的消费者以及免费的消费者。

在中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之前，我们就需要先明确一下，在东亚地区主导性的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模式是什么样的。如图所示，在东亚地区主要是美国来主导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美国其实是一种提供者的角色，但是由于这种重返亚太，还有对东亚过多的涉入，更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种不完全生产者的角色。这种不完全生产者的角色体现在4个方面：一个是美国对其盟国所提供的这种安全是国家安全，但是国家安全是一种私人产品，不是公共产品。另外由美国霸权而来的这种霸权效益，也就是地区安全，不过是一种正外部性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是一种外部性。另外在双边同盟之间，美国在它的双边同盟之间形成的一种安全公共产品，其实是一种俱乐部公共产品，有极强的外部性和极强的排外性和私物化倾向，最后美国对东亚地区内部所产生的这种安全公共产品有一种十分游移和暧昧的状态。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希望以一种和平崛起的方式来提供一种覆盖东亚地区的安全效应。而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直接会加剧东亚地区一种选边站的情况，选边站的情况为中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提出了两大挑战：第一个是中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问题，这里借用英吉·考尔的一个合法性，我更多地偏重正当性的问题。正当性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提供这种安全公共产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另外是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另外一个挑战是东亚地区已有的安全机制供应乏力，比如东亚地区已有的安全机制很难成为中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强有力的后盾。最后一个局限性就是周边外交的调整问题。面对这种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格局，其实中国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牌就是经济牌，如何在安全问题中灵活地运用经济，以经济来推动这种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比较重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