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大家对于城市外交的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了。中国一向有城市外交活动，但是我们没有用“城市外交”这个词。中国和外国有1400多对“友城”，那都是属于城市外交的范围。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城市外交的内容既有地方政府的参与也有地方公众的参与，并且城市的地方政府，不仅面对对方的政府，也面对对方的公众。城市的公众，不止面对对方的公众，也面对对于的政府。就像刚才熊炜教授说，民间和政府，在城市外交当中有很多的互补，这正是城市外交的优势。道书明先生说，我们关于外交的词用得很多，有点混乱。有城市外交、有民间外交，还有公共外交。他说得对，社会科学名词的定义，往往不如自然科学名词的定义那么清楚。再加上翻译的障碍，大家对同一个名词的理解就有区别。有些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在讨论的时候，争论得很激烈，最后发现他们说的主题定义不一样。所以，道书明先生说，对公共外交大家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比较好，因为它并不需要联合国去定义，也不需要某位教授定义，供全世界使用。南加州大学，我们知道那是世界各大学当中，第一个开展公共外交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大学，中国大学现在也开始跟上了。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

公共外交，比较古老的定义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利用政府的资源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的国情、本国的文化、本国的外交政策，面对的是公众，所以叫公众外交。中文的翻译就有多种，但都是pubilc。在今天我访问了接近10个国家，和公共外交的官员、和民间团体交流，大家都认为今天的公共外交有新的变化。公众不再是听的、读的人，也要说话，也要表达。因此，新的公共外交应该增加一部分，公众也作为主体。这样来看，城市外交的确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大家的发言，我觉得没有冲突，都是一致的。

德国的格拉茨先生提出城市德尔特点是“技术、人才、包容”三点，我是赞成的，但我觉得也许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会举一些例子。龚建忠大使说，城市外交要接地气，我觉得这很重要。

有两个例子说明城市外交的确有“三个T”（指“技术、人才、包容”）的内容，有技术、人才的交流。中国与欧洲的交流案例很多，我想举一个上海和沃尔夫斯堡——也就是大众汽车在中欧两地的根据地——的两个厂的合作。这一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超过了于美国GM，超过了TOYOTA等等。前天我到距上海很近的宁波，参观中国和德国大众联合设计、建设的最新汽车生产线。德国大众总裁说，这是德国大众全世界最好的、最现代化的流水线样板，刚刚开工，已经达到每分钟一辆汽车，并有上百个机器人，86%的岗位是机器人，只有14%的岗位是人。生产的汽车，有多个品牌，可以在同一个线上交叉的、轮流的生产。这也算一种城市外交的结果吧。

还有一个例子，中日关系目前处于一个严峻的状态，众所周知的原因是领土的争端，并且日本政治领导人不承认存在着岛屿的争端，他根本不承认有争端。对于二次大战历史的认识，与中国人相差很远，也就是中国人认为日本的领导人背着战争包袱不肯放下，彼此照会抗议很多，难以微笑面对。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国并不能够说中日就不友好，中国人还希望中日能够友好。文化接近，地理距离接近，怎么就不能友好相处？因此日本的有识之士和中国的有识之士，包括学者、企业家，过去的官员就建立了一个民间的渠道，在中日的寒冷关系中有一小点热流，就是城市外交。就是北京东京论坛，在中日关系最好的时候建立，我刚刚从东京回来，开了第十次，并且认为还要再开10次，一年一次，北京、东京轮流进行，这也是城市外交的一个扩展。

德国的梅理森先生说，城市外交应该从对话走向合作，英国的米歇尔·阿库托教授说，城市外交要稳定、长期的进行，我觉得是这样的。不是彼此派一个歌舞团表演一下本国的舞蹈，唱一个本国的歌，而应该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内涵，现在也包括环境的治理。我觉得城市外交就像电视连续剧，要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演下去。编剧就是大家，在座的诸位都是编剧。我们还是导演，我们还是演员，这样的电视剧连续演下去，必然对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因为国家的对话，不只是中央政府的对话，也有地方的对话，而城市对话就像航空的航线那样密集，那样的线条，那是丰富多彩的。

刚才韩国的宋基出先生说，做好公共外交希望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信任感，一个是实力。信任感，可能不产生于公共外交的开始，而产生与公共外交的过程。如果你不开始交流，信任感就不会产生。至于实力，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上帝，要靠我们自己，在座的，我们努力，就有实力。所以，今天下午的讨论，我觉得大家很有收获，我就做这样的简单概括。我们大家都继续把城市外交的连续剧演下去，下次听说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韩国，也可能在日本，大家都要参加，不要只出席一次，因为我们要长期、稳定、连续，参加者要比较稳定，才能有连续感。每次都换演员，这个戏演起来一定不像。

谢谢各位编剧、演员、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