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引言
2014年是安重根义士诞生135周年，也是义举105周年。不可否认，安重根义士是在朝鲜走向灭亡的旧韩末时期，抵抗日本侵略的教育家、抗日运动家以及义兵将领，也是击毙伊藤博文的抗日义士，是历史上影响重大的人物。但是不仅是一般大众、甚至连研究学者也因安重根义士作为抗日人士的名声实在太大而有时忽视他作为思想家的意义。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安重根义士关押在旅顺监狱时撰写的未完成之书稿《东洋和评论》。
《东洋和评论》并不只是一名抗日义士在狱中提出的主张，而是在当时东北亚以及整个亚洲掀起帝国主义浪潮的情况下，为应对逐渐扩大的多种类型三国连带论和日本的亚洲连带论等为帝国主义的正当性辩护的思想和歪曲的民族主义而作为政治思想家所提出的方案。
虽然视角上有较大的差距，但连对安重根义士的研究持否定态度的日本都对《东洋和评论》给予积极评价（韩哲昊 2012.180）间接说明安重根义士思想的开创性。虽然因他当时的处境，其思想体系未能完成，但研究安重根义士的学者普遍认为，安重根义士脑子里其东洋和评论已经以完整的形式存在。从这点来看，除了《东洋和评论》之外，根据当时的史料对他所追求的《东洋和评论》之内容更加详细地进行考察确实有重要意义。
最近，日本右倾化日益严重、北日关系改善、南北韩对立、南韩内部出现理念冲突以及韩中外交关系的改善等，令东北亚局势复杂多变。尽管如此，东北亚国家仍面临着欧亚铁路、韩日海底隧道以及亚太共同货币等必须要合作的许多外交、经济课题。
在此背景下，身为出生于该土地的知识人，也是身为人口350万的京畿道北部中心城市议政府市市长对此视而不见，觉得这是对安重根义士的大不敬，因此开始进行本研究。在本研究中，重新分析105年前主张以韩中日平等的连带与和解来推进亚洲共存和团结的安重根义士的政治思想，探讨能够建立包括韩中日、北韩的区域共同体与缓解各国矛盾的方案。
Ⅱ. 安重根义士的生平及遗作
1. 安重根义士的生平
安重根义士于1879年9月2日出生，是教育家、爱国运动家、义兵将领及独立斗士，也是政治思想家。父亲安泰勋和母亲赵玛丽亚女士之间的出生的长子。（申云龙，2007:14）小时名字为安应七，早年皈依天主教，教名为托马斯（多默，Thomas）。本贯顺兴，是高丽后期的大儒安珦的第二十六代孙。（维基百科，http://ko.wikipedia.org/wiki, 安重根）安重根的祖父安仁寿是朝鲜王朝镇海县监，父亲安泰勋是一名进士，是代表性的开化派人士。由于祖父在安义士小时去世，因此受父亲影响较大。（卢荣浩(音译)，2002:16）在教育方面，他进入私塾，大约8-9年学习儒学，之后学习天主教教理及法语。也就是说，小时先学习传统儒学，后来接触法语等新学问。1897年1月17周岁的安义士接受若瑟.威廉神父的洗礼，教名为托马斯（多默）。安义士积极传播天主教，为传教曾向巴黎外方传教会韩国教区主教闵德孝提出建议兴办学校，但遭到拒绝。（卢荣浩(音译)，2002:16）因为闵德孝认为如果韩国人学习了知识，反而不利于传教。安义士听到他的“反民权”的说法，受到很到冲击，曾放弃过法语学习。(申云龙, 2007:23）
一提起安义士，大部分人会想到独立斗士。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安义士的主要活动从签订《乙巳条约》的时期开始。该时期，安义士本来全家搬迁到上海，以进行抗日运动，但在上海遇见的法国传教士郭元良(Carolus Le Gac)神父建议说，要恢复国家主权，民心团结和加强实力更为重要。安义士接受他的建议，重新回到祖国，而这时期他的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后，安重根义士继承遗产，变卖家产创办三兴学校，收购敦义学校，致力于培养人才。
安义士参与当时向全国扩散的国债报偿运动，逐渐投身抗日运动，展开爱国启蒙运动等长期、非暴力形式的国权恢复运动，直到1907年高宗退位、签订丁未七条约(韩日新协约)。随着1907年发生丁未义兵运动，很多国内爱国启蒙运动家都纷纷建议安义士，参与义兵运动，但安义士本人最终未参加，(慎镛厦，1996: 67-68)而于1907年10月经过间岛去海参崴，加入启东青年会首次展开抗日武装斗争。这时他投身在烟秋（今俄国克拉斯基诺）起义的义兵部队。于1908年6月在咸镜北道庆兴郡芦面上里与日本守备队展开的第一次战斗和在咸镜北道新阿山的第二次战斗中获得胜利，但因俘虏处理问题，其部队的位置被发现，在第三次战斗中惨败。（卢荣浩(音译)，2002:25）之后，他在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黑龙江以及游击队城组织抗日运动团体，但最终都未能得到成果，于1909年1月回到烟秋。（吴洙烈，2009:8）
安义士就在这里与11名战友一同切断无名指，发誓要为祖国的独立进行斗争，创建“断指同盟”。（吴洙烈, 2009:8）安义士之后也持续参加义兵运动，确认伊藤博文即将访问满洲后，开始为举事做准备。他向李锡山借100卢布，（申云龙, 2007:78）与携带手枪的禹德淳从海参崴出发，到波格拉尼奇区（Pogranichnaya）和俄语翻译刘东夏见面，一起前往哈尔滨。直到1909年10月25日持续侦探伊藤博文到达哈尔滨的消息，安重根同禹德淳最后做出决定，分别在蔡家沟站和哈尔滨站两地刺杀伊藤博文。
1909年10月26日9时15分，伊藤博文乘坐火车到达哈尔滨站。他下车后军乐队奏响了乐曲，安重根义士感觉到最前面的老人就是伊藤博文，向他连发三枪，同时为保险起见向周边人发四枪后，大喊“大韩民国万岁”三次。安重根义士当场被捕，伊藤博文大约十五分钟后，在火车里命绝，在蔡家沟站的禹德淳也被俄罗斯宪兵发现于26日11时55分被捕。
安重根义士被捕后在龙门大厦接受调查，再移送到日本总领事馆，于10月28日被日本关东都督府沟渊孝熊检察官接受正式调查。（吴洙烈, 2009: 16）之后，安义士从调查、审判到最后被处以绞刑而死亡一直关押在旅顺监狱。在审判过程中，它对击毙伊藤博文的理由列举了15项罪状，包括违背韩日签订的第五条约和第七条约所规定的“保障韩国独立”的条款等。（尹庆老, 2010:150）同时还提出东洋和平问题、搜查管辖权问题以及裁判的违法性，也主张自己是军人身份，应该按照国际法以战俘的待遇来处罚等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最终于1910年2月14日被判处绞刑，于1910年26日10时15分殉国。他在死前留下遗言将自己埋葬在祖国，但日本将他埋在旅顺监狱公共墓地。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日本尚未正确通知准确的埋葬位置，因此至今未能找到其墓地所在。随着2011年旅顺监狱旧址墓地被推定为安重根义士遗骸的埋藏地，将要进行遗骸挖掘工作。（维基百科, http://ko.wikipedia.org/wiki,安重根）
2. 安重根义士的著作及作品
安重根义士的许多著作中在狱中写的自传《安应七历史》和《东洋和评论》较有名。但《东洋和评论》是未完成著作。《安应七历史》是介绍安义士的行迹、思想、信念以及哲学的重要资料。正是因为《安应七历史》日语版被发现，才得知《东洋和评论》的存在。
安义士的作品有在关押前写的多首诗、书简以及狱中写的遗墨等。其中遗墨尤其著名，但由于他被关押在旅顺监狱时的作品，大部分是写给旅顺监狱相关人员的，因此相当部分都被日本人所收藏。在遗墨印有左手断指的手掌印，让人印象深刻。
安重根义士留下的遗墨有200多幅。其中2010年安重根义士纪念馆所认可的遗墨有57幅，其中50幅已查明下落。(首尔日报，2013年1月16日报道) 其中7幅被纪念馆来收藏，剩下的遗墨被个人和大学以及日本人所收藏。在韩国国内的26幅被指定为宝物第569号。(文化财厅, http://www.cha.go.kr).
安重根义士的最后遗墨为“敬天”。该作品由朴三中大师从日本购得后，再由首尔蚕院洞圣堂购入并捐献给首尔大教区，最终由天主教收藏。(韩民族日报, 2014年7月17日报道)
家喻户晓的安义士名言：“一日不读书，口中生荆棘”——宝物第569-2号其实来源于作者不详的《推句》，现在被东国大学博物馆收藏。（东国大学博物馆, http://www.dgumuseum.dongguk.ac.kr）
Ⅲ. 《东洋和评论》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1. 《东洋和评论》的撰写及发掘过程
《东洋和评论》是安重根义士击毙伊藤博文后从1910年3月15日在旅顺监狱开始执笔的书稿，但安义士3月26日殉国，因此未能完稿。(申云龙, 2007:151）安重根义士被关押在旅顺监狱后，时隔3个月脱稿自传后，随即开始撰写《东洋和评论》，但未能写完。(尹庆老, 2010: 151) 让人遗憾的是，当时安义士以放弃上诉为代价，特意向日本法院请求将他的刑期推迟一个月，以便撰写著作并得到了日本高等法院院长平石氏人同意，但最终食言，结果安义士未能完稿。(崔峰龙, 2011:11)
《东洋和评论》原拟定为“序言”、“前鉴”、“现状”、“伏线”、“问答”五个部分，其中只有“序言”和“前鉴“完成，“现状”、“伏线”、“问答”只剩下目录了。因此安义士所构想的《东洋和评论》真实的面貌不能大白于天下。(李炳汉, 2009:26) 但有关学者普遍认为，当时安重根义士的脑子里已有《东洋和评论》的理论、方案等具体构想。
该著作的存在从1969年4月日本东京国际韩国研究院院长崔书勉义士在东京古书店购入的日语版《安重根自传》得知。而10年后靑森大学名誉教授兼在日历史学者金正名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文件中发现《安应七历史》与《东洋和评论》结合的抄本——《安重根传记及论说》之后，才能找到真正的《东洋和评论》。（和平日报, 1043号）下面是在日本找到的《东洋和评论》抄本序言。
(图1) 《东洋和评论》“序言”
2. 《东洋和评论》的主要内容
在本文不能对《东洋和评论》的所有内容一一介绍，但其大致内容如下。该著作以“夫合成散败，万古常定之理”的一句开始，并为因战争死去的青年感到悲痛。他批评称，东洋民族一直维护本国，从来没有侵略过欧洲，而西方帝国主义却肆意动用武力侵略东方。还明确表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是因为韩国和中国（清）同意接受日本的承诺——“保持东洋和平、巩固独立”。
安义士对日本改变态度，反而压迫韩国和中国警告称，若不改变这种态度韩中两国会站在欧洲一边。他还主张，要应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守护亚洲，韩中日三国必须加强合作。
在“前鉴”部分他主要表述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结果及原因、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的过程、明治维新后混乱的日本通过与外国的战争稳定内部等内容。他还明确表示，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并不是仅靠自己的力量获胜的，并警告称，若东北亚分裂将会产生巨大的悲剧，侵略它国只能会越来越被孤立等。
让人意外的是，在“前鉴”部分有批评万国公法的内容。在初期，安重根义士认为万国公法是能够谋求国家生存及发展的策略，但在该著作中却批评称，万国公法严守的中立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论理而已，指责它的虚伪性，表现出立场变化。（申云龙, 2007: 153）但根据庭审记录，安重根义士曾主张，要依据万国公法进行审判，因此各学者仍围绕该问题争论不休。但至少当时韩国确实肯定万国公法。（玄光浩, 2003: 183）
现在只剩下目录的“现状”、“伏线”及“问答”里有何内容无法得知。但根据申云龙(2007)的说法，若该著作完成，在“现状”部分可能谈论日本侵略韩国及亚洲的实际情况，在“伏线”部分可能谈论维护东洋和平的方法，在“问答”部分可能提出东洋和评论来应对日本的侵略论理，采用相互争论的方式。
连对安重根义士持否定态度的日本学者都对《东洋和评论》还是给予积极的评价。一些学者解释称，这是因为安重根义士的预言——谁要是不顾自然的趋势而迫害同种邻国，谁就逃脱不了被孤立的厄运命中。（韩哲昊, 2012: 180）
3. 《东洋和评论》的撰写目的及意义
西方势力即将侵略的预测是撰写《东洋和评论》的起点及动力。（尹庆老, 2010: 151）考虑到序文内容，“在西势东渐时代，东方人应团结一致，极力防御”，其目的可以推测为向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提出警告。但由于著作未完成，因此对其目的仍无法断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为了应对以西方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欧洲人入侵亚洲，韩中日三国的连带极为重要”是安重根义士的重大信念。
当然有些人对《东洋和评论》在应对当时的西方帝国主义方面是否具有普遍性提出质疑。进而言之，《东洋和评论》无视世界普遍性和人类平等，反而承认地区和种族的局限性，（玄光浩, 2003: 172）而这等同于安重根义士也像其他大韩帝国末期知识人一样仍没有摆脱思想束缚。（崔基洛(音译), 2003: 64） 一些学者提出安重根义士思想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他所提出的概念受到当时文明开化论者的“三国共荣论”和“三国携手论”的影响（卢明焕(音译), 2010: 184），尤其是就“三国携手论”而言，安义士确实采纳了其中的一部分。（玄光浩, 2013: 169-176）
但是《东洋和评论》与日本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论支撑而主张的“亚洲连带论”或与帝国主义联合对付东亚区域主义的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卢明焕(音译), 2010: 184）前者是为日本侵略行为的正当化而提出的主张，而安重根义士的《东洋和评论》是为克服其论理陷阱和矛盾而提出的方案。（李弘林, 2014:106）考虑到安重根义士将民族主义和东北亚区域主义结合在一起，与帝国主义和区域主义分离出来，（卢明焕(音译), 2010: 185）它的主张又完全不同于后者。
中国和日本与韩国国内对《东洋和评论》的立场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朝鲜族学者为主对《东洋和评论》进行研究并获得有意义的成果，其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在中国将研究领域细分为国内活动、沿海州活动、击毙伊藤博文的过程与目的以及狱中与法庭上斗争等部分。(韩诗俊, 2011: 220)
与此相反，在日本安重根义士被视为暗杀“日本现代化之父”——伊藤博文的“暗杀者”或“恐怖分子”，因此认为安重根义士的义举是个人怨恨所致的恐怖犯罪（韩哲昊, 2012: 151-152）或至少将他的行为视为不正当的行为。韩哲昊(2012: 180)曾表示，虽然日本不少学者对《东洋和评论》给予积极评价，也对通过东亚合作实现和平的思想意义给予认可，但有必要对他们的观点和论理进行重新探讨。
Ⅳ.“东洋和评论”的实现方案:《听取书》
1. 概要
了解《东洋和评论》思想方面极为重要的资料就是1910年2月14日将安重根义士和高等法院院长平石氏人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的《听取书》。《东洋和评论》的具体实现方案就记录在这个听取书里。(卢明焕(音译), 2010: 183) 安重根义士在长达3个小时的面谈中阐明了《东洋和评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方案，并提出在庭审中将自己定为杀人犯被告人作出判决具有明显的非法性，也对日本阐述了自己对东洋政策的观点。(崔峰龙, 2011: 14)
根据《听取书》，安重根义士前瞻性地提出了相当于现在欧盟的韩中日经济区域化方案、发行共同货币以及让三国国民学习两种语言以上的教育政策。同时，还提出将旅顺归还中国后，使其发展成为韩中日三国的共同军港，并创建类似于联合国的“东洋和平会议体”等方案。
据朴明林(2011)说，令人吃惊的是安重根性义士不仅提到了相当于目前按照各区域、各领域展开合作的和平会议、共同军港、共同银行、共同货币及共同军队的创建，还提到了整个东北亚的共同繁荣。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东北亚是受两种思想支配的时代——与日本合作还是战争，安义士的所提出的思路富有独创性、革命性。(朴明林，2011：215)
2. 将旅顺发展为三国共同军港，组建“东洋和平会议体”
考虑到当时旅顺是中日争议地区，将旅顺作为三国共同军港并组织东洋和平会议体的构想可谓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逆向思维。玄光浩(2003: 177)表示，关于旅顺共同军港的构想是之前其他政治思想或政策方案中未曾有过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是安重根义士自己独创的构想，但就东洋和平会议而言，也许他从1899年的万国和平会议和《独立新闻》的社论“和评论”中得到灵感。
此外，安重根义士向日本忠告称，将旅顺归还中国虽从短期来看对日本有损，但从长期来看，它有利于日本，是日本能够获得信任的最佳方案。卢明焕(音译)(2010)表示，安重根义士对旅顺的立场类似于二战后法德两国试图将位于两国交界地区阿尔萨斯-洛林打造成欧洲共同体的核心地区。
3. 创建三国共同银行及发行共同货币
对韩中日三国共同银行和共同货币问题，安重根义士提出，首先组建“东洋和平会议体”，从三国的各成员募集1圆，以此资金为基础成立共同银行并发行公用货币。(尹庆老, 2010: 150)安义士提出的是相当于目前欧盟的国家间经济共同体。安义士还表示，为扩大和平会议体，在各国要设立支部。玄光浩(2003: 180)将其解释为他试图为实现三国连带打下实际经济基础。尤其该时期日本和中国(清)都已认识到两国货币体制的不同给商务贸易带来不少损失。
为创建经济共同体，发行共同货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正是因为如此，欧盟也使用共同货币——欧元。二战后欧洲各国提出欧洲一体化构想时，将成立共同银行和发行共同货币视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卢明焕(音译),在2010: 196再引用）明显证明安重根义士提出的方案切合实际。
4. 组建三国共同军团，实施两种语言以上的培训
各学者专家对于该项目没有太大分歧。大部分学者接受安重根义士的建议认为，若三国将组建共同军团，实施两种语言培训，加强友邦及兄弟情谊，霸权本身就变得毫无意义，满洲铁路问题导致的纠纷也会销声匿迹。（卢明焕(音译). 2010, 184）由于学习两种语言与三种相比，其负担确实少得多，而且会说两种语言，就可充分进行沟通，因此这是更为现实的方案。
5. 在日本的指导下发展工商业
虽然各学者对该议题存在意见分歧，但安重根义士接受了三国提携论之日本萌主论的主张占上风。玄光浩(2003: 187)也对此表示，可以说安义士采纳了三国提携论之日本盟主说。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安重根义士在“东洋和平会议”一项中强调韩中日以横向、独立及平等为原则建立区域国家共同体。也就是说，他在国家共同体这一更高层次的框架下，承认日本工商业发展水平。
崔峰龙(2011)对日本盟主论曾表示，安重根义士对日本忠告称“虽然日本现在作为头等国家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但因性急如火很快就会灭亡。”，还提出“日本可以不战而成为东洋的主人公”的方法论。从表面上看，他好像采纳了日本盟主论，但实际上不妨将其视为在东北亚国家共同体这一更高层次的框架下所提出的主张。
6. 三国皇帝拜访罗马教皇进行加冕仪式
严格来讲，这是让韩中日三国的皇帝拜访罗马教皇，接受加冕的意思，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安重根对此表示，这是旨在获得全世界民众的信赖的方案，并说“天主教信徒是所有宗教信徒中占2/3，因此若通过罗马教皇得到世界民众之2/3的信赖，那么这将会成为巨大的力量(卢明焕(音译), 在2010: 184再引用)。”玄光浩(2003: 187)对此表示，安重根义士重视世界民众的信赖是富有创意的。
与此相反，有些专家认为，安重根义士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因此为了确保普遍性，也就是说，为应对地区、种族局限性等批评而提出了该方案。 他试图通过天主教会，更严格来说通过天主要弥补其普遍性。(卢明焕(音译), 2010: 198) 考虑到安重根义士不是天主教圣职人员，而是普通信徒，但已深度干预圣堂运营的事实，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V. 以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安重根义士的《东洋和评论》
1. 中国学界对安重根义士的研究成果及课题
中国对安重根义士的研究是从义举之后开始的。安义士义举之后中国各种报纸和杂志纷纷报道了相关内容，刊登了时评、社论等。不仅如此，孙文、袁世凯、梁启超等重量级人物都发表了赞美安重根义士的文章和诗。在上海活动的朴殷植为相应中国人的关注撰写了《安重根传》，中国人郑沅也撰写了传记。此外，以安重根义士为素材的小说、话剧及电影纷纷被发布，在中国广泛宣传了他的义举。
在中国，学者对安重根义士的研究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一开始时该研究主要以居住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及辽宁省等地的朝鲜族学者为中心进行，之后其他中国学者也逐渐参与进来。研究主要以发表传记、资料集以及论文等形式来进行。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各种学术大会和纪念活动公布于众，而其中大部分活动是与韩国联合推进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的研究水平与之前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将义举后的安重根义士单纯称为侠客、刺客及民族英雄等的视角转变为对安义士的生平、活动以及他的东洋和评论进行深入研究。主导这些研究的学者是朝鲜族学者，其中金宇钟的作用功不可没。他与在日本收集、研究安重根义士资料的崔书勉保持紧密的关系，在提升研究质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中国学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研究东洋和评论等安重根义士的思想和击毙伊藤博文这一义举的历史意义。为了更正确地了解这一过程，将范围细分为安义士在国内的活动、在沿海州的义兵活动、击毙伊藤博文的过程及目的、狱中与法庭上的斗争等领域进行分析。在中国学界获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安重根义士的义举给日本的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士气。第二，安重根义士的义举不是恐怖犯罪或暗杀而是抗日义兵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安重根义士的义举不仅鼓吹了韩国民族的爱国运动，也给中国人的抗日斗争树立了一个辉煌的榜样。第四，安重根义士不仅是韩国民族的英雄，也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热爱和平的所有东方民族的义士。
要使中国学界对安重根义士的研究进一步得到发展，有些课题需得到解决。首先，目前除了朝鲜族之外的中国学者独自进行研究并获得的成果很少。大部分的研究仍然由朝鲜族学者来进行，因此今后要为其他中国学者自主进行研究营造良好的环境。其次，中国学界尚未充分反映、利用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因此要向中国积极宣传、传播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第三，为韩中两国学界联合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要超出之前韩中两国学者只共同参与、举办一次学术大会的局面，要对安重根义士在韩国和中国历史中地位如何、意义何在等进行研究，形成共识，积累成果。尤其是，最近中国知识分子间嫌韩情绪逐渐扩大的情况下，韩中两国需要以东洋和评论为中心对安重根义士形成共同的认识。
2. 以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安重根：以哲学、方法及目的为中心
考虑到战争和矛盾不断的19世纪、20世纪历史以及21世纪韩半岛和东亚局势，建设能够确保该地区和平的和平共同体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树立东北亚的新和平秩序和地位的主张并不是如今才提出来的。从这点来看，在实现东北亚和平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东北亚和韩国领先的和平思想家及运动家——安重根义士的思想中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对区域秩序从中华体制转为日本帝国主义转变的历史时刻，安重根义士所提出的和平思想和实践方案进行探讨，对目前需建设韩半岛乃至东北亚和平体制的我们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从历史、人文学角度探讨的东北亚和从社会科学、政策角度探讨的东北亚整合、共同体、合作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而这是必须要克服的课题。学问和现实相差甚远是阻碍韩国和东北亚和平的关键因素。而安重根义士正是为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思想和行动、历史和现实的整合提供了引领和核心支撑。
也许可以对它做如下比喻：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为战后德国打破僵局，进而解决德国问题、实现欧洲一体化而推进的“东方政策”是从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一战后通过和解来推进欧洲和德国和平的政策中吸取教训的、也是对历史宏观认识的产物。
如同施特雷泽曼渴望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和平，安重根义士也在20世纪初提出生命和人权、牵制与均衡、独立与主权、万国公法与世界和平等和平的核心范畴，设计了东洋和平（或通过东洋和平来解决韩国问题）的设想。虽然他未能完成自己东洋和评论的完整体系，但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阐明以国家间的独立、均衡、牵制为基础的思想大纲，为韩半岛乃至东北亚和平提出了重大的思想框架。那么，现在我们应从他的思想中吸取那些教训来提出韩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和平远景呢？答案可能是生命尊重、维护人权、主权尊重、平等、超出韩半岛实现整个东北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构想。
首先，探讨一下在21世纪评价、接受安重根义士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韩国“近代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冲突。根据民族主义理论和论述中的主流观点，近代民族主义通过种族单位(ethnic unit)和政治单位(political unit)的一致性来推进近代国家的建设及发展，以近代性和民族性的相遇、共存、和谐及并进作为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尽可能确保两者之间的和谐和一致性是近代民族主义必不可少的核心因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韩国近代性和民族性却正面对立、冲突。
从近代初期发生的实学和一系列近代化运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两者本来在韩国共存，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越追求近代性越远离民族性，越追求民族性则越远离近代性，陷入了所谓的“负性组合(negative combination)”。因为在韩国持续追求近代性归结为与日本连带——亲日，而坚持追求民族性则归结为亲华或回归传统——反日。由于支持韩国近代化发展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在韩国近代性和民族性只能相互冲突、对立。
这一点成了韩国近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最大悲剧。在韩国，民族性与其他国家不同意味着传统性=亲清。韩国民族主义甚至否认初期实学的近代性，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华，这明显反映出其倒行逆施、反近代的性质。也许这正是韩国民族主义出现长期悲剧的根源所在。从这点来看，安重根义士的思想和路线确实有着前瞻性和卓越性。他一开始接受通过日本进行近代化的方案，后来又未马上回归中国或传统，而追求与自尊、睦邻、独立及共存结合在一起的东洋和平。也就是说，他不靠日本，与日本对峙，也不立刻回归中国，从东北亚=区域角度谋求了新的近代化。作为东北亚和平的核心问题了解韩国问题的本质，即从区域问题的角度看待韩国问题，这明显表明他将民族性和区域性完全结合在一起。安重根义士将近代性和民族性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之后由朴殷植、申采浩、吕运亨、李承晚及赵素昻传承或重复，不断出现新的变化。
说到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无论人文学还是社会科学角度看，根据长期研究文献的结果，对国家、国民及国境的概念较早形成并其概念长期几乎保持一致的韩国来说，其民族主义属于市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的中间范畴，可以说是国民民族主义、平民民族主义(plebiscitarian/plebiscitary nationalism)。因为在韩国种族单位问题并没有超出政治单位问题。事实上，安重根义士无法打破君主问题的原因也是来自于此。君主=王朝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等同于国家的半近代性(semi-modern)国际秩序。与东亚初期共和主义的成果和局限性有着密切相关的该问题下次再谈，这里再回到民族主义的主题。东亚国家早期已经是种族单位和政治单位一致的历史性国家(historic state. Eric Hobsbawm)，因此可以判断，即使不是市民民族主义，至少已克服种族民族主义，形成国民民族主义。
如此这般，虽存在多种论述，但在本文只对东洋合作、和平以及整合问题的现实含义及方案进行简单探讨。
3. 关于东洋合作、和平及整合构想
首先，因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等种种原因，东亚共和国(East Asian Republic)、东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ast Asia. USEA)、东亚联盟(East Asian Union)、东亚国家联盟(East Asia Federation)以及东亚联邦(East Asia Commonwealth)等高度整合(high integration)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同时目前各国展开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但又因军备竞赛、战争历史以及领土纠纷等无法实现低级合作(low cooperation/low integration)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为国民国家和区域共同体划定中间范畴的问题，也就是说，对将区域和共同体的治理强度(density)设定为中级水平进行实际探讨。安重根义士的构想可以说是中级整合思想之根源。即金融、货币、劳动、人权、环境、安全、移居者、贸易等按照不同领域进行整合，形成连带体后，组建比国民国家更高水平的单一共同机构，形成整合共同体。为此，在现阶段可以实施的方案是将釜山和日本马关间的海底隧道和经过中国到欧亚地区的高速列车连接在一起。若实现该方案，用陆路两天就可到达巴黎。这意味着打开钢铁丝绸之路时代，可促进东北亚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共同开发以及扩大东西文化交流。而这将为提升东北亚的世界地位和形象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笔者认为该方案非常符合安重根义士在充分了解东北亚特性的基础下，对独立、共存、自尊、睦邻提出的整合性思想和构想。
其次，安重根义士不仅谈到和平会议——类似于现在各国按照不同领域展开的合作、共同军港、共同银行、共同货币、共同军队（和平军队）的成立，还主张在各国设立支行和支部，甚至还提出共同语言教育和共同繁荣。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如此前瞻性的构想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不仅提出多边主义安全合作=共同安全和经济整合（共同货币）等构想，还具体提出了区域和平共同体的大纲和目标。安义士甚至还谈到了与东南亚的共同繁荣。考虑到当时只存在与日本合作（亲日）或战争（抗日）的两种观点，他的思想可谓富有独创性、革命性。那么，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探讨的议题就是编制韩中日共同教科书、由韩中日三国共同出资创办大学，以培养贡献于东洋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未来领导。
第三，自二战后至今在全球只有东北亚维持两者主义——东北亚例外主义（North East Asian Exceptionalism)，而如今才超出六方会谈等按照个别议题进行的多变协商(ad hoc multilateral approach)，开始构筑清迈协议(CMI)等初步阶段的制度化的多边主义 (institutionalized multi-lateralism)和多边区域共同体(multilateral regional)。对这种东亚、尤其是东北亚来说，安重根义士所提出的构想意义重大。也就是说，现在由东南亚十国主导的“东盟10+3”体制固然重要，但若实现安重根义士所主张的“韩中日+东南亚各国”体制，那么亚洲和平将会更加坚固。安重根义士不仅主张横向合作、整合，还主张垂直性整合（支行、支部），追求横向、垂直交织，即多变复合网络的和平。若我们组建东亚和平会议，比如首先在民间领域组织东亚市民和平会议并在首尔设立总部，在广岛、长崎、济州岛、南京、大连、哈尔滨、平壤、仁川、东京、冲绳、台湾、河内、胡志明、东帝汶等地设立支部，那么可以有效商谈、推进和平合作问题。若这中体制提升为国家水平，其将取得的积极效应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从安重根义士将区域性和民族性结合在一起的构想中得到启示（因为如今所说的区域性都含有国际性），作为事关东亚和平的课题和韩国问题的一部分，解决统一问题也存在排他性民族化和国际化之间进行妥协的、中间水平的结合路线。因为统一问题是典型的国际问题。归纳为漂浮国家(floating country)、殖民地国家(colonial country)、分裂国家的1910年前和1945年前后时期出现的无数去韩国化和国际化案例姑且不谈，我们至少要超出民族化达到顶峰的7.4共同声明、6.15共同宣言和国际化、去韩国化达到顶点的停战协定、日内瓦协议体制，实现两者之间的结合。不然，我们无法实现统一。
最后，从区域、普遍的角度看待日本问题。日本问题已成为东北亚乃至全人类克服普遍性历史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它已超出了韩国民族主义的范畴。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领土纠纷、歪曲教科书问题、对历史道歉问题等，要解决日本问题像安重根义士那样需要克服民族性和两者性。从这点来看，韩国社会远未达到将日本问题视为人类普遍问题的安重根义士的思想水平。如今的日本问题不是韩日问题，也不是民族问题，是事关整个东亚的、全球普遍的人权问题、矛盾问题，也是民族主义问题。我们应从这样的角度来对待日本问题并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日本，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问题，也是世界普遍的问题。同时，最近的六方会谈、钓鱼岛、汇率战争等案例都告诉我们，东北亚普遍性问题仅靠韩中两国的合作无法解决。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普遍因素的合作必不可少的原因就在于此。
Ⅵ. 结论
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之2/3居住在亚洲，经济财富也集中在亚洲。如今随着“称为G2之一的中国”和“军事经济大国——日本”逐渐成为超强大国家，亚洲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不由得令人想起分别在13世纪和20世纪迅速膨胀的蒙古和日本。我们所处的现实对105年前安重根义士提出的亚洲连带和东洋和平为何重要给出了答案。安重根义士的《东洋和评论》不仅给我们每个人，还给处于分裂状态的南北双方、东北亚以及亚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很大启示。
首先，对个人而言，使我们悟出“孤则易折,众则难摧”这一简单又重要的道理。帝国主义的热潮已成为过去，但没有人能保障今后类似的侵略历史不会以不同方式、不同形式重演。也就是说，对《东洋和评论》的探讨明显告诉我们维护和平的关键不是像大东亚共荣圈那样充满矛盾的论理，而是通过连带和和谐实现共存、团结。
其次，不仅给南韩，还给北韩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祖国分裂日益常态化的情况下，今后要如克服分裂状态？南北韩实现统一真有利于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吗？或如何才能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同时推进南北韩统一？《东洋和评论》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指明方向。
第三，组织联合国般的协议体、欧盟般的共同体、发行共同货币的主张在东北亚早已存在，这一事实令东北亚人认识到该地区国家间共同体可以为全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尤其是，欧洲积极推进并获得很大成果的欧盟等共同体和欧元等共同货币的模式早在105年前在东北亚提出，这明显证明安重根义士的思想充满前瞻性、高瞻远瞩。
第四，以在东北亚地区早有关于国家共同体连带问题的讨论为基础，对《东洋和评论》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可以为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国家间对立和矛盾问题提供解决模式或重要参考。
当然《东洋和评论》著作本身是未完之书稿，相关资料也仅剩下了庭审记录和听取录，因此对安重根义士的思想更深入了解、研究是不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最近日本右倾化日益严重，包括北韩，韩中日之间的领土及经济纠纷频繁出现，与除韩中日之外其他列强的外交关系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考察《东洋和评论》，重新审视东北亚国家间的连带对维护和平起到的作用是意义重大的事情。虽然《东洋和评论》是未完之作，但现在与其将它保存原貌，不如致力于不断弥补，使之更加完整。而这仅靠个人或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韩中日三国间，尤其是韩国和中国之间要展开超越国家界限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