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盛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我要讲的主要是对“政府利用公司”存在的风险的批判。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大家都在互相利用的，谁更多地利用了谁，这是很难分开讨论的问题。

“公共外交”最早是古里恩提出来的。他指出，公共外交是超越了传统外交的一个国际关系维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国私人团体、利益集团他国私人团体、利益集团的互动。剑桥大学的克里斯托夫就指出，国家发展公共外交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不断增长。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不论是资本、商品还是人员的流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跨国公司讨论公共外交这样一个话题是很自然的。

赵可金老师的文章中提出公司外交是1990年代前后的事情，国内也有这样一个讨论（当时也一度出现这样的提法和著作）。但直接提出跨国公司与公共外交，我看到最早的还是由罗特莱格出版的《公共外交手册》里面提到的。吉安赖因哈德指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商业是否应当介入公共外交，而是它会不会以及进入到何种程度。介入以后我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它有利的一面，但是我要多要说的是风险和问题的一面。

我认为可以把公共外交分为公众与公共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更多是公共外交成长成熟的阶段，一旦这个阶段过了，更多的是国家如何去调控，保持这样一个外交属性或者是公共属性的更高要求的阶段。因为公共外交不同于别的，一旦在国内成长、开放的程度提高以后，就不是一个你是不是要去扶持的问题了，而是一个自然而然、不受规制的问题了。

第二方面谈跨国公司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问题。大型的跨国公司本身就有能力，而且很早以来一直在做，包括设立政府公关部，来从事对外关系活动。

真正的应该是政府行为。刚才提到两种方式，授权或者是追认的方式。但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很难去追认。像这次中国与越南在南海的问题，一开始是981平台，是中海油公司在做，问题来了以后国家出面。中海油不可能自己来处理这样一个风险很大的问题，相比应该上升到一个国家行为。

我个人认为，严格意义上跨国公司在外交中还只有载体和客体两种身份，实际上跟我们之前在公共行政中讨论的民营化、私有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为公共外交是政府的一种公共行为，但是这样一种私有化、民营化的提供方式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风险，得到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而且我们开展这样一种活动，对公共外交来说，更多的并不像公共管理中委托定向授权的方式，可能更多需要就具体问题的议题式的联盟。用苏珊·斯特兰奇的话说是一种“三角关系”、“三角外交”。那么对这样一个联盟的选择，实际上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主动性，企业并不一定对每个案例都愿意介入，或者说是一种长期绑定。对企业来说，国家如何协调与它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利用自己的跨国公司未必就是好事。我们看到中海油收购的时候，实际上自己做了很多工作，但最后还是没成功。如果政府介入了，会是更好的结果吗？我们本身就面临着美国对我们跨国公司、国企的性质质疑，如果政府介入可能情况更糟糕，让它自己来处理可能结果更好一些。关于“public”一词，在我理解有公众和公共两个意思，所以公共外交应该是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是在外交的双层博弈环境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政府试图保持自身外交自主性地位的应对行为。

最后谈一谈美国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就是利益集团介入政府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即便是在美国，如果谈商业力量过多介入政府的决策、外交，可能对他本身的形象也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利益集团绑架政治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是有点相似，公共外交现在不是说要鼓励什么，实际上大家都在做。 

这一方面是外交民主化的进步表现，但也是一个公共外交私有化的困境。这都是需要探究的。

更多的中性或者是偏向全球主义来理解外交主体，但所谓民间外交，包括刚才提到的跨国公司外交，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范畴，更多意义上是外交范畴，更多意义上是泛化外交范畴的结果。公司本身过多参与公共外交也会引发问题，本身这在国内新闻报道中也是很敏感的话题。跨国公司介入公共外交需要的也是一种治理，而非原来的统治方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鼓励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跨国公司介入并且参与公共外交的同时，使政府掌握好这个度，把握好公共外交的公共属性，多顶层设计，预防性的制度设计更重要。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讨论了很多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介入，最后导致软政权这样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讨论这个，有必要事先设计一种更好的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机制，再具体讨论如何引用和运用，避免出现俘获性的公共外交。像王逸舟所强调的，“外交公器应该为民所用，而不是被个别利益所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