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赵启正主旨演讲
各位与会的代表，大家上午好！我今天从上海匆忙赶回来参加此次会议，是因为我对此次会议有着深厚的感情。全国地方的公共外交协会除了中山、佛山我没去之外，其他的都去过了至少两次，当然温州去的更多。对于在全国来说，这十三四个地方公共外交协会，是推进地方公共外交工作的先锋。
今天主要讨论的主题是城市外交。但是也许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在讨论中建立起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和高校之间的一种联系、一种纽带，希望大家能够结成朋友、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而且这种帮助是互补的，因而也就绝对需要的。这次讨论，也许在城市外交之外，还有更多的主题可以谈。
城市外交这个题目我思考了很久。“城市外交”的定义是什么？也许对“外交”最严格的定义还是政府之间的交涉或者是国家授权的，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对方进行交涉，达成理解、共识，或者是结成友好的关系。当然，谈不好互相提出抗议。这也就意味着，外交不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后来“外交”的定义有所扩展。大家都知道，“公共外交”这个词，最初是外国对外宣传的代名词。他由政府出资、政府策划。但对比起我们的对外宣传来说，形式更加活泼一些，但核心内容依然是政府承担。随着公共外交实践的发展，很多国家觉得由政府承担对外宣传的效果，不能尽如人意。
我国早就认识到了，面向公众的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周总理很早就提出“人民外交“的概念，并为此成立了人民外交协会。可惜中国文化的传播能力有限，汉语普及度不高。“人民外交”的概念没有在国际社会被广为接受。如果这个词被广泛关注，“公共外交”这个词也许就不需要了。刚才和郑启荣副院长聊天，聊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经济走出去。走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归根结底，还是使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世界舞台上起到足够的作用，能够对全球的发展有所贡献。
今天我们越发感觉到，中国为世界做贡献的时间到了，并且这种呼唤也是急迫的。我在外交学院表达这样的观点，显然更有意义。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国防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与周边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方面受到了孤立，形势可以说是很严峻的。长期以往，将对中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然，周边环境的改善并不是说只依靠公共外交就可以改善，但是公共外交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通过公共外交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人民，认识中国的文化，认识中国的政治制度，认识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使他们喜欢中国，至少不讨厌中国。使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有所变化，舆论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外国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
也有人会提出疑问，公共外交就这么自私吗？可以这么说，任何外交活动都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我今年又去了一次日本，我对日本方面说，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我们觉得中日应该友好，但从你们日本人从日本的利益出发，觉得中日该不友好。我随后说，我们友好，对东北亚的和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对世界和平是有重大贡献的。公共外交的立场确实是追求中国的利益，但不会和世界利益冲突，并且为世界的总体利益是有贡献的。这句话说得很平常、很空。但当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政策相比较，才知道这一点有多么可贵。有些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是在“校正”外国人对他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而其标准则是自己设定的。他要不断讲自己的道理，为了自己的霸权去进行公共外交。而我们不是为了霸权，而是为了友好。我们的公共外交政策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但不和国际共同利益想矛盾。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公开说明，也不必隐晦。
在今天，美国也认识到单靠政府的公共外交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多次号召民间的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美国的几个网络，参与对外国的，特别是对中国的外国活动。这叫做“网络外交”。
“外交”这个词用得很随便，网络外交、体育外交、文化外交、人文外交等等。有些则具备更具体的历史意义，比如说乒乓球外交、熊猫外交等等。这些说法多数不是正规定义的政府外交，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这些词我们都得去接受、去运用。
“城市外交”这词，以前也有人使用，但并未得到推广。在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个问题提出之后，这个概念开始得到比较正规的运用。而“城市外交”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十分丰富。本人在上海任副市长的时候，负责上海市的外事工作。区别于中央政府的外交，外事是地方政府承担的对外活动。我们称其为“外事”而非“外交”，因为我们觉得不能代表国家。我们和友好城市交往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谈判、签署友好协定。这些行为，如果准确地说，是地方政府外交。我们地方政府去外国交流，为外国城市做一些贡献，比如说举行一些中国文化表演，跟外国人士举行论坛、发表文章等等，都属于这一概念。
为了促进地方的对外交流，我们成立了地方的公共外交协会。公共外交协会的任务就是把地方外交振兴起来，推动本地公共外交的研究与实践，向外国介绍一个真实的地方情况。各地的公共外交都做好了，加起来就是中国的公共外交整体做好了。
我经常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外国人认识中国绝对不会走遍所有的城市。多数人只去过几个城市，而这几个城市就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在这一点上，中外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一般中国人很难能说出100个外国人的名字，并与他有密切的交往。我们认识的外国人很有限，而我们对这几个人的印象这就是对所有外国人的印象。如果这几个人外国人很优秀，那么你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很好，反之亦然。
高校推广公共外交义不容辞，那么高校和地方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公共外交到底有多深的理论，往前走的前途还有多少？这还都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答案。但是这个理论是一定需要的，它要指导实践，使公共外交更加有效。如果这个工作做得不好，则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现在高校的公共外交研究还做得不够，而一些正在发展的新兴学校更有兴趣做这方面的研究。相较于已经发展成熟的学校，新兴学校在传统学科上有一定弱势。但新兴的大学在新的领域进行探索，则没有明显的劣势。所以我鼓励新兴的大学多做公共外交方面的研究，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与此同时，一些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也开始关注公共外交领域。相比其他领域，公共外交方面的研究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是可以参考的文献较少。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带来知识的曾加，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新观点，所以我鼓励学生在公共外交领域进行探索。
下面我会谈一些具体的案例，大家可以交流。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负责外贸、外事，还领导一个被认为是中国10大智库之一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于地方城市的外事或者是外交工作，我们当时提了三条要求：
第一是，服务于中央总体外交，与总体外交的方针政策相一致；
第二是，服从于地方的需要；要回忆30年代我们是很幼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考察，随口说出的几个经济上的词汇我们就瞠目结舌。外国人提议双方一起做一个BOT合作项目。我们不知道什么是BOT。“B”是建设（Building），“O”是运行（Operation），“T”是移交(Transfer)。具体是指两国定立合同，A方提供土地，B方提供资金。建设完成后，B方收费，若干年后移交给A方。很多项目可以按照此方式合作，比如高速公路。为了更好地了解BOT，我们请来永道进行更详细地介绍。1小时的介绍收费10万美元，我们觉得费用过高。永道解释道，1个小时的报告背后是几百个小时的研究。我说你们给上海市政府做这个研究，对于你们来说也有很强的广告效应，你们已经获利了。我们当时还很幼稚。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第三是，做好外国领袖、代表团来访的接待工作。而这属于政府外交还是公共外交呢？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是政府外交，但是后来这项工作也涉及到了公众。这种变化对我们有很大好处。我在浦东负责外事，所以经常要负责接待外国来访领导，时间有长有短。到北京的外国首脑代表团，一半以上都会去上海，并且时间会在周末，因为周末北京难以接待，而上海表示愿意接待，希望能和这些外国首脑代表有更多的接触，所以外交部就会经常把代表团派到上海，由我们接待。作为给外交部的回报，我们希望能够给予来访代表团良好的住宿条件。代表团来了上海以后，一切都由上海来负责，不管是会务工作还是翻译工作。同时我们把他们带到农村、工厂去参观，利用这个机会与公众进行接触，这也算是公共外交。
我在上海负责外事，有很大的收获也经历了很多变化。当时上海有50个国外友好城市，每年平均每两周就需要接待一次总统或总理级的代表团，以前每年出国的只有三四个人，现在增长了10倍。在上海有60个总领事馆，80家外国媒体。外国领导人来访，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机会更多的了解到他们的想法。
承担中央的任务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亚运会、世博会，甚至很多地方愿意争取承办国际论坛和国际会议。有人批评承办这些大会议或赛事花费巨大，这种批评是对的。但是这些地方政府觉得，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城市。我们在巴黎举办了一个中国文化周，当时西安的同志就说：“怎么知道马王堆，不知道西安呢？”这就说明你得有文化符号。还有人说“海尔”怎么出名的？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冰箱不合格，就把冰箱砸成废铁了，一个故事使海尔出名。上海要出名，是不是也得有故事？我们地方公共外交也要想，如果一个城市样样都好，那么他就难以被人记住。如果只有一点突出的好，就很容易被记得住。
在公共外交当中，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表达方式。而发现表达方式的任务，仅仅依靠高校是不够的。高校数量有限，并且很少有机参与到公共外交实践当中去。地方外交协会活动的时候，不妨请高校的老师参与，他们本身也乐于参与的。这样就使地方与高校结合了起来。
柯银斌说建议我不讲理论，只讲故事。那么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故事。一个是1991年阿拉法特来上海，一个是1995年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访华，一个是1996年叶利钦访问，这里有很多故事。
阿拉法特从越南河内谈判后飞去阿拉木图，需要从上海转飞加油。当天上海大雾，大到路灯只能看见一个，飞机不能起飞。阿拉法特执意要起飞，甚至说以革命的名义也要起飞。我见到阿拉法特后，直接向他表示：“阿拉法特同志，你今天不能起飞。”他说：“以革命的名义，我要求起飞。为什么不让起飞？”“因为你是领导，又是我们的同志。江泽民同志在此时也不能起飞。”这样他就留在上海过了几天。他在与我的交谈中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巴勒斯坦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也要搞改革开放。”但是我们深感他处境困难，他的警卫对他寸步不离。在上海停留期间，阿拉法特不吃不睡。他的警卫央求我劝他休息。他和我说，他在巴勒斯坦推行土地换和平的计划，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为了这个计划，他昼夜不停的找别人交谈，说服他们同意，并为此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上海才一夜，没有关系。我恳请他早上起来无论如何吃个饭，机场附近有很多餐厅，方便快捷。他的警卫表示，他们必须和阿拉法特同乘一辆车才能保证安全。早餐吃得很好，我们两个挎着胳臂在阳光下散步。最后留电话给我说：“这就是我办公室桌上的电话，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认为我和他的交往是成功的。
所以说地方外交也能完成一些任务，他对中国的印象极好。我们也是能做贡献的。
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访华时访问了上海，因为上海当年接待3万从欧洲逃的犹太难民。其中1万人从上海转至其他地区，有2万人长期留在上海。当时上海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能前往的地方，因而保护了很多犹太难民，他们对此十分感动。上海的音乐学院、德文报纸、一些新技术，全部受益于这批犹太难民。克莱斯蒂尔说，对于那段历史，德国道歉了，勃兰特还在华沙下跪。奥地利对此也有责任，也应该道歉，我也去华沙下跪过。当时下着大雨，路边有些上海人躲在屋檐下。克莱斯蒂尔误会了，以为是欢迎他，执意要冒着大雨下车。我只好跟着他下车，但路边的群众在发愣，我马上说：“这是奥地利总统，请大家挥挥手，说说话。”我在和他的交谈中说：“只要认了错，都是可以谅解的，你也认了错，德国人也认了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困境是日本人不认错。”克莱斯蒂尔说，他听过一个故事。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吃的不够了。纳粹想出一个办法，要把所有单数号的囚犯枪决。一个奇数的囚犯说“我有七个孩子，不要杀死我。”一个偶数的囚犯说“我是神甫，我愿意替他死”。纳粹说：“可以，但既然你这么善良，我们决定不枪决你，而是饿死你。”正说完了，天上打雷，雨越下越大，我说：“你看，你的话感动上帝了。”克莱斯蒂尔哭了，旁边的人都也跟着哭了。他说：“我们南奥地利人是感情用事的，包括总统也一样。”这件事使我和他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但可惜的是，他回去不久就去世了，要不然这个友谊可以一直维持到今天。
中外有别是大家都知道的，外国人之间也是不同的。阿拉法特是一种，克莱斯蒂尔是一种，叶利钦是另一种。他来上海，一下飞机就问：“赵同志，你对我有多少了解？”我说：“我对你有点了解，看过你的自传。”“有问题吗？”“你中学时违反校规，老师和校长汇报要把你开除。你向校长汇报要开除老师。最后校长把老师开除了。你这么厉害，俄罗斯人是不是都这样？”“当然不是，就我一个，所以我当总统。”我和他参观贝尔公司，就是上海最大的电话交换机厂，…介绍说：“这个线路板有七层。”他说：“哪有七层？就是一层。”指鹿为马，总统就这样。参观结束后，我在车上问他是否是对西方技术不信任。他说：“当然，尖端技术只有俄罗斯能给你们，他们给你们什么尖端技术？”他还询问了上海引进外资的经验，他听后十分满意。并希望将经验介绍给随行的部长。我向他们做了40分钟的介绍，居然没有人任何人提问题。我事后才想到，他们开放的比我们晚，他们对市场经济实在不熟，居然没有一个人听明白。事实也证明，他们做的和我们做的不太一样。叶利钦酗酒，但他并不想承认。但到了晚上向上海方面要酒喝。结果一口气喝了7大杯茅台。他喝多了想叫自己的保健医给自己按摩，但保健医也已喝倒在桌上。我们把他送回去，他在房间里见到谁跟谁拥抱，不管男女老少。作为总统，他的性格还是比较任性的。
一个事情做好了，就可以埋下种子，可以发酵，比如说英特尔。我94年或是95年访问英特尔公司的时候，看见公司墙上贴了一个开会规则，有很多条。会议主持者要注意几条：你的目的清楚吗？哪些人是事先征求意见的？最后要做什么结论？参加的人是谁？参加者要主义的几条：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跟你有关的内容准备了吗？是否要在开会时提出你的意见？最后哪些是需要跟你的部门做布置和传达的？牌子很大，英特尔的副总送给我，但我无法装箱，只好将板子背了回来。随后我便找人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到了96年英特尔总裁贝瑞克前往国新办。看到了这个规则，在合作商讨完成后单腿下跪，像古典电影一样，向新闻办致敬。他说：“如果全世界的政府都像新闻办一样，我们英特尔就前途光明了。”这就是故事，这些在中央政府外交中就体现不了，所以地方的城市外交一定要创造性地去做。
目前城市外交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地方工作人员的水平层次不齐，接待外宾工作的水平也很不相同。而我们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就要在此时发挥作。我们应当讲一些案例，并参与到实践中去。有这样的故事，1992年印度总统到上海一个郊区去参观。地方政府向他介绍当地情况时，采用的形式跟政府工作报告差不多，只不过把“国家”或者“政府”改成“乡”。他听着索然无味，我们看出来他不耐烦了，但他还是坚持听下去了。但在随后的参观中，他听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介绍他们家的房子。哪间是自己的，哪间是儿子、儿媳妇的。他很好奇：“为什么儿子的房子比你们大？”妇女说：“第一，我们很疼儿子；第二，儿媳妇是客人，我们必须对她好。”他当时就冒出一句话，“和印度不一样”。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大概是他的反省。印度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吗？这是很自然的讲出来的，如果你讲妇联的奋斗目标、中国妇女解放，这让别人完全提不起兴趣，就无法宣传。一句话“儿子、儿媳妇的房子比我大”，就够了。所以说这是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区别。
再比如说新华社的社论，这种社论虽然也是需要，但是有效性、说服力是比较弱的。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时候，他向中国大使馆索要大陆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大使馆回应说，需要等几天。两天之后，中国大使馆将《人民日报》中文版的影印搞交给了他。这位学者同时还向驻华盛顿的台湾文化代表处索要立场观点。台湾方面向他提供了一份用地道的美式英语书写的文件。完全是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说得清清楚楚。如果单从这方面来看，我们输给了他们。那么他们的文字从哪里来的呢？是台湾当局请那些美国在台湾的美国商人的太太们，帮他们按照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写出一份文件。而我们则是找国内英语好的人，将中文文件翻译成英文。但并没有考虑到美方是不是一定能接受。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我们有很多的外商，他们也有太太。请她们看看我们写出来的稿子并提出意见，绝对是可行的。资源到处都有，总要的是如何发掘和利用。
我们除了向外国人介绍我们的制度、政策、自身的发展之外，还要介绍新发生的事情。比如，韩国的公共外交做得非常好。韩国方面在和我交流时问“国学”是什么。如果我们总是讲古代的国学，外国人没有很高的兴趣去聆听。如果讲古代的韩国，讲高句丽、讲新罗，外国人肯定没有兴趣。这些知识看书就可以了解了。我们现在要讲新韩学，就是讲今天的韩国怎么变得富强。我们今天所坚持的理念是什么、今天的“韩流”是什么。他出于友好问我：“你们中国怎么不讲新国学呢？”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有人说，公共外交的背后是文化外交。但是我认为，公共外交就是文化外交。社会科学的名词的定义不是十分精准、界限也不十分清晰。追求完全的准确与清晰是很痛苦的。我们虽然找不着明确的边界，但只要概念不错就行了。
如今，我们在国际社会上受到如此多的为难和职责。这些职责中，很多是错的。但随着时间的拉长，我们显得愈发孤立，要想改变这一现象是很难的。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外国最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的强大，他将向何处去？中国会不会成为新的霸权？日美的炒作，核心是中国威胁论。每一条都从中国威胁论出发去宣传。加之东南亚的呼应，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形成气候。当我们被问到：“中国这么强大，那他将到何处去？十字路口上的中国，是往霸权走，还是往和平发展道路走？还是往混乱的中国走？”这样的问题之时，我们的回答都过于简单，只提及“和为贵”。“和为贵”是2500年前孔夫子的话。他面对的不是整个世界，孔夫子也没有世界的概念。那么今天就不可能以简单的“和为贵”回答今天面临的现实的问题，而需要我们的继承、创造与发展。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那么我觉得是“和”。但对于外语来说，“和”可以翻译成的词汇太多了，包括和谐、和睦、和气、和美等等。通常只能用一个“和谐”（harmony），但“和谐”只是“和”的一点。我觉得衡量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简单的指标，就是每年有多少中国字进入了英文字典。几天前，全球时报很高兴地报道了去年“老妈”这个词进入了英文字典。但这个词是有没有思想性的。像民主、自由、人权这类词语，有深刻的思想性。我们也需要这样有深刻思想性的词语，可以进入英文字典，影响世界。这个“和”字，我提议将其翻译成“Heism”（和主义）。在个中场合中都使用这个词汇，用的多了，就能扩大中国创造的影响力。
我认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外汇储备太多了。出去投资还能赚利润，就像酵母发发酵。除了资金储备，我们有一些技术储备，比如家电技术等等。但除了资金储备和技术储备，我们还需要文化储备。如果我们今天不创立新的文化，没有创新，老拿孔夫子走出去，大概走不了多远。文化储备的主要内涵是新思想，也就是需要一个属于中国人创造的新思想。撒切尔夫人在自传里《治国方略》里说：“中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他们只能生产电视机，不能输出和传播被世界接受的思想。”中国人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将很多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压迫。当然，帝国主义压迫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我们将抗日战争定义为“八年抗战”，但日本的课本中却写着“14年中日战争”。日本说14年而我们只说8年，这是在减轻他的罪恶。我认为，抗战时间如此之长，不在于日本人，而在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尽快获取胜利。我们不能总抱怨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得承认自己不争气。今我们面对的形式也一样。我们走出去困难面临很多困难，确实有别人的原因。外国对我们轻说了有误解，重说了有恶意。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原因，还需要我们自己努力。方式方法的艺术性需要增加，最重要的我们要有新文化、新思想，只说“和为贵”不容易有很好的效果。
我4月份到哈佛肯尼迪政治政府学院开了一个中美大国关系讨论会。约瑟夫·奈、傅高义、陆克文等很多外国专家学者与会。他们对“和”是否是中国人的文化和原则产生了质疑。我拿运动举例进行说明。在所有奥林匹克运动中，凡是有网隔开运动员的运动，中国能争一个雌雄，没网的都不行。中国人天生不愿意冲撞,这就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振兴是百年任务，欧洲文艺复兴经历了二三百年。当今的中国，文化产业可能大发展、大振兴，比如我们的动漫、电影等，有了走出去的可能，但是文化大振兴需要更多的时间。文化最主要的是语言，语法的表达、词汇的分布就是表现的文化。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单词很多，岛国的人关于“鱼”的词汇最多。我们关于山的就挺多，“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句话可能无法翻译成英文。创造文化，才是公共外交的基础。
今天我的发言只是抛砖引玉。并借此机会，希望参加的高校和参加的地方公共外交协会互相表达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成果，使我们可以跨越地区，形成合作。另外，地区外交协会和外办也要合作。地方的外事或者是地区外交比中央外交更丰富，因为各种事情、各种场面。中央的外交大体上还是在接待大厅里，而我们是在现场。对此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讲的也不少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