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印象与韩剧的影响

每次出门都会带一本书，抽空看的，否则总觉得空虚无着。最近在写着有关“现代化”的东西，因为其中必然涉及到宗教的问题，因此目前正在补着对宗教的认识，读着《圣经》，因其太厚，固然是不能带的，于是想带本薄的，而且是平时想读却没多少机会来读的。想来想去，带了本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是本文艺创作理论书，其实算不上理论，而是一种思想，该书认为，“生命力受到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之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这一论断与我有极大的共鸣，90年代上初中时读我唯一的读物鲁迅杂文集，从中知道了此书，因其书名而印象深刻，后来大概2008年才读到这书原著。一读，于我心有戚戚焉。

对我来讲，大概去任何地方游览或旅行，都是“心之旅”，而非“目之旅”，通过对一个地方的游览，希望能了解这个地方，进而能更加了解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心有所启悟，是我最终想要的。这次济州之行亦然。

在济州之行临行前，因为诸事杂乱，搞得心也静不下来，并未预先用心做功课，因此，对济州岛的认识并不多，只知道它是一个旅游胜地，风景一定非常佳美。甚至一直以为它大概是个以自然景色为主的近乎“荒芜”的岛吧，直到飞机缓缓进入济州岛上空，从窗口看到下面是繁华的街市，才猛然认识到，这里已经如此发达了。这种巨大的差距，不禁有些让我失望。

但很快，这种失望就抛诸脑后了，我发现，这里虽已是现代城市，但并无多少现代都市令人厌倦的“烟火气”，依然保留着几分来自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这位陌生来客的一厢情愿吧。

入住的酒店是Haevichi，据说韩国酒店不分星，而是按照“花”来评级，这个酒店是五花的，经常听他们介绍时说是“超五星”。我想，看到它的干净、豪华的设计、设施，人员的高素质等等，大概这种说法并不错。据说还经常会有各国领导人及明星下榻此处。

我们的房间在7楼，1715，正好位于最靠近海边的地方，站在阳台上，可以遥望大海、鸟瞰酒店外景，还能看到海边的两个白塔，听他们说韩剧经常来此取景，这两个白塔是韩国影视中常用的背景，听他们这样说着，看韩剧不多的我，也感到这两个白塔有些眼熟了。

来到这个地方，“韩剧”这个词是经常听他们提到的，而且提到时总会有几分喜爱之感，可见韩国的影视文化对中国普通人的影响已经是多么的大与深。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历史远不如中国，文化上更是派生于中国，人均经济水平却早已远超中国，软实力与中国相比同样处于强势，虽然很多中国人谈起韩国时似有一种“优越感”，但诸多方面的不如，还是值得人们深思。

我问一位在当地留学的中国学生，她告诉我，韩国人认识中国的明星，多是港台的，很少认识中国大陆的明星，大概只认识范冰冰等少数几位，而且，对中国导演也认识不多，认为贾樟柯是中国最牛的。相比起来，大批“哈韩”的中国人，对韩国明星大概会如数家珍吧。

影视剧是一种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甚至，人们了解一个国家，乃至一种文化，大概已经不得不首先通过其大众文化了。正如很多人没来过韩国，但想起韩国时，大概首先就是韩剧中它们的样子。而且，影视剧虽然是一种大众文化，是区别于精英文化的，但我一直认为，影视剧必然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文化的孕育下产生的，如果它的文化本身不发达，就不可能做出好的影视剧(因此，我更愿将“影视”归为“文学”一类中)。文化不发达，其大众文化也很难发达。这一点，我们中国的现状大概就很易说明。

热情的济州人

对韩国人的印象，因为接触不多，一直比较模糊。有次在北京参加一个会，遇到一位常年在京的韩国某报女记者，虽称不上很漂亮，但妆容精致，衣着讲究，谈吐不凡，且会说中文，性格颇开朗。在谈起韩国人如何分别看待中美时，她说，韩国人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当然是一边倒倒向美国”，因为美韩是盟国，而中韩间则发生过战争。我不知道她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但估计肯定是代表了她个人的真实看法。对于这位外表时尚的年轻女孩，竟能从她身上觉出较明显的冷战味道，很令人意外。——这大概也是媒体职业所加给她的影响吧。

但来到济州，发现这里的韩国人给人的印象颇为不同。在这里看到，几乎每一位韩国女性，不管年龄的大小，相貌如何，都带着精致的妆容，仪态优雅从容，对陌生客人讲话时，必然微笑、点头，有时，因彼此语言不通，而对方又不怎么听懂英文时，她们就会表现出焦急的样子，关心地看着你，那眼神仿佛说：“你如果懂韩语多好，我就能听懂你说话了。”或者是“我如果懂英文或中文多好，就能听懂你说话了”。这样“僵持”数秒钟，她们就会想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找懂英文的同事，或是找懂中文的同事。总之，问题必然会在友善和谐的气氛中得到解决。这非常使人愉悦。

这里的韩国男人，依我之见，大概可以说在相貌上优于女人。因为男人大概是不化妆的，但却普遍长相端正，举止彬彬有礼，与陌生人对视时，总是点头微笑致意。你若有什么问题去问，他们就会耐心解答，问路时，他们会动身指给你。

刚去时的晚上，参加完了活动外出，同行的媒体朋友们已经去了一个附近的酒吧，我因事后来单独去。但对于这地方丝毫不熟悉的我，若离了酒店，简直就像进了迷宫。幸好他们有的给我发微信，告诉我酒吧的名字、地图位置，还拍了照片给我。我便问了酒店的工作人员，朝那个方向走去。

来到路口，看看周围的建筑，都没有照片中所显示的那家，不知该往哪儿走。这时，看到路边小超市门口坐着四位年轻人在喝啤酒聊天。年轻人的素质会如何？我心里有些没底。但没有别人，也只好去问他们。

我用英文跟他们打招呼，谁知，其中一个用中文问我。原来，他曾在东北政法大学留过学，学过中文。他非常热心，知道我的问题后，问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便看我的手机，然后掏出自己的手机来查看地图，有的起身到处望，甚至走到下边路边上，有的皱着眉头想，一边想一边说话，于是，四个韩国年轻人就因此忙了起来。一会儿，有个年轻人恍然大悟的样子，告诉那位说中文的，应该怎么走怎么走，又由那位说中文的朋友告诉我，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们还请我吃他们的小吃。我感谢他们，给了那位说中文的朋友一张名片，便告别他们，去找那家酒吧了。他们的热心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料。

济州的治理文明与现代化

这里的夜非常静，因临近大海，更能听到海浪“哗哗”的声音，还能经常听到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偶尔能看到一两辆汽车亮着灯，从酒店旁的柏油路上悄悄驶过，但这一切都没有打破安静，而是因为这些偶尔的声响，反使这里更显得静了。

在微信上看到朋友们说的话，北京大概这几天是极热的，但在济州岛却非常凉爽，晚上站在阳台上，是需要多披一件衣服的，不然就会觉得阵阵凉意袭人。

在这样幽静的海畔，我与同行的媒体朋友畅谈了许多。我们聊到了“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我目前正在写着的一个东西。“写”这样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因它也是源于作者的心。我从不认为我在搞什么学术，而是在写我的思想与心语罢了。正如《苦闷的象征》中所言，“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为内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厨川白村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之属”，就在于人的生命力所带来的创造力，而这又是创作的源动力。这对于我来讲，恰恰是如此的。

我认为，现代化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来说，它必然是人性的完善过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只不过是人性走出“传统状态”而向“现代状态”转变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其中并无明确的分界，而且，脱离传统的现代也是不存在的。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使是西方国家，虽然被学界普遍认为早已完成“现代化”，甚至已进入“后现代”，但我认为，它们恐怕也仍未完全完成现代化，同样处于“初级现代化”阶段吧。因为真正的现代化将会促使人性的完善，并进而使得社会各方面的完善。它必然是融合的、和谐的、高度文明的。融合与发展，这应是一个大的、必然的趋势。任何冲突，大概都是这一大趋势下的浪花，是这种大趋势尚有无数缺陷的种种反应。但这些缺陷必然会逐渐完善、克服。

这些动力来自哪里？我认为与厨川白村所说的很相近。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中，有天然的希望完善的东西，那就是人作为人的欲望，厨川白村称之为“生命力”。正是这些欲望，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同时，人又有自己作为人的理性，正是这些理性，在给自己的欲望“踩刹车”，使人能克制自己，时时处处修正自己的路——这是我的想法。

就像这济州岛，它本是一个火山岛，但古人发现了它，便占有了它，开发了它，并创造了古代的“耽罗王国”，后来，到12世纪，高丽将其改制为郡县。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这里的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命力而将其改造成文明的模样。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又按照现代的要求而对其进行改造，终于得到充分开发。

但同时，人们又在警惕不将它破坏掉。我们采访当地JDC公司主席金汉昱先生，他就说，他希望引进的外来投资，是投资于旅游产业，而非工业。在这方面，他们会进行一些严格限制。因为他们不想因为发展而破坏掉本来美好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一种平衡发展，一种“欲望”与“理性”恰当结合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里的治理文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既满足了人们“生命力”的生长，又避免了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这样的文明结果，使这里的人个个都很从容。

“济州论坛”与亚洲冲突

今年的济州论坛是第九届，有很多分会场，我们受察哈尔学会与韩中地域经济协会的邀请，参加的是“跨国公司与公共外交”的分论坛。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先生是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的人。湖北人、双鱼座，性格豪爽、直率，喜欢笑，而且有时笑得颇夸张，使人不觉得他是合作伙伴或一位师长，而是一个玩伴，比你还要调皮的玩伴。据说他刚去那晚跟人喝酒喝醉了，第二天眼睛微红，跟大家说，他“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说时还开心地笑着。

柯先生以研究经济与企业行为、尤以跨国公司著称，但他说，自己其实对内政也关注颇多，80年代曾在某报上刊登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我们那时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那时不叫‘俱乐部’，大家围在一起，谈论各种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谈，大家都很谦虚，没有车马费，谈得都很起劲。”柯先生这样回忆那时的岁月。

“其实我们80后这一代人中，好多人也都有着这样的使命感。”我说。

柯先生就点点头。他甚至给我讲了些许对当前主要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解决途径。但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悲观还是乐观？他说他比我乐观，但我看不出他到底有多乐观。

他强调，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好自己该干的事儿。他认为，公共外交就是当前“该干的事儿”之一。这也是他目前在着力去做的事。

对于外交，我实则是外行，因为我身边有着一帮学“外交”、“国关”专业出身的同事和朋友，还有一批干了一辈子外交的资深外交官，在这方面，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我认为我能理解，并懂得柯先生对于“公共外交”的热衷。其实，这不仅是他的热衷，而且国家在重视，公众在重视，这其实可以说是当前越来越凸显的一个“大势”，尤其是对于“社会”本就不发达的中国来讲，这说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自己的能量。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使命感”使他们在做许多事情。

这次济州论坛的主题是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其实，任何一个论坛或峰会，都会有一个“正能量”的主题，这显示出大家对世界好的一面的期待。虽然实际上有种种冲突与误解，但还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对话，来起到正面的作用。这种“正能量”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理性，大体上划出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外围圈，违反这样的理性、突破这样的外围圈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不管实际如何，已经是不为人类道德共识所认可的了。这就是人类整体理性的进步。

对于当前的亚洲来讲，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也是必然会存在的，因为这里的普遍文明并未发展到可以避免或减少冲突的程度，何况，这里有着太多冲突的诱因。这里曾发生过多么惨痛悲剧，伤痛至今难以抚平——更何况，曾经的为害者，至今并未做出应有的真正渴望和平的表态与行为。这对于亚洲来讲，是极为不幸的。

对于冲突的解决，我认为，亚洲是该向欧洲好好学学的。这是西方依然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之一。其实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无数的媒体与专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无可比性”。但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而且，欧洲必会给亚洲以极大的参考意义。但要学人家的冲突治理机制的经验，就必然要学他们何以会形成这样的机制。只有学会了他们的“渔”，才能真正捕到“鱼”。而这背后，大概又会落到“文化”本身的问题上，因为文化说到底是人性的外射。我们学习他们如何治理冲突，其实就是学他们如何管理好自身的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如何达到这样的文明高度。这涉及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亚洲的问题。在会上，李肇星也多次谈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应该是包含这层意思的。亚洲的繁荣与和平，首先是亚洲人自己的责任，自己先要“争气”，外人才好帮你。也只有自己争气，才能避免外人的干涉。

当然，具体到亚洲的各国，情况又是复杂的。因此，才需要搞这样的论坛，促进多方的对话。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在亚洲面前的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所幸的是，我们能看到很多人们在路上向前艰难地行走着，尽管很艰难，尽管会遇到些许倒行的迷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