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西原春夫在察哈尔学会近日举办的“避免冲突的和平理念和策略”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西原春夫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日本著名刑法学家。
发誓偿还日本对邻近各个国家犯下的罪行
我和中国的关系应该说是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我读小学二年级，才9岁。我当时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少年”，同时我也相信这场战争是由亚洲人重新创造亚洲的一场正义战争。想起来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也感到非常的遗恨。因为那时候的教育告诉我们，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但是现在必须要接受日本领导，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劣等民族所组成的国体。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教育实在是太可怕了。
1945年日本战败，那时候我才17岁，是人生中最多愁善感的年龄段。就在这个时候，我经历了日本的战败，但这同时也使我的价值观有了巨大的变化。那种剧烈的震荡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的。日本战败后的几年中，我逐渐了解了战争的真相。那时候我简直不能忍受，也不能够面对日本当时所做出的一切，还有那个时代的环境和背景。那时我就发誓，日本对近邻各个国家犯下了罪行。日本所做出的这一切不知道要持续多少代，我们必须要偿还。但我还是个孩子，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怎么才能偿还这段历史呢？于是我发誓，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以自己的行动来做出表示。当时作为孩子的我所能做的，就是不忘记那一段历史。
我与中国直接的交流始于1982年，那时候早稻田大学和北京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的关系。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那时起，从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到日中之间刑事法的学术交流，以及近年开创的日中和平建设活动，我都在努力尝试。虽然都是一些细小的工作，但这是我实现自己誓言的一种具体表现。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在我的书中有所阐述，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书名叫《日本的前途与亚洲的未来》。
中日关系：“2×3=6”好过“2+3=5”
关于和平建设，我解释“和平”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来讲，就是利益不被侵犯，能够自由实现自己意愿的一种状态。侵犯和破坏这种广义的和平的因素，大概有疾病、贫困、暴力、犯罪、战争等等;狭义的“和平”，是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我们就以这个没有战争状态下的和平建设为中心来展开讨论。
战争大概由复仇、扩大领土等动机而发起。尽管已不为现实所容许，但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假如说利益的对立、意见的对立是引起战争的原因，那么企图使用武力来解决对立，就是战争最重要的起因之一。为了回避战争，怎样克服和避免非暴力的行为、避免使用武力就成了关键性问题。为此，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对话来进行解决。有对话就有让步，有了让步就会消除对立。对立越深，让步也就越艰难。
在此介绍一个可以克服对立的方法。比如说“2”和“3”都是数字，这两个数字永远不能调和，那么这两个数字相碰撞的时候，它们都无法前进。为了消解这样的对立，可以做一个共同的母体，就是能够容纳“2”和“3”的一个母体、一个平台。比如说2+3=5，那么这个“2+3=5”就可以成为“2”和“3”一个共同的平台，然后再进行平分。这是日本以往就有的一种方法。但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也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要使“2”或者“3”自身的本质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不是“2+3”，而是“2×3=6”，让这个“6”来作为“2”和“3”的一个共同的平台，这样就不会损伤“2”或者“3”的本质。
如果我们把这种算术的方式来对应当今现实问题，首先要考虑双方共同的目的和利益，以双方共同的目的和利益为最大的公约数而消解对立。这个结果给双方带来的利益越大，问题消解的效果也就会更好。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具体的事例来看这个方法的可行性。比如说现在最关键的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如果双方都主张自己的主权的话，那么这个对立是不会被消解的，甚至有引起战争的危险。为解决钓鱼岛的问题，我认为双方都不要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而是以在这块海域当中我们能够共同获得哪一些利益为目的，而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和交涉。如果政府之间不能够直接进入这样的程序，那么民间人士可以从中联结起来。钓鱼岛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并不是无法解除对立的一个问题，而是如何营造和创造一个解决的氛围和环境的问题。
欧洲历史更好地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法则
光说“向前看”，没有具体的内容也是不行的。“向前看”的基础与认识的平台要注重历史大的潮流。当我们观察海流的时候，尤其是它的表层，有主流、旁流，也有逆流，也就是说在海流的表层流动着几种潮流，使我们抓不住甚至看不清哪一个是真正的主流。但是在大海的深层流动着的永远是主流。不管岁月流逝，不管地点是否出现了移位，主流从南到北或者从北到南，这个方向性是永远存在的。人类的历史有着和海流相似的一种特点，而“向前看”也就是说要抓住人类历史的主流。必须在这个延长线上来判断，否则就会出现误判，把逆流当成了主流。
日本曾经把逆流当成了主流，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周边诸国犯下了罪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使自己的国家几乎灭亡。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长河当中的一部分割裂出来，只观察这一部分的时候，就难以看清主流、旁流和逆流。这时一定要往深层去看，看到了深层就能够抓住主流。人类的历史在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最接近人类历史的主流，是很难看清的问题。但是向前看、看大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和一定的法则。当分别审视各个国家历史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制于这种法则而发展的。
欧洲的历史比较能够明显地显示出人类历史的法则，尤其是近代以后，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发生巨大影响的是欧洲的历史。以欧洲的历史规律为主参照系数，我们就可以对日本对亚洲侵略的历史做一个梳理。1789年的法国革命，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和社会对经济上有一种新的需求，要实现一种新的体制，推翻千百年来所持续的世袭制以及以世袭制为根基的国家机构。当然，由此而诞生的国家体制是顺应欧洲经济发展的，是一种以市民为主体的国家。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爆发性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需求。另外，也催生了用武力去占领和开发的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样的结果直接给亚洲造成了危害。在东南亚，除了泰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沦陷为殖民地。中国也在鸦片战争之后沦陷为半殖民地，外国的租界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欧洲的帝国主义的形态也被带到了日本，但因为日本及时地建立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相似的一种国家制度，所以没有沦陷为殖民地。但日本不仅向西方学习了国家制度，同时学习了帝国主义，而对帝国主义的实践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对亚洲的侵略。毫无疑问，日本难以逃脱他的责任。
为什么反历史潮流、发动二战的偏偏是德意日？
对于亚洲给予极大的冲击、影响和破坏的欧洲帝国主义，它的走势如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的帝国主义也随之灭亡。但实际上，我们更应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先进国家的动向在发生变化。
一战后，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写了一本书叫做《西方的没落》。这本书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欧洲的知识分子给予了巨大冲击。这本书中重点指出，如果不放弃行使武力，那么西方就要没落，就要灭亡。这样的一种观点在欧洲扩展开来，其结果是在1928年，相关国家签订了不战条约。但是，这种条约并没有彻底确立起来，因为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反潮流而动，又在此后发动了帝国主义战争。
为什么这三个国家要有这样的行为？这其中有一种历史规则在起作用。这三个国家虽然都是比较古老的国家，但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来看，它们有两点相似：第一点，它们的起步晚于先进的国家;第二点，它们在殖民政策、殖民地的竞争方面比其他国家行动得晚。发展中国家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达到了国际水准，它们就趋于采取一种明显的动作来显示自己下一步的走向。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行为便具有此种倾向，它们要尾随比其更先进的国家而采取措施。
如果不放下武器、终止帝国主义的行为，欧洲就没有出路。这样的意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这种思潮被截断。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走向了战败，迎来了1945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放弃武力成为了世界潮流的主流。又过了几年，我们发现曾经遭受欧洲帝国主义蹂躏，并成为它们牺牲品的殖民地全部都独立了。战后69年，帝国主义战争再没有发生。这种具有和平倾向的历史潮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盛。
也许有人会对此产生质疑，现在世界上不是也在发生战乱吗？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现状呢？现在的战乱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战前殖民地时代的后遗症。第二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第三，就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当它发展起来，就要学习比它更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区域性的，不是整体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逆流，而不是整体的主流，也不可能动摇历史的主流。
亚洲不会像欧盟，但仍需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组织
经济联网的加速使得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被融入其中，经济因素的加入使得战争更加难以发生。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所承受，它必然要给第三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带来损失。因此，抑制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经济联网的发展也促进了欧洲共同体这样的组织的出现。亚洲和欧洲是不同的，也不会成立像EU那样生硬的共同体机构，但是仍然需要一个某种形式上超越国家的机构组织。否则，本国利益会出现难以保护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和状态会越来越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越发展，国际壁垒就越来越矮小，越来越容易跨越，这就必然需要一种共同的管理。我坚信，这也是对亚洲产生了强烈而巨大影响的欧洲历史长期以来的潮流走势，同时也是构筑亚洲和平建设“向前看”这样一种共识的基础和平台。
在当今的环境和形势下，民间知识分子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要普及主流的对历史认识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对这种认识方法予以关注，并努力推动其反映在政策制定上。中国是对世界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亚洲大国，我们期待这样的大国能够沿着历史大的潮流制定政策，为世界的和平建设作出贡献。对此，我对中方充满了期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