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后简称加藤），一度是中国最红的日本人，也一度被媒体追捧，又因种种风波，被推到风口浪尖上。2012年8月他远走美国，到哈佛大学进行访学。不久前，加藤回到阔别一年的北京，参加母校北大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接受了某家媒体专访的他，似乎又出现在媒体视线中。

中日钓鱼岛争端，离不开中日美三方博弈。而此刻的加藤“既不在游学了9年的中国，也不在出生长大的日本，而在中日两国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绕不过的美国。”加藤说，他认为中日因钓鱼岛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虽然不能说100%不现实，但所谓战争是基本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更愿意谈“为了避免军事冲突，两国该做什么。”11月6日中午，我接通了大西洋彼岸加藤的电话，他一如邮件中的礼貌和严谨，向我阐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华闻周刊》：你认为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会爆发战争吗？

加藤：我非常不希望日本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我不能光说“不希望”，如果光说不做就太不负责任了，必须要去做点事情。我们毕竟是为防止战争的发生（最坏的局面）而工作的，为了防止日中不可收回的武力冲突，我必须做一点事。我微不足道，我只能表达一个曾经留学中国的普通日本人的看法。

《华闻周刊》：如果因为钓鱼岛发生战争，哪一国要为此承担更多的
责任？

加藤：我们要摆脱“哪个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这种狭隘思维。既然涉及到外交关系，为了维护大局上的稳定，两国应该共同拿出智慧，想方设法去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法。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中方说“钓鱼岛”）的“国有化”是近年以来看到中国政府派出舰船在尖阁诸岛周围等活动，还有1992年中国政府制定《领海法》等，这些行为与动态都造成日本政府对保护自己领土主权的担忧。可以说，“国有化”这一政策表明的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崛起的回应与担忧。

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全球大国，既成的地区大国，军事和经济实力都正在崛起，政治影响力也在深化，这一划时代意义的，跨越时空的崛起引起周边国家这样那样的担忧是天经地义的，不出乎意料。中国政府主张“钓鱼岛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盗窃的”，而日本政府始终认为“领土问题不存在”。到底什么是围绕尖阁诸岛问题的“现状”？在我看来，两国政府和民间对“现状”的认知和讨论是粗糙的，混乱的，模糊的。我们应该更加用心，细心，耐心地去梳理彼此的认知与主张，不管你接不接受，同不同意，多倾听对方是怎么说的，而不要盲目主张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有一些具体处理上的漏洞与失误，有些摩擦可以避免，但这基本上是可以预料的必然结果。既然看到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应该坐下来，不要说哪方对哪方错，而应该通过外交的渠道来进行沟通，除了官方，还需要开发民间多层面的沟通。

《华闻周刊》：你有一个观点认为，目前两国在钓鱼岛上的紧张局面是由“两国社会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且对现实缺乏最基本的共识”引起，具体怎么解释？

加藤：四十年前，中国和日本建交的时候，还有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订《日中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形势的变化我认为如今已经不起作用了。中国政府后来提出“搁置领土争议”，日本政府则不承认日中两国之间有过“搁置争议”这一外交谈判。这说明，围绕“搁置争议”这一的观点本身是存在着争议的。现在，我认为两国政府应该承认至今两国之间没有一个定论的“搁置争议”问题本身存在争议，政府有责任让老百姓知道“争议”的内涵。

1978年邓小平与日方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际对日方明明主张“这块领土有日本实际控制”。当然，中国接受“对方实际控制”不等于承认“领土是对方的”。但至少邓小平承认了这一点。无论是田中角荣、周恩来还是邓小平在各自政党内部权力是很大的，虽然没到一个人说得算的地步，但却足以发挥政治智慧。这四十年以来，两国的政府都始终携手合作，保持沟通，共同维护两国海洋局势的稳定。但是今天这种局面被打破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比如民族主主义和两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还有两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一方面已经是政治大国地位的中国正在谋求经济大国地位，而已经是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正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两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相互竞争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中国作为地区大国，两国政府不应该争论谁对谁错，而应该主动地把这四十年来发生的国际局势和两国实力的变化、以及对方的主张和立场告诉本国老百姓。当然，日中双方政府一定会表示：“我们是不会让步的。领土是我们的。”没问题，说明了不等于让步了。虽然两国体制不同，国情不同，但是至少有必要给老百姓提供敏锐灵活的思考空间。

“外交无小事，外交有对象。”如果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正确性”，而不倾听对方的主张，本国的百姓就没有思考的空间，只会盲目要求自己的政府强硬，这样的话，政府谈判就没有退路了，很危险。

现在两国都没有退路，没有退路哪有出路？从日本国内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于野田佳彦前首相处理“国有化”的做法提出广泛的质疑（他们也当然不是同意中国政府的做法），有人从重视日中关系的角度，有人从日本应该更加对华强硬的角度。不过，即使政府处理不好，顶多首相下台嘛。面对国家领土主权都不是换个首相就能解决的，政策必须连贯，这是每一个首相都要面对的问题。相比而言，在中国，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政权就麻烦了，政权的垮台意味着国家的崩溃。现在的中国政府，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政策，受舆论影响相当大。我觉得，从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深度和广度看，中国已经不亚于那些西方民主国家，却是非民主社会，中国越来越复杂了。所以，与日本政府相比，中国政府的退路更狭窄，将遭受的后果也更大。

《华闻周刊》：中日的民间层面的情感冲突更令你感到担忧？

加藤：确实令人担忧。两国的国家领导人都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实现自己的战略。在决策过程中，又要照顾到本国民众情绪。

民族主义本身没有好坏，却分成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要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存在，民族主义一定存在，也存在下去。那决策者如何才能让愤怒中的民众有理性？这个要看领导人的胆量和政府的工作了。习近平和安倍晋三这两位领导人要比上一届领导人更要有大胆决断力地去说去做。他俩有义务把四十年来发生的变化告诉民众。虽然民族主义还会一直存在下去，但是至少两方的老百姓要清楚对方的主张与立场，还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国家间政治的本质上就是权力关系，难以避免你死我活和零和博弈。如果战争爆发，只有双输的可能。

《华闻周刊》：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加藤：我用三个词来形容：微妙、无奈、复杂。

一方面，日美间有《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在尖阁诸岛的主权上不带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由日本实际控制这点上，美国是不可能动摇的。日本希望美国表态主权归属于日本。这一点上日本不满意。大约四十年前，美军归还冲绳岛，归还前尖阁诸岛就是由美军控制的。现在，这个岛由日美来管制。美国政府多次对中方试图单方面地改变尖阁诸岛由日美控制的现状表示不满。这一点上中国也不满意。

中国的崛起，让美国觉得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不是亚洲国家。但是美国要实现重返亚洲的战略，必须利用日本。美国不希望日本衰退，也不希望日中关系过于稳定，走向联合。所以对于日本处理“国有化”的具体过程，美国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日本应该更加谨慎，不要过多煽动中国，尽量给中国政府面子。美国在利用日本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考虑中国因素，甚至给中方面子。现在的中美关系在广度和成熟度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美国在处理亚洲关系和日中关系，也不仅仅从“日美同盟”的角度，也考虑到中国崛起的角度和中国利益。

《华闻周刊》：中日关系紧张，对俄罗斯、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会有什么影响？

加藤：各国都感到高度的不安和警惕，特别是牵涉到南海问题的东南亚国家，他们会害怕“下一个就是我”。这很正常，他们都对中国崛起都有警惕。

包括我在内，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的政府在处理尖阁诸岛“国有化”的过程中是存在问题的，当然这是从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随着中国的强大，它对本国的利益和本国的领土有着多来越多的诉求，这很正常，周边国家要做好准备，不要指望中国政府永远是温和理性的、可以照顾他国利益的。今天毕竟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时代，跨国界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但国际关系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零和博弈，不可能双方都得到百分之百满足。

日本现在所面临的状况，会对本地局势造成不安。日本把尖阁诸岛“国有化”从大局来看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出发点是很清楚的，日本感到害怕，若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扩张中的中国会不会把尖阁诸岛夺走，这种担忧在日本社会是普遍存在的。

这次日中之间的争端让周边国家更加警惕地做好准备，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在和中国有领土冲突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都会更加警惕。日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其他国家就会想：下一个肯定是我。

俄罗斯和韩国都和日本之间存在领土问题，对日中尖阁诸岛问题上的争端，他们不可能公开支持某一方，但他们会很仔细地观察，日本整个对外政策和领土政策是怎样的，对他们两国来说，这是一次值得观察和分析的好案例，以便为自己做好准备。

《华闻周刊》：你还坚持原来的立场“钓鱼岛问题上我不可能支持中国吗？”

加藤：我是日本人，不可能不站在自己国家原则的立场上说话，每个人都一样，不要指望对方不是这样。不过，作为亚洲人，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内斗，这很可惜。我们之间内斗，亚洲的时代永远不会到来。

《华闻周刊》：你曾经经表示你到美国“不是抛弃中国，而是为了更加客观、冷静地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参与中国”，一年多过去了，你的“第三只眼”看到了什么？

加藤：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课题，是《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我计划在美国待两年，现在完成了一半。这一年以来，我参与很多关于日中关系的讨论，发现中国在哈佛大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不出乎意料。我在这里看到很多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学生，不能说他们是“铁板一块”，但是他们都带着一种代表中国的姿态而来，这在日本学者中是看不到的。哈佛大学和波士顿这块是学术讨论非常重要的阵地，中国正在走出去，这是我切身的感受。在哈佛关于中国的讨论很多，我顾不过来。反观关于日本的讨论也有，比如日美关系，从数量来看是没法比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扩大的实力，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西方社会和海外人士的认同，这点值得商榷。中国的学者在主张自身利益和看法的时候，应该更多地研究对方是何种感受，要把自己的话语国际化。在这个意义上，近年以来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我觉得是符合现状需求的。据一个例子。我担任研究员的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不仅在中国国内展开有关公共外交的公共讨论，还走出国门，与海外的智库、大学等机构合作促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看到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在扩大这个现象，作为日本人，我感到欣慰。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国家，一个亚洲国家，它在发展，同为亚洲人，我当然感到高兴。每次看到中国在美国的正面新闻，看到西方的学者能够正面地看待中国问题，我都感到很高兴。就像在体育比赛中，我同样会支持来自亚洲的球队一样。但日中之间现在争得你死我活，我感到很伤心。我们是自己人搞自己人，内斗。我不能说美国从日中内斗中坐收渔利，但它确实不希望日中走得太近，日中之间不离不近的距离是美国所希望保持的一种状态。

《华闻周刊》：你认为自己是“中日民间外交家”吗？

加藤：我从来不这么认为，这都是媒体说的。我在中国待了九年，应该做一点事情。我在北京这么重要的地方观察了日本和中国，也或多或少参与了日中民间外交活动，我应该发出一个日本人的声音。我并不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强加于中国人，没这个必要，为的是中国的朋友们了解一个普通日本人是如何看待问题的。两国民众在许多的问题上依然存在误区，太多太多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不知道对方如何看待一个问题的，包括领土和历史问题。总是各说各的，不倾听对方是怎么说的，毫无建设性和生产力。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弥补这样的现状，多向中国人表达一个日本人的看法，多向日本人介绍中国国内出现的真实的讨论。当然，前提是要使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加藤嘉一：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原载于《华闻周刊》，2013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