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决定未来各项国策的重要会议，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顶层设计，加强策略运筹，开启了中国外交新格局，特别是把外交工作中心下沉，将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公共主义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周边外交，为中国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是上下结合，鼓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焕发。中国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地理上天然是东亚的中心，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东北亚等次区域都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中国还处于亚太经济的天然地带，位居世界最大的大陆和最大海洋的边缘，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地缘核心地位为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地缘优势。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中国与任何一个周边的双边行动，都可能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对本国的威胁，从而要求中国在周边外交必须确立多边主义精神。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外交除了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罗斯、越南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还几乎参与所有的地区多边制度框架，参与态度越来越积极，程度越来越深，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地方政府参与周边外交的积极性也被广泛动员起来。比如云南省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和前沿，在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合作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最近更加紧开展印度洋区域战略的规划研究；广西在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中扮演了中国与东盟（亚细安）的重要合作纽带角色；中国东北省份在图门江流域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也如火如荼，山东、河北、天津、辽宁等省在参与环黄渤海区域经济圈建设方面与韩国的合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省份与中国港澳台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进展顺利，众多地方政府的参与，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参与区域制度建设的模式。
今后要继续推动上下结合，加强分工配合。特别是鼓励地方政府发展各种次区域的合作，进一步挖掘地区多边合作的潜力。要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塘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环渤海经济圈、图门江－鸭绿江次区域合作和开城－首尔次区域合作以及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机制结合起来，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与发展。要采取一手抓中日韩合作，一手抓中国+东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并将岭南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以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结合起来，推动东南亚地区和平发展。要实现西南线的战略突破，大力提升云贵川渝地区合作带动能力，推动中国、印度、泰国、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等泛南亚地区合作和各种次区域合作，逐步形成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格局。要把加强陕甘宁区域发展、振兴新疆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和平发展。
二是官民并举，构建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两翼齐飞的格局。除了政府官方的外交之外，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更加重视公共外交，重视政党、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的作用，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为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党的对外交流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万里有亲朋”的可喜局面，包括高层往来、工作访问、专题考察、理论探讨、干部培训、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形式的政党外交日益丰富。政党外交不仅仅是中央领导人在党的周边对外工作方面的助手，而且更是整个中国周边外交事业全局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的日益频繁，民间外交在周边地区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中国对外友协与周边10多个国家都建立起了双边友好协会，近年来举办一系列社会文化交流活动。比如2003年成功举办了“中日韩人员交流年”，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中国民间社会各界自发组织为灾区捐款，加深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传统友谊，促进了区域交流与发展。要鼓励中国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网络拓展海外联系，并加强组织协调，加强规范管理，使之健康有序地参与外交。特别是突破“官民分离”、“内外有别”的外交思维，探索“官民结合”、“亦官亦民”的新平台，特别是发挥人民政协亦官亦民的优势，将各届别的精英人士组织起来，建立和健全外交外围组织体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协会、基金会、委员会，营造官民联动的大舞台。
三是立体操作，打造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外交共同体。适应对外开放和区域化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偏重政府交往和政治层面的习惯，努力平衡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外交，特别是大力拓展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外交，构建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周边外交共同体。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大力开展反恐、维和、打击海盗、岛屿安全、海上磋商、联合搜救、增信释疑以及信任创造等内容的军事外交。周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恐惧就是军事实力的迅速上升，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要高度重视并准确评估军事外交的效果，既要立威，又要立德，既要增加信任，又要提升信誉，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把利器。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磋商，积极开展政策对话，优化经济环境，为贸易、投资、金融等创造良好的条件。借助博鳌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多边舞台，鼓励商界名流、企业高管、金融专家等财经界人士建言献策，创设条件使之参与地区多边制度合作框架，充分反应和听取它们的建议和呼声。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充分鼓励大学、智库、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团体加强交流，以亚洲精神为统摄，鼓励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之间的对话，为文化理解和融合创造条件。在目前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东亚思想库网络、宗教学论坛、体育盛会、影展和各种文化艺术节等平台基础上，不断规范完善二轨外交、智库外交、学术外交、媒体外交、商业外交、青年外交、旅游外交、网络外交等非传统外交形式，继续优化资源整合，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将中国人文优势转化为外交优势。
四是内外联动，创造中国与周边地区有序互动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化的深入让中国与周边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升，特别是诸如自贸区、货币互换、境外结算、区域合作协议等众多制度的深化令中国与周边地区日益趋向唇齿相依，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适应这一变化趋势，中国的周边外交需要向政策、执行、监管等深层领域拓展，在提高透明度和增强责任与信誉上下功夫，努力将中国打造为一个令周边地区信任和依赖的负责任大国。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宏观政策的协调。在区域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一国政策对他国政策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均随之上升，一旦一国发生风吹草动，其他国家都会受到冲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巨型政府和超大规模的社会，每一次政策调整的后果都会波及周边其他国家。同样，周边其他国家的变动也会波及中国。因此，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已经突破了外交部门的权责范围，其他政策部门也被卷入外交游戏圈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政府决策部门在具体政策上的沟通、磋商和对话，已经越来越成为周边外交的必然选择。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执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建设，加强公安、民政、环保、质检、工商、税务、安检、海关、出入境等部门之间执法网络，促进有关行业和领域对口部门的执法系统对接，是营造中国与周边地区良好合作格局的重要保证。要在既有的地区性组织、论坛和机制的基础上，创设新平台，拓展和深化执法合作领域。
要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宪法交流、跨国商业诉讼、法院外交、法官交流以及司法原则磋商，建设区域司法共同体。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外事管理局，致力于构建区域司法协调网络，对于跨国性司法判例，尝试探索司法观察员制度、国际陪审员制度等创新，努力锻造一个周边法治外交和法治秩序。
五是统筹兼顾，打通国别和领域、双边与多边、国内与国外的外交协调机制。
在2010年处理钓鱼岛问题、延坪岛炮击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议题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被动反应的倾向。之所以在外交上显得日益被动，关键在于中国外交目标设置能力跟不上中国发展的需要，没有站在日益拓展的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战略高度，拓展世界眼光，在统筹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规划目标，以便更有效利用外部机遇充实壮大自己，更好利用内部发展优势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要统筹地区国别外交与议题领域外交。防止各自为战的“分散主义”外交倾向，明确主次配合机制，推进地区外交战略化、国别外交政治化、领域外交专门化，构建外交统一布局，部门梯次搭配，人员复合联动的网络外交体系。
要统筹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改进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缺乏联动”的倾向，把握外交节奏，增强外交互动，在双边外交中创造多边外交的机遇，在多边外交中搭建双边外交的舞台，构建统一规划、左右逢源、弹性互动的联动外交机制。
加强主动的战略筹划。转变单向的外交为内政服务和外交是内政延伸的传统观念，树立外交与内政同等重要的战略观念，站在国际战略全局的高度，主动筹划中国大战略，将经济、社会、科技、舆论、军事、意识形态等众多资源整合起来，主动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巩固中国世界大国的战略基础。
（韩方明：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