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的博文中,我探讨了谁是“公共外交”的受众,并建议将国民、海外侨民并入公共外交的受众范畴。忽视其中任何一类受众,或者该类受众在公共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都会成为一国公共外交的盲点。
在这篇博文中,我将进一步探讨国内受众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五种关键角色。传统公共外交工作的重点对象是国外受众,因此忽视了国内受众的公共外交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受众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不是新的,我们看待这些角色的角度才是。
国家品牌形象和身份
许多国家通过展示自己的人民和文化来推广他们的国家形象。在泰国,国家形象借由泰国人民的笑容来体现;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随和的澳大利亚人民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精神。然而,很少有国家形象推广活动在最初设计及实际执行时把国民考虑进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可能对于这类推广活动的成功与否有着最终决定权。
因为国民导致国家形象宣传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英国人并不喜欢“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的口号;韩国人也对“闪耀韩国( Sparkling Korea)”的说法提不起兴趣。科索沃政府斥资570万欧元制作的以“年轻的欧洲人(Kosovo, the Young Europeans)”为主题的宣传广告虽然荣获多项国外艺术设计大奖,在国内却反响平平,科索沃居民认为这“仅仅是政府的把戏”。政府设计的国家形象与国民认同的身份之间的失谐反而导致了国民逆反心理和做法的产生。
南非是为数不多的、在创建国家品牌时注重国民因素的国家之一。早在2002年,政府发起的宣传活动就声称要“发动国内和国际力量打造南非品牌”。南非民族品牌战略中不乏“全球南非侨民”和“国民维系民族自豪感”这两部分。比如,“发挥你的作用(Play Your Part)”就是最近鼓励全国人民“为国家正面形象作贡献”的一次动员大会。“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独自解决南非面临的挑战。发挥你的作用。”
积极的伙伴关系
国内受众已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着日益明显的“伙伴关系”角色。英国最近将“合作伙伴”写进了“公共外交”的核心定义中。尼古拉斯·卡尔教授因此写道:“成功的外交政策越来越需要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单打独斗将无法达到目标。”
潜在的合作伙伴包括企业、民间团体、学术界以及突出的个人(如与政府有一致公共外交目标的名人)。合作伙伴可以为政府的公共外交努力添加一层民间外交的维度,使公共外交的倡议更加个性化,并有助于扩大影响力和公信力。
一个富有创造性伙伴关系的例子是英国政府从2003年4月至2004年1月在中国进行的“中英共创未来(Think UK, China)”活动。该活动旨在促进中英各界的交流,并由此搭建伙伴关系。例如,一百多个中国组织与他们的英国合作伙伴组织一起共同筹划并举办了30多场活动。中英两国的科学家、雕塑家和作家一起在中国开音乐会、办展览、搞比赛、办论坛等等。
虽然与当地伙伴组织的合作可以为国外政府提供一个间接进入当地社会的途径,“外资”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媒体以及社会发展等领域开展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当地(亚洲、非洲、南美和东欧)政府严格的审查。这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新研究领域。
我们的国民=他们的侨民
由于技术以及人们对移居态度的变化,移民和侨民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移民人口作为一国的国民,同时它国的侨民在两国之间充当着桥梁。在2010年初海地地震发生时,加拿大就借助境内海地侨民的力量成为了带头帮助海地灾后重建的国家。
美国公共外交也通过“国际侨民联盟(International Diaspora Engagement Alliance)”与其境内的他国侨民建立联系。当他国危机爆发时,侨民可以为该国及时提供信息。美国政府也通过侨民与它潜在的公共外交国外受众建立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索马里国旗理解“我是星(I am a Star)”活动的颜色和符号对于索马里裔美国人的象征意义。
对抗性的战略利益攸关方
然而,并非所有国内受众扮演的角色都是积极的。国内受众也可能包括那些对抗性的战略利益相关者。他们觉得自己是某个公共外交倡议所涉及的关键问题(环境、人权等)的即得利益者,因此既有可能推动也有可能破坏该倡议。所以我们在设计公共外交活动时把这类国内受众考虑进去是至关重要的。
企图忽略或抹黑这类对抗性国内受众的战略可能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在民众认为后者有更大的可信度时。最难——但也许是最好——的对策是识别并预测这些潜在的对抗性行为,并在实际执行公共外交倡议之前就积极地把这类受众拉拢到倡议之下。
扩展政策辐射范围
第五个角色与政策相关。由于国内和国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内的公众发现本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离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近。政策辩论不再整齐地分为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国内公众可能对一国政策辐射力的扩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有些国家会专门针对本国国民开展政策教育,把他们拉入本国外交政策的对话中。当日本加入在伊拉克进行的维和行动时,日本公共外交相关部门开展了一些活动以促进日本民众更好地了解中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包括邀请伊拉克男足赴日。
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也举办了“外交政策对话(Dialogue on Foreign Policy)”,鼓励其国内公众参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芬兰、印度、尼日利亚)也纷纷开展了针对公共外交的政策对话。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专门研究了这类努力,并于2012年出版了《国内公共外交(Domestic Public Diplomacy)》一文。
积极的公共外交参与者
传统公共外交把重点放在外国公众上,因此导致了“国内受众是一国公共外交中的‘被动观察员’”这一错误观点。但正如上文描述的那样,国内受众更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我们更加需要注意、了解公共外交中的各类受众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管他们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
(来源:CPD Blog,日期:2013年6月25日,作者:R.S. Zaharna,编译:李丹妮,链接: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newswire/cpdblog_detail/culture_posts_five_critical_roles_of_the_domestic_publics_in_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