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智库是中国智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思想市场的行为力量之一。如同企业发展类似，战略问题是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借鉴企业战略的概念和方法，结合笔者任职的察哈尔学会的3年多实践摸索，对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为谁提供思想产品？

一般而言，智库的服务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决策者，二是社会精英。但具体到特定的智库，这两类服务对象必须细分并明确界定。例如，察哈尔学会作为一家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成立3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其服务对象界定为：（1）中国外交、外事、外宣、外经、对外友好等涉外部门的决策者与管理者；（2）国内外有关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机构和人士，关注国际问题与事务的社会人士。

我们之所以如此界定服务对象，主要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是一个空白领域，中国鲜有以外交与国际关系为研究领域的民间智库，其中的公共外交更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领域；第二，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兼公共外交小组召集人，十一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在国内大力推动公共外交。

提供什么样的思想产品？

理论上讲，思想产品的确定是三类因素叠加的结果：（1）我们想提供什么，体现出主观的愿望；（2）需要我们提供什么，主要指服务对象对思想产品的需求是什么；（3）我们能提供什么，取决于我们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目前，察哈尔学会思想产品的内容集中在公共外交领域。但在2009年10月学会成立之初，我们的想法是研究全球性危机问题及解决方案。2010年初开始承办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之后，我们就专注于公共外交领域。这个思想产品范围是由某个服务对象之需求产生的，确定之后，我们又将其拓展到其它服务对象中；在为这些服务对象提供思想产品的过程中，我们再进行思想产品的扩充和组合。可见，服务对象与思想产品是一个相互匹配、互相推动的过程。

公共外交领域的思想产品在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存在很大的需求。首先，这是一个新兴领域，对许多人而言是从零开始。第二，公共外交理论客观上适合这些政府部门的现实需要。第三，由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大力推动，这些政府部门的需求从潜在转化为现实，从局部扩展到总体。

察哈尔学会的资源和能力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专注于公共外交这个相对狭窄的领域。随着资源的增加和能力的提升，我们再相应地扩展思想产品的范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相互匹配：当资源少能力水平低时，从事较为狭窄范围的思想产品提供；在这此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源和提升能力；当资源能力达到一定提升之后，再相应地扩展思想产品的范围。

目前，察哈尔学会的思想产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出版物，主要有《公共外交季刊》《察哈尔快讯》《公共外交概论》和《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二是主题活动，主要有“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察哈尔圆桌”“察哈尔对话”等。

如何生产和提供思想产品？

中国民间智库思想产品的主要来源有自主研发和外部采购。自主研发是指智库选定题目，组织人员，投入资源，完成产品生产；外部采购是指收购已经成型的思想产品或委托非智库人员从事的思想产品生产。

察哈尔学会思想产品的生产既有自主研发，又有外部采购。“合作”是我们生产和提供思想产品的主导方式，无论是出版物还是主题活动，我们都采取与其它机构合作的方式。例如，《公共外交季刊》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中国外文局和外文社合作，《察哈尔快讯》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合作，“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作，“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与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合作，等等。

为什么要合作？刚开始主要是因为我们成立时间短，资源和能力非常有限，后来我们看到了合作的益处，就更加坚定地继续走“合作”道路。如何合作呢？简单地说，就是从易到难。从双边合作到三边、多边合作，从局部合作再到总体合作，从务虚合作到务实合作。

谁来生产和提供产品？

以上三个问题是企业战略教科书上讲的战略定位问题。“谁来做”是战略执行的核心问题，但在企业战略教科书上被忽视。

从人力资源配置来看，民间智库有两种选择：一是实体化，自身拥有专职的研究人员；二是网络化，自身不拥有专职的研究人员，聘请兼职人员或组织外部人力从事课题研究。

察哈尔学会采取网络化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自身并不拥有专职的研究人员，聘请了高级研究员20名和研究员40名。这是我们学会的核心资产。

与学术研究机构不同，察哈尔学会作为民间智库，研究团队中既有高校研究机构的人员，也有从事外交、公共外交的政府官员，还有从事国际问题传播的媒体工作人员。

人力资源是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两大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资金），我们希望听到专家的高见，帮助察哈尔学会这类民间智库实现可持续发展。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