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美国新技术公共外交
   2012年，美国学者福格斯·汉森发布了两份关于美国国务院“电子外交”的报告，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国务院是如何运用社交媒体以及其它IT平台实现公共外交的。当前美国公共外交的总体趋势，就是采用新型的信息技术融入到外交实践中。美国各个驻外使领馆的“脸书”主页，越来越多使用推特与海外民众交流，以及其它新技术平台均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同时，他也指出了一些在运用新技术方面需要人们意识到的问题和吸取的教训。报告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第二份报告的标题“美国务院将‘电子外交’常规化”（Baked in and Wired ediplomacy@State）更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常规化”具体该如何理解呢？
   运用新技术服务于政府部门的意义及效果不容忽视，不仅仅在外交方面，对于其它机构部门同样如此。汉森的报告是如何解释现下美国当局正在努力改变之前低估公共外交的态度的呢？“常规化”表明美国当局认可了新技术的运用，并将其纳入制度化的日常运作中，“电子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最常用的手段。目前，哪些公共外交活动应广泛运用社交媒体，并取代原有手段，哪些又不太适合，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有定论。也正是源于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我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将围绕新技术将如何影响和改变美国公共外交这一命题。
   我并不想下“新技术在彻头彻尾地改变美国国务院”这样的结论。就算艾力克·罗斯这样社交媒体的推崇者也曾坦诚说，新技术平台是否应纳入到所有外交活动实践中，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的评估和考虑。国务院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较为循规蹈矩的机构。近年来，在一些像艾力克·罗斯这样钟爱新媒体的顾问提出应改变传统公共外交实践方式后，采用新技术进行外交活动才逐渐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但在提出这种改变的同时，他并不确定社交媒体是否能够遵循一些传统制度上的规范并反映外交政策的初衷。这也为美国公共外交界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在全世界的公共外交学界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再定义和调整转变外交机构制度正面临着潜在危机。在外交学者布莱恩·霍金、珍·梅里森、肖恩·里奥丹和保罗·夏普主持的“外交的未来”综合报告中的调查得出结论：当今外交环境的不断演变，使得实践者亟须就外交培训、实践和明确外交目的进行重新思考。在他们看来，“整合外交”的概念需要外交官扮演组织者、召集人的角色，架起国际间与国内外不同组织的桥梁。归根结底，就是在代表一个国家对外洽谈、沟通的同时，充当国际间政务活动的推动者。同时，他们也讨论了外交部门机构制度的变迁，对传统意义上外交的规范和实践提出了质疑。罗宾·布朗还提出，目前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正在稳步融合和统一中，因为二者所面对的任务、困难以及目标都愈加的重合。关于这一点，读者可参看国务院的“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U.S. Quadrennial Review of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以及其它与此相关的文献。
   目前，我正在研究人们对于新技术的实践和目的的态度将为美国外交带来什么？这就涉及到源于组织管理学以及新制度理论的“制度变迁逻辑学”（Thornton, Ocasio, and Lounsbury (2012)）。当汉森在其报告中提到“电子外交”当前在国务院“常规化”，他也在尝试分析制度机构调整变迁后的逻辑和解释。很显然，答案并不唯一，恰恰相反，在对于新媒体时而质疑、时而接受的现象中，也反映出国务院内部在坚持传统和采用新技术间的迟疑。
   诚然，新技术所带来的转变不可忽略。新部门的成立、新的传播沟通工具以及它们所产生的价值已经使政务和新技术密不可分。面对这样的趋势，各国外交部门都应当有所转变。那么在外交事务中应当如何看待新技术呢？首先，使用新技术需要有宏观的战略性文件或者公开报告做支持，尤其是在涉及到转变公共外交目的的方面。其次，绝不可以忽略公共外交实践者的看法，无论是前任或是现任，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和意见是极其重要的。虽然对于美国国务院引以为荣的“综合全面化信息技术手段”，批评者并不在少数，而其中也不乏看法精妙深刻者。但正如传播学学者菲利普·霍华德所说，就算没有这些新媒体，人们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指责也不会有所减少。
   公共外交的实践者对新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等新技术持怎样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将如何反应在美国外交的机构制度变迁中？这些问题仍需我与各位看客继续探索。

（来源：南加大公共外交博客，日期：2012年2月11日，作者：Craig Hayden，编译者：胡绍聪，链接：
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 newswirecpdblog_detailuncovering_logics_of_technology_in_us_public_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