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察哈尔学会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于5月19日在北京GBD公共外交
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察哈尔学会供图
提起外交，人们往往联想到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外交官、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但实际上，今天的外交已经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公共外交已经从一个概念成为各国对外交往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各国也对自己的公共外交政策越来越重视，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意义之所在。
在“公共外交的智慧：中欧美对话”这一主题下，中欧美三方的学者和外交官们对各自的公共外交政策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他们指出，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能够促进了解、消除误会，在当今信息发达、沟通交流便捷的科技手段辅助下，民众个体、企业和民间团体及研究机构，都成为了公共外交的主体。各国政府应该对公共外交更加重视，挖掘公共外交的潜力。
中欧美三方的公共外交政策
5月19日，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在北京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举行。这次论坛由民官学三方（非官方智库、政府外交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知名机构共同举办。作为全球第一次中欧美三方公共外交对话，论坛采取“跨国对话”的方式，邀请到中欧美三方公共外交权威人士作为主旨演讲嘉宾，进行对话交流。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指出，其实在中国流行公共外交这个词汇以前，中国也有公共外交，只不过没有概念概括，因此停留在少数人士和少数机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着他们的军队到了延安。受到当时政府的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外国人都不知道。因此当时毛泽东请了美国人斯诺来谈了几个月的话，由斯诺把中国的事情说到美国，说到欧洲，这是最早的公共外交。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和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说，应该有人民外交。官方的，半官方的，民众的，混合的这样的外交。
“中国的公共外交刚刚兴起，需要交流。中国公共外交特别是我强调的，公众讲中国的故事，可以解除很多误解，”赵启正强调，如果公共外交的概念不流行，不能能动员起更多的民众和政府机构参与到这项事业，公共外交的力量比较弱的。中国和外国的友好城市主要是文化，谈政治比较少，公共外交有多种形式，在中国的媒体中有很多称呼。“熊猫外交，乒乓球外交，或者是跟日本是茶道外交，这都是民间的往来，”他举例说。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在书面致词中说道，在中国政府的重视下，公民、企业和民间组织运用公共外交手段，扩展了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合作，为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理解。他说：“理论研究和经验借鉴是公共外交事业蓬勃发展的动力。今天，中国的公共外交已由概念普及阶段，转变为全面实践阶段。”察哈尔学会是中国一家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成立于2009年10月，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该学会近两年来一直专注于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独立思想库，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代表、欧盟驻华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峰威力（William Fingleton）也介绍了欧盟的公共外交政策。“欧盟本身是最成功的公共外交的实践，”峰威力强调。“谈到欧盟的时候，我谈到的是27个国家，事实上也要包括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还有其他的部门。欧盟把这些27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共同目标，同时这是一个公共外交的工具。欧盟有超过50年的历史，并且在公共外交实践上取得了成功。”他说，几百年以来争得你死我活的这些国家，现在使用单一货币，超过50年来他们一直和平相处。“这些国家根本不会想到要为了民族主义或者其他经济原因发动战争，因为我们欧盟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我们很多时候坐在谈判桌上讨论这一切，达到共识。”他指出在公共外交方面，欧盟有互相重叠的三点：日常沟通，包括新闻发布会和信息的沟通；战略交流；民间交往，例如欧盟设立了欧盟奖学金，文化交流项目。“两个欧盟最重要的魅力，这也是公共外交的最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多元文化，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谈到欧盟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他觉得最主要的是关于合作、分享、参与和传播。在欧盟的成员国之间，也跟中国每年大概有100多项文化交流活动，欧盟驻华使团也在各个成员国之间推动这样的活动，这些将保持作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公共外交项目。“民众之间的交流接触，在科技、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的沟通可以增进我们的政治和贸易的联系。
美国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前执行主任阿姆斯特朗（Matt Armstrong）回顾了美国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发展历程。20世纪中期，美国人相信信息应该自由地沟通，人们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1965年，现在公共外交初现雏形，大家认识到彼此之间的沟通，对于美国外交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乒乓外交在上世纪70年代让整个美国和全世界都认识到，只有这样的公共外交活动才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使得公共外交进入下一个阶段，让人们能够更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之间，除了政府之外的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世纪70和80年代，人们更加认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这段时间，一直到2001年，对于公共外交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美国在问自己，怎么才能更了解我们的公共外交的其他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怎么跟世界接触？这是美国民众跟美国政府的共同问题。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作所为要比我们的言词更为重要。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真正的价值观，也就是透明和参与，”他说。“现在我们意识到，要想向整个世界阐明我们是谁，而不是向整个世界炫耀武力。所以我非常希望，我认为公共外交是关于接触和对话。我想美国需要向其他的国家学习，需要向经济、文化竞争的国家去学习，看看我们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以战略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看短期的目标。”
5月19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
上发表演讲。 察哈尔学会供图
公众，公共外交的主体
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民众在国际交往中也成为了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参与者。在论坛上，中欧美三方的学者和外交官们一致认为，各国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公共外交政策，发掘公共外交的潜力。
阿姆斯特朗回答《北京周报》提问时指出，公共外交与职业外交及政府间外交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实现目标。“现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外交不需要公众的参与了，比如说在各种合作的形式方面，因此今天的公共外交其实在沟通方面的作用已经是非常关键。”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赛博（Philip Seib）以中美关系为例强调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中美之间，一种健康的，或者是友好的竞争，才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卷入到冲突和对抗。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在公共外交中，我们应对的并不是美国或者中国，而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人’。”他认为，如果忽视这一点的话，就变成了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了，而这样的外交，在今天的世界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会很大。
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赵可金认为，公共外交影响是一个让外交更加透明的过程，因为公共外交是推动外交的社会化。因为法国人、欧洲人将外交设计为是一种职业的外交官从事的跨国交流的工作。而公共外交是要打破这个限制，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不仅限于政府之间，而且要扩散到企业、社会、媒体以及普通的个人。他说公共外交也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不是单方面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同时公共外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论坛上中欧美与会者都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共外交的作用更加凸显。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安特卫普大学外交学教授梅利森（Jan Melissen）强调说事实上外交正在发生迅速而根本性的变化，对于一些小的国家，像荷兰，或者对于大的国家，像中国都是这样。
赵启正说：“因为全球化的关系，公众对于外国舆论中的自己的国家很关心了，他们不只是听众，不只是受教育者，不只是宾语，他们也要做主语，也要承担了，因此他们也要对外部说话。”他指出，说话的方式，可能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是中国的外交杂志如《公共外交》期刊，也可以是新兴的公共外交的研究者。本国政府和本国公众要保持密切的沟通，政府应该听公众的意见，这个沟通可以通过政府的发布会，可以统一民间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网络加强沟通，这个沟通是极其重要的。赵启正强调说：“任何的政府，不可能不关心民意，不可能不注意民间的意见，否则那真是一个独裁政府。民间的意见影响政府的态度，所以公共外交才变得有意义。”
赵启正认为，民众在公共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举例说企业家是参加公共外交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多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不管从法律上，还是实践上，还是对公共外交的政策上，中国非常成熟，很有经验，吸收了非常多的外国资本、经验和科学技术。
阿姆斯特朗认为企业确实能够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他们对于国家品牌的形象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给人们以教育、力量，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大使，他们都会影响别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形象。我们鼓励对普通民众的教育，不管是谁，只要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必须有意识，你是代表你的国家的，这点和公司是一样的。”
峰威力认为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欧洲做的不错：欧盟有自己的标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标准，因为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标准的话，比如在污染控制，食品质量等等，那么他们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措施。
韩方明指出，民间智库将成为国家间外交对话的第二渠道，政府和民间沟通的桥梁，有助于推动完善中国公共外交官民协作的体制。从全球的角度观察，民间智库已是现代国家公共治理、政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支撑力量，有利于外交的民主化和透明化。他借此呼吁政府、思想界、企业各界人士群策群力，重视和推动民间智库的发展，在我国外交整体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包容、真实的公共外交
在论坛上，学者和外交官们也探讨了在推动公共外交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事实上在今天的现代信息社会里面，你可以选择加入某一个团体，信息可以自由和非常通畅地传播，突破文化和国界。我们会意识到信息是自由的，我们不能阻断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我们认识到人们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化、历史、传统都是不一样的，都会使得对信息的解读不一样，如果我们的交流不考虑这一点的话，甚至会起反作用，”阿姆斯特朗说。
峰威力指出，在公共外交中最重要的是避免宣传。我们要想很好地达到效果，就必须要取得人们的信息。“在一个信息时代，公众是非常善于利用媒体，非常反感宣传，因此最好的宣传就是没有宣传。”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指出，互联网的确为人们提供了参与公共外交、实践公共外交的新的平台，这是令人激动的。但是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面，现在在互联网上，包括微博，绝大部分的信息，90%的信息是英文的，使得交流有很大的不平衡。另外，民众的参与，能够消除误解，增加其他国家对自己国家文化、政策的了解，积极意义很大。同时民众参与也有缺点。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美国人的反对，也就是说美国民众基本上是支持美国开进伊拉克的。但是10年后我们看到结果，这场战争谁获利最大？显然不能说是伊拉克人民，美国普通民众有多大的利益呢？也很难说。但是一些有军方背景的公司，获利比别人都大。这些问题让我们又兴奋，又担忧，这是公共外交新技术和民众参与带来的让我们思考的新问题，黄友义提醒说。
赵可金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虽然跨国交流在加速，在上升，但制定游戏规则，遵守各方的相关的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另外在推动公共外交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公共外交还有一个限制和边界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海外推行公共外交的时候，恐怕不能够仅仅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说我接触对方国家的老百姓，我在对方国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认为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他强调，当一个国家的政策，以推动公共外交的名义进入到另一个国家，做出一些对这个国家不利的事情，或者违背这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事情，也是非常危险的。
赵可金说，“我们的角色是为民众之间的交往创造条件，提供服务，而不是推动政府的外交议程。这个不仅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其他的大国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我刚才听到欧洲的朋友谈到瑞士一些小的国家，在软实力方面其实比一些大国还要更好，这是大国需要学习的。不能说国家很大，力量更强，你的意见就是决定正确的。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与会的中国外交官指出，包容的心态对公共外交是至关重要的。
前中国驻埃及大使，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认为，现在的时代，单有政府之间的外交，确实是远远不够的。这更需要我们有一个包容的心态，互相尊重彼此文化传统的心态相互理解，相互了解，在这个基础上，深化合作，这是在当今时代，我们公共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包容是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相互的尊重，这是实现公共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吴大使说。
前中国驻欧盟大使关呈远建议加强公共外交，更重要的是提高公共外交的质量。而要加强公共外交的可信度，也就是说要更加客观地反映双方的真实情况，就需要本着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立场，要放弃一些偏见、成见，这样才能使公共外交有一个可信度，有它的魅力，能够打动人。他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舆论，而舆论是要有人来制造，来传播的，或者是需要有人来引导的。
中国第一任驻WTO的大使孙振宇认为公共外交有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大家应当是采取包容心态。尤其在做公众工作的时候，要有包容的心态。不是去指责，或者是说教，要学会倾听，听听人们的呼声。而且要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每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传统，虽然我们自己有很好的价值观，对你们是非常适合的，但是不能强加给别人。要让他们自己内部，通过本身的发展逐步地接受。尤其不能用武力推翻一个政权，像在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来输出民主，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事情。
孙大使指出，我们一定要抱着非常宽容，容许各个国家根据他们的历史进程来发展，让各国觉得自己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的。尤其这些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存在本身就是合理的。“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在世界上有一个很好的全球治理，自己要维护本国人民的生活、民生，经济的发展，有很多问题需要很好的处理。在相互的对话交流当中，促成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