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

梁立基

    公共外交是面对他国公众、以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的国情国策，努力化解误会和偏见，以促进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它对政府的外交工作具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东南亚华侨华人人数总量最大，约3348.6万人，,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 占全球4543万海外华侨华人的73.5%。在双重国籍问题解决之后，绝大部分华侨已转成当地的华裔公民。另外，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也最为悠久，积累了经济上和语言文化上的优势，有利于开展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公共外交。本文将着重从经济和文化两个層面谈谈东南亚华侨华人通过公共外交对提高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优势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早在15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马欢就已经注意到华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瀛涯胜览》里说；“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介绍华人定居东南亚后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典型例子。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大都为了避乱和谋生，都是靠勤俭白手起家的。到19世纪后，东南亚绝大部分国家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这个时期有更大批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他们或被俘去当“猪仔”从事苦力劳动，或为谋生而下南洋从事个体劳动和当小商贩。后来西方殖民统治者把其殖民地的经济逐步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这给当地的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众所周知，从封建割据的自然经济转变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经济上的大转轨，是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工程。殖民统治者知道靠他们自身的人力是无法办到的。因为光有主动脉而无遍布全身的支血管和微血管，市场经济是发育不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有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和大大小小的流通渠道，而这要靠勤劳勇敢、不畏艰险、富有拼搏精神而又善于经营的人去开拓。以当时的实际条件而言,华人可谓最具这方面的素质和潜力。就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华人便早于原住民先进入市场经济。他们披荆斩棘，胼手胝足，走遍穷乡僻壤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开辟市场，建立商业网点，在逐渐壮大后便建立相当规模的现代工商企业并逐步向海外市场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这里可以举两位早期的华人企业家的创业史作为典型的例子：
    一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尼西亚著名的 “糖王”黄仲涵（1864-1924）。他从经营小货栈开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后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现代工商企业黄仲涵建业公司，其所拥有的资产有人估计多达十五六亿盾，当时就已雄居世界大富豪行列之第13位。
另一位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大王”陈嘉庚（1874-1961）。他从接受父亲已败坏的家业开始，经过拼搏和艰苦奋斗，到1925年已拥有1.5万英亩的橡胶园，后来把事业推广到各种生产领域并向国际市场扩展，在鼎盛时期其营业范围遍及五大洲，雇用的职工多达三万人，资产达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俩）。他还非常爱国，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和后来的抗日救国，尤其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现在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就是由他最先出资创办的。他一生为文化教育事业捐款累计达人民币5.4亿元。
    由于东南亚华侨华人比原住民更早进入市场经济，而且更具有苦干实干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所以华侨华人在东南亚拥有很大的经济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绝大部分的华侨转变成为当地的华裔公民时，原来的华侨华人经济也就成为当地整个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但华侨华人在经济领域里的公共外交活动仍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主要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时我国急需大力开展“三引进”的工作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住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数千万华侨华人的历史机遇以及华侨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出华侨华人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机遇”,并把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作为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启动力量,把侨乡作为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当初，世界还处在冷战时期，东南亚的华商不可能公开前来投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直接到中国大陆投资的从表面数额上来看并不是非常多，但是他们与港商的合作投资却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开路先锋。起初，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通过香港对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既避免了华商投资中国的敏感性，又充分利用了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的便利条件，也更易于吸收处理大陆事务的人才。香港已成为东南亚华人企业投资中国大陆的中介和桥梁，不少东南亚华人财团都以香港为基地，把中国大陆作为其拓展海外投资的主要市场。一般来说，东南亚华商对中国大陆进行投资，还是以谋利为主，这是资本运作的常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带有家乡情感因素，其投资集中于祖籍地。通过利用宗亲关系及其他人文优势寻找最合适的投资地点和项目。所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首先集中在经济特区与沿海侨乡，进而扩展到内地，成功地推动中国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在他们的示范和带动下，众多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这期间，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自身在本国的经济实力也得到加强。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行海外投资。东南亚华商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中介者与合作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王赓武教授指出的：“今天，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企业家和商业主管，自然把资金投在本地的工业和发展事业上。他们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受到鼓励，把资金投在本地。他们对本地的投资越取得成功，就有越多的剩余资金可进行其他投资，其中多数再度投于他们所入籍的国家。然而，随着剩余资金的累积，这种资金自然会流到新的地方，投在更有利可图的企业上。在商业世界里，跨越国界，进行投资，根本是很自然的事。所有的商人和他们的政府，都晓得有某个数量的资金，从一国越界进入另一国，特别是在亚细安国家之间流动，但也进入香港和其他地方；而在最近期间，更经由香港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在公开的资本主义经济里，投资的原则是以能够获利为标准。当跨越国界的投资取得成功的时候，预料他们也会加强企业家在本国内的根基。既然如此，这种投资活动应该不会对本国政府造成过度的麻烦。”所以东南亚华人企业到祖籍国投资，从本质上来讲乃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运作，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更应该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来审视东南亚华人资本进入中国的意义。王赓武教授认为：“华人进行这种投资，以及许多有利可图的接触和货物与人员的交换。无形中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金融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作为一种基础，以吸引外资，包括香港、台湾、中国的资金，投在本地区里。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将进一步对规模更大的现代化国际网络作出贡献。这个网络构成亚洲-太平洋令人振奋的经济前途。” ①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乃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整个形成的过程中，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共公外交活动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经济是硬实力，在提高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方面，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当地居民已经密切生活在一起了。他们一般是在两种语言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的，所以他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对两国语言文化的掌握上。语言是主要的交流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核，掌握一国语言就能更好了解一国的文化，掌握两国语言就能更好了解两国的文化。这对沟通两国的相互了解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大都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不但关注商业贸易，也关注文化教育。他们创办了不少华校和华文报刊，同时也创办了用当地语言的报刊，如第一家马来语报于1856年就问世了。从19世纪的下半叶起，华侨华人开始架设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是用当地语言向原住民介绍中国古典名著和民间故事的创始者，例如泰国早在1802年就把《三国演义》翻译改写成泰文并由此而产生泰国的“三国文体”，推动泰国近代散文文学的发展。而翻译改写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之风最盛的是在语言文化同属一源流的马来群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以及各种演义武侠小说和民间故事如《薛仁贵征东》、《三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便陆续被翻译改写成马来文而流行于世，其数量多达750多种。后来华人自己以当地社会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开始用马来文进行文学创作，于是在印度尼西亚便出现华裔马来语文学，其数量之大也相当惊人，有人统计创作的各种体裁作品共有1398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创作的作品不但反映华人社会的生活现实，还反映原住民社会的生活现实以及早期的民族觉醒和民族斗争。对此荷兰著名学者德欧教授也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华裔马来语文学是通往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主要一环”② 华裔马来语文学是中国与马来语国家文化大交流的产物，不仅有助于促进两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还有助于推动印度尼西亚文学向现代文学发展。此外，华裔马来语文学和华人办的马来语报刊还对马来语的普及化和提高其语言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对现代印度尼西亚语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
    到20世纪，华侨华人更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和东南亚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孙中山誉“华侨为革命之母”，这也包括东南亚的华侨。例如越南华侨黄景南可以说是直接参加孙中山革命组织的第一人，他积极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并在经济上倾其一生积蓄为革命筹集经费。孙中山从1905年开始，数次访问新加坡，把此地作为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活动据点。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东南亚华侨华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同一时期里，东南亚华侨华人也同样关心和积极参与当地的民族独立斗争，因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是同命运的兄弟邻邦，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都渴望民族独立和解放。所以有不少华侨华人直接参加当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并有的还荣获独立勋章。
    东南亚华侨华人具有两种心态，作为华侨，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而侨居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作为华人，入籍国是他们的祖国而中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和入籍国都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并建立全面友好关系，共同进步和繁荣。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这种心态和他们掌握的两国语言文化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无疑是个积极因素，对提高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影响也是个推动力。语言文化方面的公共外交涉及诸多方面的领域，而文化学术领域的公共外交更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学者属于更高的文化层次，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提出的观点与主张更能影响社会舆论和两国关系的发展。所以学者之间的公共外交更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在这方面，我作为老归侨深有感受和体会。
    我是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印尼第一批的归侨学生，当初我是抱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决心回国的。我先入化学系，后来中国和印尼正式建交需要培养印尼-马来语翻译人才，便要求我转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新成立的印尼-马来语专业。我二话没说便欣然答应，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而促进中国和印尼-马来国家的友好关系更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所以我愿意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文化优势，把一生献给印尼-马来的语言文化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把重点放在中国和印尼-马来国家的友好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上。我认为通过学术交流可以有效地开展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公共外交，以促进双方的友谊和相互信任，消除误解和偏见。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一直坚持自己的岗位和责任，努力专研印尼-马来的文学和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和印尼-马来从古至今的关系史和交流史。在这方面的研究，我确实比印尼和马来学者更为有利，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史料非常丰富，从汉朝到明朝的正史中都可以找到有关中国与马来国家之间正式交往的记录。而马来国家则几乎没有此类史书，就是被马来民族当作经典的《马来纪年》，在讲述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时都带有非常浓厚的神话和传说色彩，根本不能作为史料看待。所以在交流中，印尼和马来西亚学者特别希望从我那里了解到更多有关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我是从语言入手打开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学术交流的大门的，我掌握的印尼语和马来语使我有可能直接与他们对话，通过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增进共识。这里我谈谈半个多世纪以来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些个人经历和体会。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印尼发生的“九.三0事件”和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两国断交达二十多年之久。我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始终相信两国的断交只是暂时的现象，总会有复交的一天。所以在断交期间，我一直没有放弃印尼语言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积极组织力量编写《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以迎接复交后的需求。就在断交期间，1988年我第一次接受邀请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五届印度尼西亚语言全国大会并作为大会的学术报告人之一。我所作的《关印尼语在中国的教学与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会上有学者提出有关“Cina” （支那）和”Tiongkok “（中国）的用词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全场立即肃静下来，尤其华人特别为我捏把汗。我从语言学和两国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有理有节地阐述了我的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认可，于是会场气氛立刻缓和下来，我也从此走进印尼的学术圈，结识了不少印尼有名的学者。有人说我此行是“破冰之旅“，中断二十多年的文化学术交流开始解冻，意味着两国关系逐渐回暖,果然不到两年两国就恢复邦交了。复交之初，负责来北京筹建大使馆的印尼公使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主要是想从我那里直接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情和国策。我用印尼语尽量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外方针并带他到北京各处参观。看来我的公共外交效果还不错，从此印尼大使便把我看作是友好使者，有重要的外交活动和学术会议总是叫我参加和发言，后来还共同举办过几次有关两国关系的学术研讨会。我也开始直接去印尼开辟学术交流的园地，1991年成功地邀请印尼大学校长正式访问北京大学并签订了两校《教学与学术合作谅解备忘录》。从此，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我去印尼的次数更加频繁，参加的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逐年增多而且还能把自己的学术成果直接拿到印尼出版与印尼广大读者直接见面。2003年我主编的《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在雅加达正式出版，首发式由印尼教育部长亲自主持。2004年我编译的汉语印尼语对照的《唐诗一百首》也在雅加达正式出版，首发式也由印尼教育部长亲自主持。另外，我编译的汉语印尼语对照的《宋词一百首》和用印尼语写的专著《中国-印度尼西亚走向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不久也将在印尼正式出版。由于我长期与印尼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取得一定成果，2006年8月17日印尼国庆61周年时，印尼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特拉查特地为我颁发了《荣誉奖章》，表彰我”在促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和马来西亚正式建交是在1974年，冷战早期，“中国威胁论”在马来西亚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建交后马来西亚也只在经贸上与中国来往，在文化学术交流上则关上大门。我能对马来西亚进行文化学术交流也是以语言作为先导。1992年我作为中国的第一位学者应邀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语言国际研讨会并被指定为大会学术报告人之一。我的学术报告着重讲马来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受到重视的历史。根据明史记载，1405年中国的第一所外语学院“四夷馆”就开设了马来语（当时叫满剌加国语）专业而且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汉语马来语词典《满剌加国译语》也在此时问世。我的报告引起全场哄动，因为马来学者没有听说过马来语早在15世纪初就已经传播到中国并受到重视了，他们感到特别兴奋和自豪。我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也可以说是中马文化学术交流的“破冰之旅”，也是我在马来西亚进行共公外交的开端。学术会议结束之后，马来族的最高学府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国大）立刻聘请我为客座教授到马国大用马来语讲授中马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通过文化学术交流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在马来族知识界的影响。我从中国“和为贵”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讲起，根据中国历朝的史书记载阐明中马友好关系史的发展进程，着重讲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马六甲王朝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我的最后一次讲座就设在马六甲州的会议大厅里，马六甲州务大臣亲自率领二百多名州议员和官员前来听讲。由于我讲的内容大量引用了中国史料而马来学者大部分都没有接触到过，所以他们感到特别新鲜和深受启发，马六甲州务大臣还特地接见我，对我的讲座予以充分的肯定。马来族学术界认为我在马国大用马来语讲授中马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是个创举，他们很希望我能用马来语把它写成一部专著。于是我全力以赴，在马国大讲学期间用马来语写成一部专著《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并在马来西亚正式出版。马国大的马来文化研究院院长万.哈辛教授在序言中说，“我认为这部《光辉的历史篇章》将作为一部重要的宏著出现而且对有志于深入研究马来民族历史的一个光辉阶段的学者、历史爱好者和学生都是很合适的读物和参考书。”③看来这部著作在马来西亚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1998年时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的巴达维到北京作有关马中关系的报告时，一开头就先提到这部著作，说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马中关系源远流长，有过光辉的记录。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我结识了许多马来族最有名望的学者，经常和他们交流，共同探讨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我在马来西亚通过文化学术交流所进行的共公外交看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4年庆祝马中建交30周年时，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亲自给我颁发了《马中友好人物奖》，表彰我“在促进语言、文学和文化关系中所作出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能通过语言、文学、文化的学术交流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主要靠自觉性和责任感以及自身的优势。有人称我是“架设文化桥梁的民间大使”，其实许多老归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和不同的领域里自觉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有着相同的心态和优势，愿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尽自己的力，所以他们也都是“民间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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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林孝胜主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
② A.Teeuw::”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deel 140, 4e aflevering, Netherlands, 1984..
③ Liang Liji: Lembaran Sejarah Gemilang—Hubungan Empayar Melaka-Dinasti Ming Abad ke-15,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