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的一天，我在东京与母亲一起逛街。走累了，想喝点东西，就看看周围有没有便利店，找到了7-Eleven。店不大，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员工。看到我们走进来，她就开朗、温柔地用日文说：“您们好，欢迎光临。”母亲从冰柜里拿出一瓶红茶，我到收银台点一杯咖啡。女员工面带笑容，立刻转身用杀菌的洗手液洗手，然后把煮咖啡用的杯子递给我（便利店的煮咖啡往往是Self-Service）。 女服务员的态度很和气，使母亲和我很开心。我偶然看到了她的名牌，写的是“李”，就问她（用日语）：“李小姐是从中国哪里过来的，来日本留学吗？几年了？”李小姐用相当流利、标准的日文说：“您好，我是江苏人，在这里上大学，来日本已经有4年了。”我好奇地问：“来日之前学过日文吗？你说得非常好。”她说：“没有，从零开始的，刚开始学语言，然后上了大学。”
不该打扰她工作，母亲和我就告辞了。李小姐还是开朗、温柔地用日文跟我们说：“谢谢您们，下次光临。”
离开店后，我对母亲说：“妈，中国留学生就是那样努力的，大多数学生就是像当年我去中国留学时一样从零开始奋斗。他们语言良好，也尽量适应日本的风俗习惯，对日本社会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我们应该更了解那些从异国他乡来的朋友们的真实状态和潜在价值。”母亲带着笑容回应说：“我很感动，那么小的女生在日本努力生活，李小姐的礼仪比日本同年人彻底很多，能看出来每天向前看，积极地过日子，令人敬佩。”
在很大程度上，李小姐的故事改变了母亲对中国的印象。原来，母亲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与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没什么相差，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自己太不一样，不可思议，不知道在想什么，信息不透明，环境不卫生，百姓不文明，行为不规范，外交很强硬，经济很强大，军队很高压，政治很另类，市场受管制，言论不自由，食品不安全……
母亲这些对华的印象都是听说的，毕竟是通过媒体报道被塑造出来的中国观，其寿命不会很长，容易脆弱而坠落。我能感觉到，与李小姐接触以后，母亲原来不知不觉对中国抱有的不信任感大大缓和，180度改变了基本印象。
百闻不如一见，是活生生的人物改变了她的印象。据我所知，母亲的情况绝不是个案。我周围众多日本朋友在都市生活，走到便利店、居酒屋、超市、加油站等地，随时都能碰到中国人，而且大部分是一边留学一边打工的年轻人。看到中国年轻人用日语，以日本人能够接受的风格与方式工作的场景，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会受感动，觉得“不容易，了不起。”
2011年11月15日，我应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由民间资本成立的非官方、无党派的独立智库）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邀请，在广州出席“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主题是“中国人的国际新形象”。与我一起参加小组讨论的台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又平先生说的一句话，让我产生共鸣：“只有感动人心，才能看懂世界。”
年会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先生致电祝贺活动成功，与会者都在公共外交或国际关系领域有着丰富或一定的经历。在中国开始认真探索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即从如何提升国家形象的角度为外交政策创造有力条件的环境下，国人对“自己是如何被外界看待的”这一命题日益表示浓厚的关注。来自中国的与会者基本一致认为，“中国的真实情况与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落差，公共外交的重要目的正是弥补这种落差。”与会者之一，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由察哈尔学会承办的《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赵启正先生在其2011年秋季号“总编的话”里表示：“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是在明晰的国际战略的指导下，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推进的。作为公共外交的研究者和践行者，我们必须了解世界发展的战略趋势，洞察多样的国际关系。”
公共外交的对象显然是对方国家的公众，如何有效使对方国家认识自己，理解自己，从而为本国外交政策提供良好、稳定的舆论基础。外交无小事，外交有对象。
我参加的小组讨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由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先生主持。杨老师在主持中提到“中国在展开公共外交的过程中不能自恋。”我的解读是：一切以受众的感受为出发点和着力点，而千万不能陷入自以为是或自我陶醉的圈套。政策的优劣不是由政府自己判断的，由自己做出的评估永远不客观，不真实，从而缺乏公信力和解释力。
举一个例子，外国人如何看在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不少国内外人士认为，它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没什么用，它不是真的代言中国，而纯粹是忽悠老外。我个人觉得，投入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付出的税金所制造的宣传片，展现的是物质文明相对丰富的中国，向美国人传达“中国已经不落后，而正在快速发展”的信号，至少起到初步的推动作用。
不过，我也难免产生“又是中国政府宣传（Propaganda）”的感觉。不少外国人，尤其是西方媒体，早就对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炫耀式宣传感到厌烦。其实，外国人真正想看到的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而是包括众多问题、缺点以及矛盾在内的负面形象，因为这样才是可爱的，健康的，中庸的。比如，外国人对“在城市蜗居的年轻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一定会热心关注。
从上述李小姐的故事也不难看出，真正深入人心的“中国”，并不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或政府举办奥运、世博等国家大事，而是真正走出去的“人”，人的表情、举动、气质，才是代表中国的。公共外交永远是以人为本，靠人推动。它不仅是政府的任务，更是每一个走出去的企业家、留学生、游客等民间人士的责任。每一个走出去的中国人都要认识到：我身上带着名叫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中国公共外交战略务必“国退民进”，即政府首先需要退一步，顶多提醒每一个中国公民抱有一颗“自觉”的心，促使民间进一步。
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从而必须辩证地去面对。围绕中国人的新形象问题，除了中国人自身需要改进，外国人也需要做出应有的努力。我想有两点值得反思，并且改进。
首先，我们不要把中国过多另类化。尤其西方媒体总是把中国作为另类来处理，为什么呢？有三方面的背景：一，中国快速崛起，让外国人焦虑、恐惧、嫉妒；二，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始终使外国人主观上感到“中国与我们太不一样”；三，西方在不断遭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形势下进一步丧失自信。
其次，我们对中国的期望值不要定得太高。不少中国长辈曾对我提出：“你们日本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表现得也不太文明，随地吐痰，不排队等现象随处可见，这是任何国家地区走过来的必经之路。那为什么针对中国的崛起，其要求就变得如此苛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解答是，当今中国的变化也好，发展也好，既可以说是崛起，也可以说是复苏。中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它知道一个文明体系支配世界的逻辑在哪里。因此，中国这轮崛起与其它国家或文明以往的崛起截然不同，何况它是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下发生的。
“重新发现软实力”将是中国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是无法回避的一次挑战。当代中国的软实力在哪里？写此文之前我问了20个外国朋友，他们都说不出来。吸引当代日本人的中国元素似乎有两个，一个是以三国演义和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古代文化，另外一个是直接影响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当代经济，两者却没有成为使日本人对中国感到“有魅力”的内涵。
在公共外交会议小组讨论上坐在我旁边的杨锦麟老师回答观众提问说：“今天中国软实力的载体在哪里？是没有的。美国有：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够了，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