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国人和中国人形象——说说美国人眼中的“新”中国人形象
先说说“遥远”的过去
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是上帝最垂青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来自北欧和西欧，他们到北美来是奉上帝的意旨创建人类的新自由，是建立在山巅之城，是要开辟新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的新道路。这些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讲英文，信新教，在上帝面前有极度的不安，对待工作有极大的投入，重道德，讲义气，更关注自家门口的事，很少过问别人或别国的事，守法，奉公，一旦被惹怒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将对手征服。
这样的一群人400多年前到了美国，先是不停地把印第安人往西赶，开发了大量农田。因人手不够，大批引进了来自拉美、加勒比海和非洲的黑人。因为收购和战争，因为对自己的能力、产品和宗教的超级自负，美国的领土不断夸张，先从大西洋岸边移至阿巴拉契山脉，继而挺进至密西西比河，再到科罗拉多山脉，最后在19世纪初完成了在太平洋海岸建立港口的目的。
与此同时，欧洲和中国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移民美国。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了所谓“正宗”的美国人的启示，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唯梵蒂冈马首是瞻，不可能转变成真正的美国人。黑人是财产，是不能享受任何民权的奴隶。
当然，无论多么艰难，来自欧洲的移民大多完成了自己的通化过程，黑人由于内战获得了解放，而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境遇非常的艰辛和痛苦。最早的华人到美国是为了淘金，但先他们到达的其他“美国人”不允许他们靠近河边淘金，万般无奈的华人只好开起了洗衣房和餐馆，最后大批参加美国跨大陆铁路的修建。由于经济萧条、华人的勤奋和美国工会的动员，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当年加州工会组织和美国联邦参议员对中国人的看法是男的都是小偷，女的都是妓女，永远不相信上帝，也不会学会说英语。他们的存在严重侵蚀了美国健康的政治文化肌体，是一个不除不足以根治疾病的毒瘤。1881年，从清朝移民美国的华人是4万余人，到1883年，仅有到30名华人被批准入境。华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整体禁止移民的种族。（《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美国国会取缔，被取消之后华人依然不能自由移民到美国，直到1965年的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新的《移民法案》，华人（在台湾的中国人）才获得了其他国家公民移民美国的同等待遇。美国参议院直到最近才对当年通过这一法案表示惭愧。
1844年，清朝与美国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这是中美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共34款，除了对贸易、外交和关税作出规定外，还迫使清政府允许美国人学中文、在中国传教和死后掩埋在中国。这份条约的签署大概也能间接反映当年美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清末有中国留学生旅美，还有李鸿章访美（据说天津电视台计划拍摄电视连续剧），可以想象他们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在清朝认输赔款之后，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不允许任何列强再侵犯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把庚子赔款全部用于兴建清华大学。这是因为美国人把中国人看为羸弱、需要得到特殊照顾的一个民族，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商品和宗教市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屈于日本的压力，将胶州半岛转交给日本，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弹，五四运动爆发。威尔逊和美国精英当年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国不足以与日本抗衡，所谓天朝其实徒有虚名。
918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美国媒体开始报道在日寇铁蹄下被蹂躏的中国人的情景，美国人较为同情中国人，并谴责日本人的暴行。从1931年到1945年，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可能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美国主流媒体对交战中的中国的报道，比如由亨利•鲁斯控制的《时代周刊》等媒体对中国大篇幅的报道。其次，国民政府的官员访美给媒体发达的美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宋美龄这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第一夫人几次去国会演讲，为获得美国对抗战的支持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三，从飞虎队的陈纳德到迪克西使命的谢伟思，从远征军的总司令史迪威到升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这些在中国正式或非正式参战的美国军人通过书信、接受媒体采访和回国探亲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最后，在新中国极富盛名的美国三S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人的中国观。这三位分别是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
二战结束后，美国期望看到一个民主、自由和独立的中国，但国共打得不可开交，连德高望重的马歇尔都不能使交战双方停火，马歇尔遂“奏请”杜鲁门总统斡旋失败，美国政府停止调停，除了将囤积在中国的武器出让给国民党并用飞机舰船运送国民党军队进入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着尘埃落定。此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共和党严厉批评民主党“丢”了中国，迫使杜鲁门总统下令国务院撰写中美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得出的结论是：一、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二、共产党政府深受人民欢迎；三、共产党是听命于莫斯科的雇佣政党；四、除非美国投入大批人力和物力，国民党必败无疑。
再说说“不太远”的过去
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基本没有官方关系，民间的走动也少得可怜。1972年尼克松在中南海的书房里见到了毛泽东之后，中美互设了办事处，民间走动有了松动，全美国可以引领美国人到中国参观访问的就只有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国美中关系委员会。
在这30年里，中国人在美国人看来是打仗不要命的黄祸、愤怒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美国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者和先做莫斯科的马仔继而又跟苏联掰了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卫道士。
美国人这些印象的形成与以下因素有关：
1、抗美援朝：中国在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对联合国军不宣而战，一举将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勇猛、善战和神速是美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中国拯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朝鲜，在美国人心头砍了重重的一刀。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美国的韩战老兵把志愿军描绘成不怕死也不知道掩护自己的机器人，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玩命的人，对着志愿军的人海攻击不停地扫射仍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
抗美援朝开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驱逐和遣送1949年后滞留中国的美国人，他们是大学的教授、医院的医护人员、教会员工和文化工作者，这些美国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特别是那些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中国人的反目成仇让他们万分寒心。他们回到国内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述的应该都是中国人和新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2、政治运动：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这些一方面拿自己的同胞开刀、开涮，另一方面立誓要推翻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整个西方制度的运动使得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国家怎么了？是领导人发了了疯还是人民受了骗？60年代末至70年中期，不少中国人以各种方式逃到香港，美国的新闻媒体和学者开始大规模采访这些“难民”。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反映大搞阶级斗争的的书籍和影视（比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哈金的《等待》、电影《毛泽东的最后一个舞者》）都还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3、领袖言论：文革期间，林彪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美国人可以通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的公开和私下言论了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看法，并以此形成对中国人的印象。毛泽东对亚非拉来访人士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号召美国受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推翻美国政府等，都让美国人不能够理解。
在个人崇拜横行的国家，领袖指向哪里国家就奔向那里，中国的电影、书籍、课本、公共媒体都以攻击和批判美国为使命，而这些文献又被大量地翻译成英文（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ervice，FBIS），这些译文对美国两类人影响最大，一是行政领导和国会议员，一是美国的媒体和学术机构的成员，前者以它们做决策的参考，后者以它们做科研、讲课和报道的依据。
邓小平来了“晴”了天
中美建交的公报（1978年12月15日）和改革开放的决定（1978年12月18日）只相差三天，在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形象方面，邓小平功不可没。首先是他在与卡特总统在中美关系艰难的谈判展示的务实精神给美国的精英阶层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的这一务实精神在香港回归和台海问题上都有展示，显示了一个大国政治家的眼光、勇气和脚踏实地。）邓小平对莫斯科和越南的强硬态度自然也赢得了美国人的极大好感，莫斯科是美国冷战的主要对手，越南则是5万美军官兵阵亡的国度。
几乎完全颠覆了美国人从1949年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印象的事件是邓小平1979年一月底二月初对华盛顿、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的访问。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向美国人民和政治家展示了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的新风貌。卡特总统2007年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28周年的活动中读了自己当时的日记。他说，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结束之后，邓小平登上了舞台与演出人员握手，并亲了一个参加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小姑娘。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杰克逊对卡特总统说，一个会亲吻的国家领导人一定不会与我们为敌。之后在亚特兰大和休斯顿，邓小平参加了各种活动，在休斯顿还戴上了牛仔帽。
据卡特总统回忆，他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曾经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允许中国人继续信仰基督教，二是在中国印刷和发行圣经，三是允许美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说他需要考虑此事。之后不久，邓小平告诉卡特总统，可以答应他的第一和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就先算了。邓小平的这一决策对改善被地缘政治和冷战强行撕裂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对改善以基督精神作为立国和做人之本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人看法起到了核聚变的作用。
邓小平回国之后中国旋即出兵越南，美国的暧昧态度使得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之后，中美进入10年蜜月。卡特总统曾多次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在中美政府就开展学术交流进行谈判过程中，他在华盛顿时间凌晨接到了他的科学顾问佛兰克•皮尔斯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皮尔斯告诉卡特，邓小平副总理急需知道美国是否可以每年接收5千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卡特告诉他的科学顾问，你转告邓小平，中国可以每年往美国派5万学生和学者。卡特和邓小平不仅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中美人口互动，而且为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倒退时果断南巡，力挽狂澜，使得中国列车改变了行程，使得我们关于美国人是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进入第三节。
都是经济惹的“祸”？
从1992年到2002年的10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攀升。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先后访华，江泽民和朱镕基则先后访美，中国为稳定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力挽狂澜，并终于进入WTO，两国领导人也多次在国际场合晤面。2002年至2012年，又是一个新的十年，除了中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中国先后举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60周年大庆、2010年的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经历了雪灾和震灾，稳定了发生动乱的拉萨和乌鲁木齐的秩序，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和金融出现萧条和动荡之后一直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按理说，这20年是中国从改革走向辉煌的20年，从胜利走向胜利的20年，但是无论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办法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和改善自己的形象，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并不对称，它的大国地位和受尊重程度也不成比例。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怎么就不能“扬眉吐气”呢？
这里我们必须厘清美国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看法。
从个体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心里中国人（华人）的（新）形象的形成大约来自几个方面：
1、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在美国电视黄金时段转播）上中国人的整齐划一，60周年大庆的阅兵式（对那些看到分列式和武器装备的美国学者和精英来说）既让美国人感到震惊，也让他们感到可怕。
2、在美国成功的华人华裔，包括马友友、朗朗、Vera Wong、JerryYang、哈金、骆家辉、朱棣文、姚明、蔡美儿和成百上千的在美国的大专院校教书和从事科研的华人让美国人将刻苦、勤奋、聪慧和有创新精神与中国人连在了一起。
3、汶川地震期间中国政府允许境外媒体直接在现场报道，让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画面、网络、报纸和收音机了解到中国人顽强的性格、在灾难面前的坚韧不拔和失去亲人之后的痛不欲生。
人民网曾在2002年转发了一篇题为“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约翰•多博和彭雅达将写在纸上的成对形容词交给4个专题小组的41位参加者，并问他们：“哪个形容词可以最恰当地反映你对中国人的看法？”得出的结果是：
工作勤奋100%，懒惰0%；
有创造力64%，善于模仿36%；
爱好和平80%，好战13%；
谦逊75%，傲慢25%；
忠诚93%，不忠3%；
正直53%，欺诈46%；
有竞争力78%，没有竞争力18%；
守纪律100%，不守纪律0%；
空想35%，实用40%。
文章中还罗列一些对参与调查的美国人对采访问题的回答，其中之一是，“马里兰州的一位男子说：‘当我想到中国人时，我马上就会想到勤奋（的人）。他们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他们连续长时间工作并且在一起工作；这就是他们能够生产出这么多产品的原因。’另一位马里兰州男子说，‘中国人看起来很有教养、很有智慧。华裔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很多。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马里兰的一位女士说，‘中国家庭看起来成员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显得尊敬长辈、对家庭有真诚的忠诚感’。?
然而，对中国人的“新”看法并不能等同与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看法，更不能取代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又分为美国精英和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一是美国十分发达的民调最近一直在监测美国人的中国观，一是中国人自己最近在美国做的一次“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抽样调查。
以下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民意调查数据图表（取自谢韬、本杰明•I•佩奇，“美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崛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谢韬和本杰明•I•佩奇在文章中还指出，“虽然只有少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影响这少部分美国人观点的主要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经济实力，因为有3/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显著增加将产生‘主要是负面’的影响，而认为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加将造成‘主要是负面’影响的公众比例却不到50%。”
2008年3月31日，也就是在奥运会开幕之前4个多月，美国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认为，在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伊朗、伊拉克和中国。最近两年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因为中国做的大事（奥运和世博）、负责任（不抛售美国债券）、公共外交努力（孔子学院、时代广场的广告、中国日报在北美的发行和印刷、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做整版广告）而有所提高。中国人对此的解读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让美国感到惶惶不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解读盖洛普民调的结果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经过西方媒体多年炒作，让美国公众模糊地觉得中国会威胁美国的地位，或者是他们的工作机会。”
不过，上海交大在2011年1月30日发布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大型实证调研结果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没有大幅度提高并非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个调查一方面显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在大幅度攀升，一方面也说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美在价值取向上的距离却越来越大。这一调查“采用了情感温度计来评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在从0至100度的得分中间，中国得分47.97度”。《南方周末》将这一结果戏称为“47.97度，不好也不坏”。调查显示“61%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影响力’；77%的受访者认为‘十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增加’；64%的美国民众基本认同‘中国的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调查还显示，“55%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有满足其公众需求的政治制度’，显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增多，但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人缺少认同。80%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限制人权。”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调查发现，“在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时，美国民众会优先考虑‘促进和保护中国的人权’（67%），其次是‘中国更好的环境政策和实践’（65%），再次是‘确保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和平关系’与‘促进中美之间的公平贸易’，最后才是‘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都是经济惹得祸的解释似乎不攻自破。
“中国模式”的是与非
中国人的近代史跟美国的整个历史差不多一样长，而中国人在这段历史中有一大半时间是一个衰落和被欺辱的民族，一直在琢磨和尝试翻身的办法，一直在为再度进入大国俱乐部而奋斗不止。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似乎在走下坡路，中国似乎在崛起。美国人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并在世界完成特殊使命的感觉还没有消失，但是他们慢慢感觉到中国的紧追，中国的逼人，中国人越来越强的特殊性和优越感。这样两种感觉的碰撞自然会产生火花，滋生焦虑，释放不安，放射恐惧。换句话说，在中国人讨论自己的模式，描述自己的道路，打造“北京共识”时，彼岸的美国精英们可谓百感交集。
“中国模式”，可以叫“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也有叫“北京共识”。“北京共识”之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是后者被简化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前者被解读为“市场经济+威权政治”，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2004年，乔舒亚•拉莫(Joshua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观点。由拉莫提出这样的观点极具讽刺意味。拉莫是基辛格事务所的合伙人，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和他的事务所利用这一特殊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一面说中国的好话，一面为两国的企业和事业关系牵线搭桥，赚钱发财。拉莫提出“北京共识”的文章发表在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杂志上。
拉莫对“北京模式”的论证包括以下三点：一、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的不断创新;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三、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谋求发展的时候，不受外界干扰，特别是拒绝西方国家的指手划脚。拉莫甚至提到为提高防卫能力，中国一直在刻意追求军事上的不对称性打击能力。
拉莫不是学者，他的观点并没有受到美国学界的特别关注。为中国的崛起寻找理论依据的中国精英在2005年前后发现了拉莫的文章，随后开始介绍并不断丰富拉莫的“北京共识”的观点。从2008年到2009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因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庆祝建国60周年在中国几乎成了口号，在美国也可开始被关注。美国精英对“北京共识”的态度可以被分为三类，赞不绝口的，模棱两可的和坚决反对的。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离开政府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从事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的研究。2009年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问时，布热津斯基说，“中国模式”在他看来就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期间和平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当年他协助卡特与邓小平促成了中美邦交正常化，但是绝没有想到这个古老的文明会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并在短暂的时间里就具备了改变世界权力格局的潜力。
曾任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大卫•蓝普顿现在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通”之一。他2008年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实力的三幅面孔：军力、财力和智力》的书。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领导人极具战略眼光的，矢志为人民服务，以攻于心计见长。他指出，中国领导人的攻于心计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千方百计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他还说，中国的领导人一心一意谋发展，不受外界的干扰。尽管他在书中没有直接讨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但是他的结论对“华盛顿共识”来说颇有釜底抽薪的效果。“华盛顿共识”的两个支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蓝普顿认为，由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政府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中国的民主在他有生之年是不会到来的，但是中国没有民主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未来学专家约翰•奈斯比特以撰写《大趋势》誉满全球。2009年，他的新著《中国大趋势》率先以中文版出版，被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法兰克福书展隆重推出。纳斯比特在书中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即——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和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通过描述和总结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奈斯比特指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罗伯特•库恩既是生物学博士，又是华尔街的基金管理人，更是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库恩在生意场辗转多年之后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的《江泽民传》俏走中国，被中国媒体誉为“当代斯诺”。他在解读“北京共识”的时候指出中国发展壮大的两个法宝是“超稳定的政策”和“超强大的中央政府”。其次，中国所有的战略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都是国有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与此同时，中国还有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和自由发展的市场。他坚信，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民主迟早会降临中国，因为，按照西方理论的解读，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会破门而入。
也有美国人认为拉莫的理论过于简单和片面，不仅不是对中国发展的准确概括，更不能用来解读中国发展的模式。对这些美国人来说，他们既为中国的崛起感到欣慰，认可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也怀疑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延续和复制，有多少普世价值，能否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傅高义曾经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曾在2002年安排江泽民主席到哈佛演讲。2009年在美国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采访的时候，记者反反复复问他对“中国模式”有什么看法。傅高义并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被逼无奈，对记者谈了几点看法。第一，说中国发展是一种模式跟说美国的崛起是一种模式是同样错误的;第二，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个人的自由虽然比毛泽东时代增加了很多，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自由还是少得可怜。第三，如果中国这种发展模式最后不转入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那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和魅力会是很有限的。最后，中国追求和谐很好，做负责任的大国更值得称赞，但是西方人越来越觉得中国人比较傲慢和轻浮。如果说国庆阅兵是为了让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它也让海外的人感到担心和害怕。
沈大伟曾经是研究中国最有名的刊物《中国季刊》的主编，他的博士论文《美丽的美帝国主义》介绍中国学者如何研究美国，是美国中国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现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常年穿梭于中美之间。他2007的专著《中国共产党：萎缩与适应》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点是随机应变，适应和学习的能力非同一般，自我纠错的能力特强。虽然沈大伟对中共称赞有加，但是对中共引领的改革和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前，美国《时代周刊》专门发表了他写的封面文章“通往富强之路”。他在文中他提出“中国特殊论”这个概念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本土的文化儒家思想和官官相护的遗毒。在“中国模式”框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奇迹般的，然而这样的奇迹并非没有代价，它直接造成了环境污染恶化，尾气排放飙升，水资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和贫富不均的加深。真正的大国和强国不会面临国内政局或社会发展不稳的局面，不会一味强调“维稳”。
在2010年达沃斯经济峰会期间，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崛起伴随着与西方冲突的升级”的文章。作者卡特琳•本霍尔德在文章中表示人们对“北京共识”莫衷一是，既可以说它是对资本市场的严密控制，也可以说它是没有太多民主的举国动员。虽然人们对“北京共识”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大家都认同，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在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起飞之后开始要挟西方，既在气候问题上屡屡干扰西方国家倡导的减排，又在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拒绝参与或支持对德黑兰的制裁。该文还引用前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高官克丽丝汀•福布斯的话，说“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编辑罗伯特•塞缪尔森2010年2月15日一篇题为“中国‘老子第一’世界观背后的危险”的时评中写到，中国的经济从1978年起翻了10番，美国人希望随着中国的富强，她的价值观和利益会逐渐接近美国，但是，事与愿违，已经崛起的中国一面高谈稳定压倒一切，一面不断重复被列强欺辱的历史。在塞缪尔森看来，“中国模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基石是“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甚嚣尘上的“孤立主义”不同。美国当年的 “孤立主义”表现在拒绝参与世界事务，而中国的“老子第一”表现在当世界秩序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参与，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退出。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振兴中国的外向经济，中国就积极参加，而加入减排公约可能抑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就拒绝参与。这样的“处世”行为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美国有因自己特殊(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而滋生的傲气，中国有因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强盛)而产生的骄傲，两国之间因贸易和汇率产生的摩擦加上政治制度的差异，北京和华盛顿关系可能因为偏见和决策失误走上一条不归路。
美国俄勒岗大学的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专门写了一篇批判拉莫的“北京共识”的文章。他说所谓的“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国外的企业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大军。“北京共识”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败。鉴于它高昂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北京共识”不可以持续，它的崩溃是指日可待。
美国的另外一位学者伊恩•布鲁玛2007年的写了一篇题为“2007，中国模式年”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说中国从暴政和贫穷里面走出来，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可歌可泣。但是，“中国模式”有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愤怒的一面。虽然中国人的自由现在很多了，但是任何一个人想要组织一个协会都很困难。他说，中国模式不讲民主，只讲金钱，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中国特殊论在他们看来就是普适价值--所有这些国家的人不愿意搞民主，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坚信不用搞民主，同样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同样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对“中国模式”批评最为猛烈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孟捷慕，他以前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写了一本十分畅销的描述20世纪后半段中美关系的书《变脸》。2007年，他的一个小册子《中国幻想》对美国人正在改变的中国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孟慕捷认为“中国模式”从本质上讲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模式”影响力越大，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就越弱。2007年7月，孟慕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时评“只有财富没有自由的模式”。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到：美国人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中国模式，这不仅事关美国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关美国的使命能不能够成功。美国使命就是在世界上推进一个政治开放、人人自由的制度。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美国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就面临破产和失败。
初步的结论
1、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看法与那个民族所属的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人为割裂或分离美国人对清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的看法或者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现在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的。
2、从1844年中美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及华人不远万里移民加州淘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7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3、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受到美国国情和中国国情的影响，更受两国关系好坏的影响。
4、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还受到种族优越感、基督教信仰和政治价值观的影响。
5、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但是经济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6、中国不能通过简单的传媒手段和文化输出改变自己的形象；形象的改变往往是“润物物细无声”的，需要耐心，更需要共同的信念和理想。
7、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内和国外的言谈举止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美国人怎么看中国人。
8、如果说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看法，目前这种看法还处于动态之中，它取决于美国的国情（保持大国地位还是沦为二流国家）和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加快政治改革等）。换句话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改变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而非单纯的外交、经济、贸易和军事关系。
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惴惴不安，中国人自己把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模式、一种理论更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老布什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可以疏远，不能孤立；到了克林顿，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是打压，之后是包容；小布什说中美必须意识到两个国家有一致的利益，可以不是战略伙伴，但是不能天天顶牛；奥巴马上来就说北京必须对美国有战略再保证，分明对中国没有信任，最近又提出重返亚洲，仿佛中国的崛起就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国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