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形象：当地的视野与政策的考量
导论
过去的二十年中，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大量涌入新加坡，据称，如今他们在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里已占据了三十万的人口数量。那么，作为早期中国移民的后裔，如今占总人口75%的新加坡裔华人又是怎么看待这些新来客的？是将他们视为同根同祖的移民同胞，抑或是与自身社会政治倾向和文化身份均相异的外乡人？新加坡该如何应对这看似冲突的关系：一方面引入国际人才，另一方面又保护本国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不仅为一个国际化都市的身份政治问题提供新论点，更是为改变中国移民的民族观念提供了新方向。
首先，本论文研究了由中国新一代移民占极大比重的90年代后新加坡人口结构之改变。论文接下来分析了本地新加坡人对这些新移民的看法——一种批判，贬低和被动接受的混合体——然后讨论新加坡一系列移民政策的出发点，即从控制新移民涌入到整合团结现有移民。通过指出通常的民族观和共同文化的观点在塑造新加坡人对新移民的观点时只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论文总结了政治的实践主义和新型身份政策才是影响公众对新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抉择的重要因素。
本论文以官方及民间的本国人民对新移民的看法的相关论坛为基础，亦采访了新加坡人民和中国移民们，同时加以作者自身所参与的观察结果。近期确有一些关于中国在新加坡的新移民的研究，但无一包括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谨希望本论文能唤起更多关于新加坡新型民族政治的讨论，同时能引起对中国移民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他们在塑造新加坡身份政策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关注。
变化中的人口结构
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自然资源和巨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需要依靠人力资源的支持。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新加坡的年总人口增长率由1970-1990年间的1.9%到1990-2000年间的2.9%，但是人口发展趋势却在直线下降，这导致新加坡成为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1960-65年的4.93到1995-2000年的1.57，远远低于平均人口更新水平。
受到这种趋势的警示，考虑到可能对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除了实施一系列移民家庭友好鼓励性政策之外，政府更是以引入外来人才提高了移民率。Prime在1999年说：“没有外国人才，我们将不能成为经济一流的国家，我们必须从国外引进人才以补充国内人才的不足。”吴作栋总理在2006年的国庆演说上指出了政府对于招买国际人才的决心。“我们缺少14000个婴儿，”他说。“我们必须引进新移民。新加坡将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需要持续增长的人口，同时这增长的不仅是数量。我们正在寻找那样的人，他们有能力，有干劲，有能动性和创新性，而且并不只是一种类型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不仅是毕业生，专业人员，银行家或者是律师，而是所有类型的人才。”LEE在2009年说道，新加坡人必须拥抱新的外来移民，因为移民们将会弥补新加坡的低生育率并能阻止国家经济和劳动力的收缩。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联络新加坡”被阐释为“那些想要在新加坡追求一种有回报学业的学生，以及那些对投资或创业感兴趣的个人和企业家们的一站式中心。”新加坡政府开始向中国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让他们到当地的高中和大学来学习，只要他们在毕业后在新加坡至少再工作6年。一项调查显示，这样的学生中的74%在完成学业后都成为了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新加坡同时为新移民的企业家们提供经济资助，包括一千三百万新币的启动金，而且鼓励中国大陆企业列名于SEM。截止至2011年一月，有大概157个中国公司被列于名录，政府提供市场资金大约五亿四千万新币。
政府的不断示好和招买人才的做法，导致了过去十年中，外来非公民和外来永久居民数量的快速增长。截止至2010年六月，新加坡总人口数为507.6万。其中有3770000居民，由3230000新加坡居民（占总人口的63.5%和总公民人口的85.6%）和541000永久居民（占总人口的10.7%和总公民人口的14.4%）及1305000的外籍非公民者（占总人口的25.8%）组成。由于在2000年时只有112100的永久居民和754500的外国人，该数据显示出一种飞跃式的发展。永久居民的增长率远远快于居民的增长率。公民登记率在2005年至2009年的年增长率为0.8%-1.1%，永久居民增长率在2005年时为8.6%而在2009年时为11.5%，非公民的增长率在2007年和2008年时分别为15%和19%。同时，出生地为新加坡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比率由2000年的18%增长至2010年的23%。这种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引起了人们的焦虑与不满。
新加坡的开放门户政策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放宽对外移民政策同时出台，这导致7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他们永久地或是半永久地离开大陆居住。虽然新加坡政府的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不是面对某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但归功于长期的移民历史和文化地理上的比邻关系,中国已成为了过去三十年来这个岛国最主要的移民来源。新的中国移民有四个主要的类型：学生型移民（那些在在外留学但在毕业后继续留下的学生）、关系移民（那些随作为外国居民和永久居民的家庭成员一起移民的人）、技术移民（那些凭据教育背景和专业经历而移民西方的人）和未登记移民者（那些未经过正式登记就出国或超过签证许可停留期的人）。据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有超过六百万的人移民国外。
虽然没有对新的中国移民的官方统计数据，但据2004年的统计，有将近300000的中国新移民居住于新加坡。一项近期研究显示在新加坡有350000至400000的中国新移民（包括那些短期停留人员，如短期合同工人等）。另一项研究则估计有多达700000-800000的中国新移民。中国大陆在近二十年来以成为了新加坡的最大移民来源地。例如，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00年时有超过30000全日制学生。在1671个全职教员中，有887名（占53%）新加坡公民，而剩下的784名（46.9%）为外籍，包括110名（14%）中国公民（大部分为永久居民）。在大学的842名全职研究员中，只有221（26%）名为新加坡公民，而621名（73.7%）为外籍人员，包括来自中国的329人（39%）。
中国的新移民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一些来自南方传统的侨乡，但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的比例确实显著提高。据李光耀称“现在新来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来自长江以北”。在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的新移民与他们的先辈们的组织并不相同，先辈们的组织多基于同乡和同祖的准则。曾经特指某个故乡或村庄之“同乡”概念，现在被用来指代整个中国或华人群体。这些新的群体更加包容，他们不仅接受那些地理上相异的成员，也接受社会背景上相异的成员。
简短来说，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人口总数增长了将近两倍，而且在公民数量急剧下降的同时，外籍人员数量却显著上升。在非本国出生的居民中（包括新登记公民和永久居民），来自中国的居民数位居第二（列于马来西亚裔之后）。然而，考虑到大量只在新加坡待一年多的中国临时工和学生们，我们很有理由估计中国人是最大的外籍群体。由于其长期历史关联，亲近的家族联姻关系，文化联系和地理之间的靠近，马来西亚籍华人通常被新加坡当地人认为是“同胞兄弟”。他们有共同的故乡，方言和风俗习惯以加强这种亲近感。因此，马来西亚裔华人通常不在当地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评论之内，因为中国的新移民们相比于东南亚裔华人来说，在样貌，口音和行为上更加突出与相异。
对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移民在新加坡的快速增多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祖先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移民后代---的焦虑，不满和偶尔的敌意。这些关注通常被表现于报纸，议会，网上论坛或博客中。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直指中国新移民，但是同时作为两个最大的群体---中国人总数同时占据了大量本土和外籍的绝大部分（约75%）---意味着中国移民是公众舆论的中心。
关于（中国）新移民的公共和非官方的舆论主要涵盖三个不同的但又彼此相关的观点：（1）虽然他们来自同一民族并且可能也说着同一种语言，这些新来客的社会文化背景明显与新加坡本地人民不同；（2）新移民与本地人共同竞争工作职位，教育机会，住房，健康福利，交通出行等等；（3）新来者（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人）被认为缺乏一种对移民国的政治隶属性，并且仍旧在情感上和政治上依附与支持着中国。虽然这些言论有异于那些被政府所支持的言论，但他们还是能在一些官方媒体，如《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中找到宣泄口。
社会与文化差异
虽然许多新移民在民族上也属于中国人，但一些新加坡裔华人把他们当作不同的人—既与他们自己不同，亦与他们数个世纪前移民至新加坡的，主要来自中国南部的祖先不同。一个博主写道：
文化差异与摩擦，以及移民大量的涌入使得本地人无法适应这种新改变。如此多的外国人和新移民让新加坡已经变得像是一个“外国”，而不是祖国。
这种在自己国家的陌生感也被一些如素米克•谭，一位《海峡时报》的专栏作家表达了出来：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在自己的祖国中，却成了一个异乡人。在上个星期六去芽笼的时候我也有相似的感觉……在那里走着的时候，我被我周围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所惊讶了……不论我转向哪个地方，我周围都是中国人说着陌生口音的中国话。
另一个博主的心声也反映了人们对新移民的感受：
新加坡人能够接受中国人吗？……特别是那些文化与中国南方如此不同的北方人？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不能接受北方人将要成为新加坡华人的主体这一现实。还有，我并不能真正适应他们的方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北方人都是些可怕的人。
除了强调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间的不同之外，新加坡人最近也被分类为同类的移民，与其他移民唯一不同的区别在于移民时间的不同。一位作家抱怨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我也从来没移民去过任何地方。如果有人把我称为老移民或者是‘早来了一点的人’的话，我会生气的。”
不仅是普通大众认为新移民是不同的。政治家们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华人和中国人的不同，正如李光耀说的那样，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大环境下：
虽然我们是中国人而且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华人的思维模式和商业习惯在工作方式和心灵构成上也是不同的。我们的制度和工作模式是西化的。我们不靠“关系”或者类似的东西。我们对法律的标准和态度都完全不同。
争夺稀缺的资源
既然十个新加坡人中就有四个是外国人，这些新来客们作为工作，住房，学校和健康福利的竞争者，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本地人对新来客们感到焦虑，更不用说是疑虑了。报纸头条通常会用一些如“恐惧”和“担心”的样的词语来形容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态度。“移民是块烫手的山芋”，《海峡时报》的一个记者这样说道。一个博主写道：
除了我的一些外国朋友（有些已有公民权）以外，我和外国人说话都比和本国人说话得要多。想想那些在电话中心打招呼的人，诊所和医院（包括大部分护士）的人，商店里的收款员，美食城里的厨师/服务生，我孩子的托儿所老师，公共汽车司机，家政员工，清洁工。不论你喜不喜欢，他们真的到处都是。而且那只是冰山一角罢了。这些外国人将会渐渐地升至高位，所以新来的外国人们就会补齐这些工作的空缺。（你问这些人从哪个国家来？这是没脑子的人才问的。）
在2011年七月进行的一次非官方调查中显示，67%的公民感到“这个国家里的外国人太多了，”而只有7%的人不这么想。李显龙在2010年保证“公民第一”之后，这样的想法在一项REACH的官方调查中也有所反映，只是已没有那么严重。针对902个新加坡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只有其中的58%认为新加坡只有通过限制外来移民的方式才能保护本地人的工作岗位。一个新加坡家庭主妇林佩莲说：“我仍旧担心他们会抢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而且，万一在新加坡的艰难时刻时，他们都离开了新加坡怎么办？”
厄里斯的话题在议会辩论中被反复提出，也被高级官员所认同，一些议员观察后说：“新加坡人可能会开始觉得新加坡式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挑战。新加坡人的消极反应就是与不同社会习惯和思想的人们分享有限的空间所带来的失望与不满之一。”严崇涛，一退休高级公务员在《海峡时报》中写道：
“因为我们看起来永远不能将我们的生育率提升至正常的人口替换率水平，我们只好别无选择的通过移民来增加我们的人口数量。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同化这些新移民呢？还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同化任何人？抑或因为他们来自更强大的文化背景，我们就会被他们同化？我们应该以怎样的速度引进新移民？我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像是一个警告者，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异乡人，是一个我长久以来复发的噩梦。”
缺乏政治忠诚
总是有批评说新移民没有为国家服务（比如对新加坡男性公民来说是义务的兵役），而且对移民国缺乏忠诚。一个博主的愤恨之情十分典型，很值得做长段引用：
现在中国来的新移民是不同的（与之前几代因为别无选择才来新加坡的移民相比）。他们作为成人来到新加坡，通常受过良好教育。他们不是为了离开一个不好的国家而来到新加坡，而是为了提升自身能力，亦是为了他们孩子的生活。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说，一本新加坡护照就是一块对更好事物的敲门砖。当他们的祖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变得越来强大时，他们不会与他们来自国家断绝任何关系。一大块红色和一小个红点真的是不能比的。如同他们的移民父母那样，他们会看CCTV和凤凰台（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台），比看8频道和5频道（本地中文和英语频道）一样多或者更多。
2009年的张元元事件突出体现了这种新移民爆炸性的政治身份。张元元在新加坡已经工作了4年，最终成为了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时回到了北京，加入了国庆日的游行典礼。在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中，她在屏幕上骄傲地，“脸上带着微笑地”地亮出她的永久居民证，声称她回到北京是因为为祖国服务是她最大的理想。虽然在新加坡待了四年，她的心也依旧属于中国。在大陆被广为称赞的她，在新加坡却大受批判。她成为了新加坡当地网民的讨论焦点。一些人向政府请愿收回她的永久居民权，另一些人则质问中国新移民的忠诚性：
外国移民离开新加坡的动机不是很明显吗？新加坡就像一个旅馆，一些外国人才在做完生意后就带着他们的财产回到了祖国。其他的一些则一跃而升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是美国公民……你觉得外国人不知道待在新加坡的后果是什么吗。他们只要看看那些洗碗工，洁厕员（我觉得这个引文有问题）就能看到自己的未来了。
政府不得不出来声明说选择永久居民的标准依然比较宽松（为了回应一个张姓中学教师在两个月内就被授予永久居民的事件）。在2009年底对福建的访问中，吴作栋说，中国作为其祖国，张对其忠心之情当然可以理解，并且号召国人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外国人。
张媛媛插曲表现出的是，在反对之声和网络论坛的非议中，移民问题如今已经被政治化。在雅虎2011年8月份对30000名网民的态度调查时，41%认为移民只是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会很快离开新加坡。在报纸和网络上，以及议会的辩论中，对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都显示这些可能是短期工，永久居民或自然公民的新移民们，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是与本地人不同的。他们会与当地人争夺工作机会，住房，教育机会和健康保险。在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关于民族凝聚力和共有的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大陆华人和非华人的看法非常不统一。人们的争论集中在通常的移民遗产或文化链接这两点上。许多人将国民身份和政治联盟作为他们的论点，质问着新移民在一个国际化一城之国的存在。他们暗示外国人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一种“新加坡人VS外国人”的感觉，同时古老的中国人和马来人种（以及印度人）之间的民族差别开始逐渐模糊。据一个当地华人说，“我觉得我与那些一同长大的马来和印度新加坡人更加亲近，我们一起服兵役。我对他们比对一些大陆华人更亲近。”另一个说，“我是新加坡华人。任何外来华人只要胆敢冒犯我的马来新加坡兄弟，我肯定会让他尝尝我拳头的滋味。我们新加坡华人和马来人一起服兵役。中国人或者不是中国人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是新加坡人。”
团结新移民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移民逐渐占据了新加坡社会的一个极大部分，并且对于他们的存在早已有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当地人认为新移民对新加坡没有做出足够的贡献，因为新加坡不是他们忠诚的对象。如今，新加坡经历着让人嫉妒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为14.7%），在2010年的调查中亦是“拥有最有能力的成年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观点是值得人们的注意的。
在新加坡如今许多公民都呼吁得到更多保护，然而又需要引进外国人才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如何面对这个事实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和一个高效率的人口数量？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严守国家边界，然而那些认同国际化和都市化路线的人却认为全球能动性和智力交流之间是无边界的。让事情更复杂的是，改变中的内外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正在形成的多文化和民族和谐价值观。新加坡需要小心翼翼地处理好不同的价值观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就2011年（五月份的大选和八月份的总统选举）的两个重大选举来看。确实，人们已经注意到政府对于中国移民的鼓励政策代表了自1965年建国以来的种族融合政策的开端。这项政策旨在将“四个分开的民族”（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亚裔）压缩整合为一个民族，将不同的民族身份熔铸为同一个新加坡民族身份。随着外国人数量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关系的重返，这原始的多文化主义和民族融合是否受到了挑战？
政府很明显地清楚移民问题是需要在看似冲突的需求之间有技巧地解决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实施了许多相关措施，从控制移民进入数目到同化新来者。在管理移民的问题上，民族身份和各种日程成为了优先事物之一，而与来自中国大陆同胞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感却被列于次要，甚至是被忽视。
控制移民涌入以及提高门槛
在认识到本地人对外国人涌入的现象的关注度的同时，新加坡领导人也在争论，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低生育率国家，是否必须通过不断引入移民来保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即便如此，政府也采取了更加紧缩的政策来对待移民。
即便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政府实施了如此多的包括财政刺激措施，希望能提高生育率，但结果仍旧是令人失望。2010年的总人口生育率是1.16，而其中中国人的总生育率就有1.08.李显龙在2009年9月的讲话中指出了新移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对新加坡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如果没有永久居民们和新公民们，新加坡将会像恐龙一样灭绝……为了维持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我们需要使移民让我们的人口数增多，特别是那些有才能的，希望创业的移民。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直接下降1-2个百分点……但除了保持我们的生活水准之外，移民更是为我们的社会注入了一种特殊的活力，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加蓬勃，在艺术，音乐，体育和各种博大的方面扩展了我们的视野。
在他2010年国庆节集会的讲话中—其中大部分都赞扬了移民的贡献—李显龙说政府正在追求制定出一种“公民优先”的政策，但是他又说道：
我们必须不能将我们自己封闭起来。我们必须在现今保持开放，引进合适的人才，不断攻克各种难关，这样才能让新加坡现在的这一代以及后代仍旧保持繁荣与昌盛。
在明确引进移民和与移民一同生活的必要之后，政府开始规划相关措施，通过减少进入外国人人数和设定给予永久居民权的更高标准来控制移民涌入。2010年9月份，第一次有报告显示申请永久居民的数量被接受和赞同。副首相XXX说有大概132000个人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有115900份申请表被审核，其中只有大概一半——或大概59500份——通过审核。他对议院说“在整个2009年，我们授予了59500个永久居民权和19900个公民权，而在2008年则是79200个永久居民权和20500个公民权。”非居民的数量在2009年增加了4.8%，直到1250000—比过去两年降低了超过10%。同时，引进外国专业人员门槛被调高以缓解对工作机会的“无限制争夺”，李显龙在2011年的国庆节机会演讲中说道。在这个演讲中，他主要关注了包括提高薪水和增加当地大学的新加坡学生的关于“新加坡人第一”的请愿。
团结与同化
由于依然需要引进移民, 控制数量的机制就只能起到安慰公民担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国家的目的来看，是希望团结和同化新来者，让他们在文化，社会和政治轮廓上更像新加坡人，反之强化国家的多文化及民族合成的程度。
政府已经号召新移民通过学英语，与当地人交流和参与公共活动来融入主流社会并拥有一个本土化的身份。例如，一个政府委派的移民工作组提出了一个“强化对新加坡身份的认同感的4个关键价值观”的口号：履行国家兵役责任，遵守法律法规，拥抱多元文化，坚持选贤任能。第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区分不同社会阶级的措施以及惠及教育，住房和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做法，提供给永久居民和公民们，以作为对公民们焦虑的回应，并鼓励更多合格的永久居民最终成为公民。永久居民在医疗上的费用比公民所花的更贵，他们的孩子也更难择校读书。政府也在永久居民的买房比率上设定了额度，以避免地理上和居民区上的同民族人口过度聚集。在永久居民在新加坡购买房产时，须将祖国的房产售出以断绝其与祖国的关系。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政府已建立交错地将新移民团结融入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新机制。建立于2009年9月的国家综合委员会以一千万新币为基金，开展“公民与永久居民及新公民联谊会”，以提供一个国家级别的团结指导。在基层，有800个先进代表（INC）来帮助新来者定居和融入当地社会。代表们在2009年为三万新移民共组织了大约600次的活动。在2011年1月，新的人民联合会构架成立，每年可帮助40000个新移民。该构架有四个阶段:新移民通过家访和茶会来认识新加坡人；他们通过节日庆典来扩展社交网络；他们规律性地参与社区活动；同时也参与一些草根民间活动。
政府同时让当地中国组织参与帮助民族融合的过程。在2011年1月，李光耀让华人协会的一个观众去适应现今的社会结构并提出与新移民实际相关的创新建议，例如帮助人们学习英语等等。近年来，一些民族协会已向新移民打开大门，这是一个能让在全球化过程中衰退的民族协会们振兴的举措。例如，大约10%的李姓协会的成员是新移民。
该团结方案从根本上由国家主导，后来反而受实际考虑，如保持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民族融合的问题并没有在这些国家主导的政策中被表现出来。要估算这些措施在安抚民众的焦虑的同时又能团结新移民的效果或许还为时尚早。在2011年5月的全面选举中，移民是大家的焦点。反对派赢得了39%的选票，然而PAP遭受了最大的失败。李光耀称新移民“是物价上涨”并且本地人在“拥挤的地铁和巴士上看到新来的，陌生的面孔时感到非常不适，”同时人民的不悦和“外国人才的涌入”是PAP受挫的主要原因。
至于中国新移民自己，其中的一些人热情地响应民族融合的号召（例如华源协会设立了一个“新移民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团结所做出的努力），但许多人觉得团结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这也要求本地人接受和理解新来客。一个新移民作家评论说团结并不意味着同化，同时身份构建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所有方面的努力的长期过程。与人工的同化吸收相反，她提倡“在和谐，尊敬和知识中生活。”
在这个过渡阶段中，中国新移民对融合同化政策的回应是由中国的繁荣和新加坡（及ASEAN）的不断地融合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格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已与移民群体之间形成了机构上的和信息上的关联，这或许也会在塑造移民身份上（以及他们与宗主过的关系上）有一定影响。历史上，中国移民的身份认同感总是受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其的缺失）的影响。
总结发言
这篇文章始于对新加坡本地人如何看待中国新移民以及国家如何在引进外来人才和保护本国居民之间取得平衡的疑问。本文议论结果为，作为大规模移民涌入的结果，本地居民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对此表达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焦虑。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在三个彼此联系的说法中展开：（1）新移民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主流社会所不同，在社会文化特征上也不像他们前几代的移民祖先；（2）新移民加剧了对稀少资源的本已激烈的竞争；同时（3）新移民在感情上与政治上都与上升中的中国藕断丝连。中国上升的国力强化了这种关联。这些舆论集中造成了了一种认识，即认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们或许是一种同胞兄弟（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这一点上），但也是不同的一种。
新加坡通过两项彼此关联的措施，即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政治凝聚力，以实现对公民和居民的团结与调动，以促进国家建设。为了加强国家竞争力，平等性和同化能力，国家已开始将移民控制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相结合。这些战略被用来解决一些比如过低的生育率和国际人才的竞争的需要的实际担忧。用另外的话说，即是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已经被放到了优先的位置上，并超越了民族身份认同感；同时，在同民族的移民和新来者之间没有明显和主要的纽带来维系彼此的关系。处于危险之中的是没有如同政治一般稳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相似性，并且没有在国家层面上的实践。这是调和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力量的关键点，特别是在一个“全球化提高了（新加坡）公民组成国家的容量的时代。”改案例研究更是强化了近来强调政治和国力在塑造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角色的国际格局的理论研究。
广义上，这篇文章讨论了不同力量--国家，民众和个人—在塑造国家和民族身份上的作用，同时新加坡政府正在践行将中国华人融入“新加坡式”价值的设想。然而，在那些“独立的”新加坡人眼中，“中国人中的”相异性比政府估计的“相同性”更多。这跟不上有两个原因：（1）对新加坡华人和来新华人移民之间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日常体验，以及（2）两个群体之间对于主要资源之间的竞争。
新加坡的例子是既独特亦普遍的，这样就为揭开国家，民族和国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长远探索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新加坡的独特在于，这是世界上唯一在中国附近的城邦之国，而中华民族在塑造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政策中起决定作用，包括制度上在同民族的新加坡人不断表达的对中国移民的担忧和不满中。新加坡的案例普遍在于，关于新移民的不同舆论是中国移民的后人们常用的建立种族权威性以及权威地位的战略。若视全球华人团结性和身份认同感为问题的话，这种战略会加大本地人和新来者之间的鸿沟，以至于唯一有意义的交流空间是通过中国大使馆和相关权威机构所组织的活动了。新加坡政府实施的融合战略也与欧洲政府及其他地区政府的政策趋势相似 — 这些政策都面对那些来自远方同时缺少与宗主国的文化相似性的少数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