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一五”期间，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完成了较多制度安排正式“落地”。从周边外交的效果与影响角度看，这一系列“落地”安排既带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周边环境，又拉动了中国国内的区域间经济交流，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环节。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正在从传统的、只注重首都—首都、首脑—首脑的链式传动外交，转向同时注重地方—地方的齿轮式传动外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与周边国家达成更多的、成体系的、范围更加广泛的周边制度安排。积极引导内容丰富和更加紧密的周边外交“落地”，也是中国外交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中国外交；周边外交；外交转型；外交“落地”；齿轮传动
2011年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前夕，中国官方媒体对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建设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报导。该中心是2004—2005年中哈两国商谈并达成协议[1]，到2007年开工建设，至2010年9月正式进入商业开发阶的。中心总面积5.28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区域面积3.43平方公里，哈方区域面积1.85平方公里，依托霍尔果斯口岸，实行“一关两检”、免签停留等全封闭管理模式。目前，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工，已具备封关运营的条件。该中心作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区，将于2011年7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中哈两国政府表示将为双方企业在该中心区域内开展合作创造良好条件，通过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中心成功运营。[2]
“十一五”期间，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仅仅是其中一例，类似的“落地”安排还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规划纲要[3]出台等。从整体上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五年里，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国家、中国与朝鲜半岛、中国与南亚都有良好的政治经济互动，双边高层交往、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日渐紧密。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将周边外交摆在首要位置，在睦邻外交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总体而言与周边各国维持了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方面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4]
本文的目的，是关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新动向。探讨这种新的动向里，是否孕育着中国外交的新战略？如果有，这些新战略又将怎样影响中国周边外交格局？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中国“十一五”期间的周边制度“落地”安排，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解读，并作简要述评。
一、多维进程：中国周边外交转型的简要综述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意义上，周边外交（Neighboring Diplomacy）与一国的安全形势紧密联系，国家对塑造理想的周边安全环境孜孜以求。[5]在特定的国际结构框架下，政治家们在处理邻国（及这些邻国身后的大国）关系上必须付出大量精力，结构迫使政治力量之间通过抗衡维持稳定，有时就表现为政治家个人之间意志力的较量。[6]冷战期间美国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中苏中越关系的演变等都是堪称经典的周边安全外交案例。
冷战后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大发展，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International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地区主义和地区化（Regionalism and Regionalization）、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成为周边外交中凸显的现实因素。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捕捉到了这些新动向，在国际关系“范式间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中拓展了理论空间。该理论拥有对冷战后许多世界事务发展状况的解释力。
和时代进程相联系，中国对全球事务和国际区域合作的参与起步较晚，周边外交的开展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总体上呈现出“演变幅度大、阶段性明显、在曲折中走向成熟”等特点。[7]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已经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冷战结束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并不稳定，周边安全形势经受了重重考验。“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图景”。[8]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提供了启动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契机和动力。21世纪初，中国积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筹建和参与东盟+中、日、韩（10+3）合作进程，奠定了中国与周边两大区域合作发展的基础。这里，我们还应注意由于历史问题（History Issues）等因素，中日关系时有大的波折。[9]
本文认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从旧的类似冷战的模式被新的睦邻友好的方针所取代；同时，周边外交中的新课题不断涌现；仍需要将“周边是首要”作为中国整体外交方针的一部分。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中国在周边外交上紧紧围绕战略机遇期和其他有利的国际环境，主要通过密集的首脑外交与周边国家合作，成功酝酿了一批富有生命力的周边制度框架。前述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最初就是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达成的一项动议。搭建这些制度框架带来的成果，表现在中国的周边制度设想逐渐成为周边制度现实。如今，中国在东南亚、东北亚与中亚三个重要周边方向上初步形成了“Y”型的制度安排，“枝繁干状”的区域化战略逐渐显现。[10]一些新的研究认为，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自贸区战略”。[11]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很难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整体的周边外交转型，或者说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周边外交战略建构。也就是说，制度框架内的内容还需要丰富、充实、提高，经营周边要有系统的大战略主线引导而非仅有一两个概念，并且要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互惠性。实际上，多数中外学者都意识到，中国在周边外交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邻国交往的“自信心与主动性”加强，但同时面临与周边国家的主权纠纷、与美国传统亚太霸权的博弈以及中国迅速发展本身带来的如何“安抚周边、安定周边、安排周边”等一系列“棘手的课题”。[12]在中国国内本身就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中国的周边外交并不是完全顺畅的，需要充满政治智慧的国内—国际互动来避免冲突、化解矛盾、赢得尊重、创造机遇。可以这样说，中国在周边制度安排上的“枝与干”已经成型，“叶”已经萌芽，还需要精心栽培使其“开花结果”。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理论创新，他们对中国周边外交转型过程的解读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仅就作者已参阅的十分有限的文献资料而言，关于中国周边外交转型的过程和目标，有多种提法，研究者的视角也比较丰富。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从国际关系结构角度出发，注重中国是否完成本身的国际定位。例如，从国际结构变动中的平等身份建构是否完成，到周边国际体系中的建设者、推动者、合作者角色的扮演，这是一种国际—国际的解读方式；[13]从周边外交和区域战略的结合角度，认为中国目前的周边外交在“适应和重塑”区域格局中作选择[14]，或认为中国的努力更多地仍然是为争取创造有利于国内改革与发展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环境，优化国内治理的目的更加明显。[15]认为中国周边外交与中国对其他地区开展外交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亚洲是中国所有国家利益集中的唯一地区，周边外交是一个同时追求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综合方式，这一观点对为什么周边外交是首要进行了有力的说明。[16]
第二、从中国周边外交内容的拓展出发，以历史时段为轴心，寻找中国周边外交展开中的规律。例如，从研究外交周期探索中国外交转型，认为自1919年以来，中国以30年为一个外交周期，进行外交革新，在每个周期的尾声，中国都会进行战略性的多层次外交调整，周边外交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服务于中国大外交；[17]强调中国周边外交内涵的扩展与再扩展，从单一的“睦邻”外交转向综合的“睦邻、安邻、富邻”外交，将周边国家纳入伙伴关系等，在增加周边外交层次上多做工作；[18]
第三、从文化与国际关系角度，解读中国外交变迁。如从文化圈功能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在解决国内发展的前提下，越来越注重与东南亚华人华侨结合的“大中华圈”，正在对东亚地区秩序进行重新塑造，这种解释更加关注中国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19]从跨界民族的流动与国际关系互动的角度解释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变化，并指出应对方向，这一研究具有更多的政策性含义，并对部分跨界民族的“库尔德化”隐忧提出预警。[20]
第四、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制度建设的变迁。例如，认为跨国关系的发展同样导致中国周边的局部全球化（Partially Globalized），中国及东亚国家同样需要进行权力调整和制度创新。[21]或者，由于中国的周边国家本身存在差异，相互效仿治理的成功经验拉近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由于近代以来东亚多变的格局，中国与不少周边国家的外交转型是同步进行的。[22]也有学者判断，亚洲权力向中国转移正在重塑亚太地区的面貌，中国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化周边战略，并已进入有意识的实施阶段等等。[23]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是东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中一个带有不确定性因素的成员，“市场共产主义”（market communism）的深层次矛盾导致中国周边外交失败与成功的几率“几乎一样大”，而且，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权力的日益增长具有“共同的担忧”。[24]
综合以上这些看法，本文归纳出目前中国周边外交的四个特点：第一、当前中国的周边外交（作为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仍处于转型期，在新的周边外交问题会不断涌现的预期下，中国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将周边外交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宏观背景；第二、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多层次、多领域、双边与多边结合的转型特点开始突出，在微观结构上，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地方合作等多维要素共同塑造着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过程；第三、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是否已经形成尚有争议，对战略的呼吁更多一些。第四、对于中国周边外交展开中的制度建设问题争议较大，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与周边国家开展深度合作，另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冲突带来的地区前景的不确定性更为明显。
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周边外交在一个多维进程中，注重从制度构想到制度落地，从注重高政治领域到并重低政治领域，并且在微观层面上逐步完成了传动方式上的渐变——从平面化的链式传动转向多维化的齿轮式传动。周边外交制度落地之后，齿轮式传动将显现出更大的“啮合力”。而且，这种传动还能够作用于中国国内的地区间联动。那么，这些新动向有哪些表现呢？
二、中国周边制度安排新动向：东南亚、东北亚与中亚、西亚
1、东南亚
2010年1月1日，根据2002年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成自由贸易区。根据《框架协议》的时间安排，到2015年，中国将于东盟新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建成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全面“落地”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绝大多数产品实行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双方的贸易实现自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惠及11个国家，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2008年），前景非常广阔。[25]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达2928亿美元，仅次于欧盟、美国与日本，排在第四位。出口额比上年增长30.1%，仅次于欧盟的31.8%，进口额则比2009年增长了44.8%，高出欧、美、日6-9个百分点。[26]
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中国可以通过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洲合作对话（ACD）、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机制，多渠道地协调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虽然南海问题长期存在，东南亚的美国因素也不容忽视，但中国在该地区呈现的合作而非对抗的姿态，无疑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发展而不是相反。
中国广西、云南、广东等省份，由于在地缘上接近东南亚各国，因自贸区的筹备和建成而获得的经济收益比较明显。仅以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对广西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例：通过经济学实证分析可以证实，桂越边境贸易每增加1%，广西的生产总值将增加约0.28%。[27]据统计，东盟已连续十一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09年广西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34.8%”。[28]由此可见，与广西类似的边境省区，可以直接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周边制度安排中获益，其间接影响的省区也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广西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投资峰会的主办地，近年来国际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大，已成为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目前南宁·中国—东盟国际商务区已经基本建成，东盟国家、日本、韩国商务联络部相继启用，已有5个东盟国家在南宁开设了总领事馆。据统计，目前有数千名东盟学生在南宁求学。[29]
2、东北亚
2009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纽约会晤时，共同正式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纲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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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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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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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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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口岸及边境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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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17个口岸基础设施、旅检商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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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区运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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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15个铁路、公路、航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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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合作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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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7个园区项目和黑瞎子岛生态保护与开发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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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劳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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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短期劳务协定》框架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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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区旅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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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6个合作方向，4条国际旅游路线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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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区合作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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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208个项目（其中中国境内项目1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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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区人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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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区人文合作：共计12个项目，涉及大学教育、公共卫生、文化团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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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区环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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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5个中国省区政府与俄罗斯州政府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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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重点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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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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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网站在介绍这一《规划纲要》时，特别注明该纲要是为协调实施中俄地区发展战略和中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与俄罗斯《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并根据2007年3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第一章第八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09—2012年）》制定的。[30]
中俄之间有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以2008年10月14日中国和俄罗斯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中俄界碑揭牌仪式”为标志，中俄边界线问题全部解决。《规划纲要》的中俄合作园区部分特别注明，在黑瞎子岛在形成必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后，研究设立口岸的可能性。近期，中俄又达成在岛上共建互免签证区的共识。中俄地区间的联系升温，预示着两国关系和地区开发的前景。
中朝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朝鲜目前在中朝边境设有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和罗先特别市，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当地经济开发。就中国国内的制度安排来看，中国国务院于2009年已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标志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迄今唯一一个国家批准实施的东北亚沿边开发开放区域。2005年以来，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已举办六届，是“国际上唯一有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的贸易博览会”，会址为长春市。中、俄、朝、韩、蒙五国共同启动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3、中亚、西亚
中亚、西亚国家大多数同时又是穆斯林国家，他们与中国穆斯林的交往十分密切。在这一周边外交方向上，民族与宗教的表现出更大的权重。近年来，除上海合作组织（SCO）在中亚继续发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与文化合作关系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与阿富汗在2009年还召开了特别会议，联合公布了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行动计划宣言及行动计划[31]。
2004年以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ASCF）具体担负起加强中阿国家间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政治责任。除此之外，2010年中国又在宁夏增加了“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CASETF）这一新的沟通管道，全面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的经济联系。宁夏大学也于2010年11月组建了全国第一所阿拉伯学院。
与中国的中亚、西亚周边外交相联系，2010年，一项重要的中国国内制度安排是正式建立喀什经济特区（Kashi Special Economic Zone）。作为中国第六个经济特区，喀什地区与中亚五国接壤或邻近，有6个国家一类口岸（全疆有17个）对外开放，80%左右（2008）的人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群众，与中亚、西亚开展经贸合作的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与已连续举办十九届的“中国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简称“乌洽会”，2011年起升格为“中国—亚欧博览会”）一起，为中国周边外交特别是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在上述三个周边外交方向上，“十一五”期间较为密集的制度安排“落地”在如何重塑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呢？
三、齿轮式传动：中国周边外交的模式渐变
齿轮是一种常见工业制品，在科学技术名词中的释义是：“轮缘上有齿能连续啮合传递运动和动力的机械元件”[32]。齿轮的一般释义是：“机器上有齿的轮状机件。作用是改变传动方向、转动速度、力矩等”[33]。英文释义与之基本相同，强调这种器械（apparatus）对“对力量、速度或方向的控制”（to control the power, speed, or direction of movement）[34]。
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以简要地概括齿轮有传动效率高、传动比准确、功率范围大等优点。在工业发展过程中，齿轮家族的也在不断扩大其成员规模，简单的如直齿轮、斜齿轮、人字齿轮；复杂一些的如内齿轮、螺旋齿轮、直齿圆锥齿轮；更复杂的如曲齿圆锥齿轮、准双曲面齿轮。齿轮传动作为机械传动的一种，组合多种多样，“工作可靠、耐久”。
这里再介绍机械传动中另外三种常见的传动方式：皮带传动、链传动和同步齿形带传动。皮带传动比较常见，利用这种传动方式的传动装置利用“一根或几根皮带套紧在两个皮带轮上组成”；链传动装置由一根链条和两个链轮组成，链轮齿与链条的链环啮合，如自行车上所用的。同步齿带传动就是“一种综合了皮带、链条和齿轮等传动优点的传动方式”。
那么，本文要讨论的中国周边外交新动向与上述传动方式知识有哪些关联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期里，由于特殊的国内政治原因和实际上的革命输出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当时主要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决策。本文认为，这可以类比为简单的皮带式传动。甚至有些时候，中国外交会因意识形态等因素，断绝或拒绝与某些国家的互动。有学者这样总结这一阶段的中国周边外交特点：第一、政治外交成为周边外交的主体；第二、经济服从政治，为政治外交服务；第三、敌友分明。[35]
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周边外交进入了大范围修复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阶段。至80年代末，中国周边地区已没有公开敌对的国家，“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36]到了90年代，与周边国家的建交工作基本全部完成[37]。从此，中国的周边外交从简单的皮带式传动向更为牢固的链式传动发展。表现为首脑外交往来增加、安全合作开始起步与对地区国际组织作用的认知和过程的参与，以及由此带来的经贸、文化合作升温等。
本文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近年来，特别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周边制度安排在三个战略方向上的“落地”情况，这些制度能够落地本身说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达成了有深度的制度共识。制度协商阶段和制度共识阶段完成之后，开始进入制度落实阶段。本文认为，经过长期外交酝酿形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用、中俄地区间合作具体规划出台和中国—中亚、西亚安全与经贸合作的制度化，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从指向首都—首都、首脑—首脑的平面链式传动基础上，开始注重地方—地方的多维齿轮式传动的建构。“中央搭台、地方唱戏”、“外交先行，政治经济与科教文卫多维对接”的中国周边外交格局逐渐浮出水面。在央地协力办外交的过程中，走向具有综合优势的“同步齿带传动”式外交，这其中，地方扮演了齿轮角色，多数周边省份的这种角色概念尤为明显。
本文认为，齿轮式传动的周边外交模式，较之链式传动能够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为相邻国家之间的“增信去兵”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本文已注意到，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型也有较强的解释力。众所周知，基欧汉与奈认为：“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即彼此依赖（mutual dependence）”；“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相互依赖关系总是包含着代价，因为相互依赖限制自主权；但是要想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大于代价是不可能的。它将取决于行为体的价值又取决于关系的价值”。他们特别强调了敏感性（sensitivity）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及其差别：“敏感性涉及某种政策所作反应的程度，即某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代价有多大”；“脆弱性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38]
基欧汉与奈判断，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有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39]
本文赞同这一判断，因为国际社会中大国往往占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这一点小国往往无法企及。但是，当具体到一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如地区大国与周边小国、或与周边小国集团）在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发现广泛共同利益或经过反复地缘政治经济博弈建立对付出政治代价（costly effects）的可控认知之后，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在交往过程中，对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有所突破（当然，它们仍然存在），更加急切的共同发展问题成为更为紧要问题的之后，情形又会是如何呢？该如何解释这一阶段的周边外交关系呢？
对与上述问题，有这样一种解释。巴里·布赞与奥利·维夫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角度，认为在地区安全化（securitisation）与去安全化（desecuritisation）这两种政治进程中，能够建构一种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形成的主体间理解。这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解释维度。他们也论证了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存在一种主要由次国家政府起作用的迷你复合体（mini-complex）。但他们在论述东亚地区安全复合体时，一方面认为“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对于中国权力日益增长的影响具有共同的担忧”，同时美国在亚洲的制衡作用表现不佳；一方面提出“中国的外交不知为何如此有效，以至于它能够胁迫其邻国实行绥靖”。[40]西方国际问题观察家论证了复合相互依存中主体间理解的存在，但他们在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又遇到了理论困境。
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制度安排在完成链式传动之后，通过制度“落地”与向地方借力，转向了构建齿轮式传动的周边外交，发展新的国内政治经济功能，强化地方—地方噬合力，寻找与周边国家更多的共同利益。通过这种方式，中国边境省区的发展不仅和国内经济发达省份相联系，而且能够与周边国家的发展不断对接。周边国家与中国在相互建构信任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对中国边境省份的集中了解和往来，也认识到中国国内发展的不平衡性。换句话说，中国并非像布赞和维夫所说的，能够“胁迫其邻国进行绥靖”，而是不断通过周边外交中制度安排的“落地”，使邻国对中国多元化的地方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认识到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发展和更多地讨论去安全化议题的必要；中国也需要通过边境省区与周边国家的互通有无，用加强边境省区“造血能力”的方式平衡国内发展，而不是采取与周边国家的对立态度或仅仅依靠国内力量支援边疆建设（如中央财政倾向性的转移支付、发达省区对边境省区的对口支援）。这就是中国周边外交有效性之所在。
本文进一步认为，这样的转型直接源于中国国内的不平衡发展结构，同时得益于中国周边国家的发展同样处于这样一个不平衡结构之中。我们假设将中国以及中国的周边国家都纳入一个大的经济体中，那么这个经济体同样会呈现出“大致的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经济开发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递增的特点”。试想，从与中国西北边境接壤的中亚国家到与我国东南海疆相邻的东盟国家，从位于中国西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再到与中国黄海、东海隔海相望的日本。与中国地方首先接触的，既有最不发达国家，也有OECD成员国家。同时需要把握的一点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边境省份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前深圳与香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如今，中国沿边省（自治区）的GDP普遍接近甚至超过其邻国。[41]同时，这些沿边省区的经济实力又往往落后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这类地区的人才、资金与技术转移，以更好地落实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达成的周边制度安排，从而又为中国国内的区域经济联动创建了新的机遇。
由此，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齿轮式传动，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在与周边国家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情况下，通过将协议议程落实到地方，形成与周边国家“地方—地方”形式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从而深化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外交过程。这种赋予地方的新的传动功能，不仅加强了中国边境省区的国际联系，还能够带动中国国内区域间的经济联动。
那么，是哪些国内因素（特别是地方因素）在具体扮演中国周边外交落地中的齿轮角色呢？本文一开始例举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限于篇幅，本文以中国在陆上边境设立的经济合作区的总体情况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
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中国商务部与中国开发区协会的统计资料，截止2009年，中国在东北、西北与西南沿陆地边界分布了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参见附表2），在这些边境经济合作区内，来自沿海省份等发达地区的企业为数众多；在沿海、沿江的重要口岸，则有13个国家级保税区、12个国家级保税港区、6国家级保税物流园区；国内还有93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67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63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省区级、地市级的开发区更是星罗棋布。
商务部“2009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主要经济指标情况”显示，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利用较小的国土面积（共计71.95平方公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8亿元，工业增加值105亿元，工业总产值319亿元，税收收入38亿元，进口4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3亿美元。这意味着，2009年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4.28亿元。为说明这类合作区的经济效率，本文选取中国的两个经济发达地区作为参照：第一、中国县域经济实力最强的昆山市（县级市）。2009年，昆山市在865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50.08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2亿元左右；第二、作为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重要合作项目的苏州工业园区（SIP）。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在288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20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9亿元左右。[42]
中国对于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已开发出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有明显的加强边境省区经济发展的指向性，而且，这种经济政策的稳定程度也较高。[43]中国与陆上周边国家能够进行齿轮式传动，这些边境经济合作区是第一站。与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类似，2004年以来，跨境经济合作区（参见附表3）作为边境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衍生和配套，也在中国周边得到了较快发展。[44]这些跨境经济合作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也各有分工。例如：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主要服务于越南与中国西南和西部地区的合作；中越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主要服务于越南与中国中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合作；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主要是服务于越南与中国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沿海地区的合作。[45]
具备经济效率高、地缘优势明显、国际合作直接“落地”等特点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些坐落在中国地方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既与中国内地紧密联系，又直接面向邻近国家，构建起第一层周边外交齿轮式传动。
中国在构建周边外交齿轮式传动过程中，能够调动和整合的地方资源还有：中国经济发达省区对边境省区的对口支援体系；中国边境省区跨界民族的广泛存在；中国边境省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纽带（如宗教）。本文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越来越倚重地方资源。一方面，国家通过整合地方资源为周边外交服务；另一方面，周边外交也为地方发展带来了可观的“启动资金”，在中国的边境省区尤为如此。近五年来，中国积冷战结束后20年左右的周边外交努力，使首都—首都、首脑—首脑的链式外交成果开始不断落地，由地方系统化承接和实践周边外交任务，扮演周边外交中齿轮角色的时代已经到来。
结 语
中国作为一个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大国，面临能否完成国内平衡发展与国际和平共处的双重重任。中国的周边外交局势复杂多变，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社会文化发展极具差异性，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国家环境下处理周边事务，中国的经验积累从鸦片战争算起也只有不到两百年时间，相对而言并非十分丰富。然而，周边外交处理的好坏，不仅在一国国内会有迅速的反响，还直接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不论是惠及国内发展，还是维护地区稳定，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中国的周边仍不太平，随时会发生新的变化。例如，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关系虽有改善，但“经热政冷”；周边国家的反华言论、排华运动还时有闪现，有些时候还颇有声势。另外，亚洲的美国因素也往往在中国周边外交问题中潜伏。解决这些周边外交问题，不仅仅需要中国实力，有时更需要中国智慧。改变工业革命时代西方攫取与掠夺非西方世界资源的发展模式，构建互惠互利的齿轮式传动，整合与开发中国国内丰富的地方资源为周边外交服务，同时为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取信于“边”，未尝不可。
将地方因素纳入国际关系学人的视野，从而更加全面地考察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轨迹，是本文的另一个设想。
附作者情况简介：
张鹏，男，1986年7月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2010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1] 关于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建设，有两个政府间协议：一、2004年9月签订的《关于建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框架协议》；二、2005年7月签订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活动的协定》。2006年3月，中国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中国－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06]15号），对合作中心及配套区的功能定位，优惠政策等方面作了明确的批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10年6月13日，第2版。
[3] 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
[5] 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6] Robert F. Kennedy,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1969, pp.47-57.
[7] 石源华等：《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2页。
[8] 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外交评论》2004年第2期，第19-20页。
[9] Ming Wa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45. Yinan He, “History,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Sino-Japanese Confli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6, No. 50(Feb. 2007).
[10] 苏长和：《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4页。
[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自贸区战略——周边是首要》，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202页。
[12] 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王逸舟：《论中国外交转型》，《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第58页。参见钟龙彪：《中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转型研究综述》，《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5 期，第80-84页。
[13] 参见秦亚青等：《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韦红：《从周边外交看中国在国际体系变动中的身份定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第86-89页。
[14] Ren Xiao, Between Adapting and Shaping: China’s role in Aisa region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59(March. 2009).
[15] 参见张蕴岭、周方银：《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1页。
[16] 参见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8-13页。
[17] 参见刘胜湘：《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期，第45-52页。
[18] 参见王光厚：《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的转变——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3期，第38-43页。王光厚：《试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6期，第32页。
[19] See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0-68. Michael Jacobsen, “Navigating between Disaggregating Nation States and Entrenching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reconceptualis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58(Jan. 2009).
[20] 参见张兴堂：《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 See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March 2001).
[22] See Joao Resende-Santo, Neorealism, State,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16.
[23] Chien-Peng Chung, “China’s Approaches to the Institutional of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7, No. 57(Nov. 2009). See David Shambaugh,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23-47
[24] See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8-160.
[25] Evelyn S. Devadason, “ASEAN-China Trade Flows: moving forward with ACFT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No. 66(Nov. 2010).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第15版。
[27] 张振强、韦兰英：《桂越边境贸易对广西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商贸》，2010年第20期，第209页。原文利用了经济学分析使用的“长期静态关系方程”和“短期动态关系方程”，分别计算出桂越边境贸易每增加1%，广西的生产总值将增加约0.2931%和0.2667%。本文取一个大致的中间数，暂不作详细论证。
[28] 程群：《东盟连续11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广西日报》2010年6月4日第6版。
[29] 向志强：《半数东盟国家在邕设总领事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2月28日，第2版。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9页。
[34] Sally Wehmeier ed.,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6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25.
[35] 张蕴岭、周方银：《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36] 石源华等：《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6页。
[38]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Longman: New York, 2000. pp. 8-14.
[39] 本段参考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解读，参见刘中民：《复合相互依赖论和海洋政治研究》，《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7期，第91页。
[40]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1-171. 472-474
[41] 苏长和：《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6页。实际上，中国一些边境省区的经济实力与相邻国家相比，优势已非常明显。例如2009年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GDP总量为1424.0亿美元，同期蒙古国的GDP总量为42.0亿美元，俄罗斯远东区的GDP总量为540.7亿美元；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的GDP总量分别为1127.4亿美元、903.1亿美元、570.7亿美元，同期越南、柬埔寨、老挝的GDP总量为918.5亿美元、100.3亿美元、59.4亿美元，泰国的GDP总量为3638.6亿美元，缅甸无数据。
[43] 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1949-2002年）》（下），《开发研究》2004年第4期，第23页。文章为“特稿”，作者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44] 谢建伟：《跨境经济合作区促进自贸区深入发展》，《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第21版。另参见马博：《中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5] 刘建文、雷小华：《广西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前景、问题和对策》，《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3期，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