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任何一个理念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都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考察中国人的国际观在近现代史中的变化也是如此。
　　1644年满人打来了，汉人把他们当做外来的侵略者，先是顽强抵抗，打不过就软磨，说什么也不留辫子。满人更厉害，说不留辫子就留不了头了。汉人慢慢留起了辫子。再后来，满人和汉人都成了中国人，疆土不断扩张，人口不断增加，国力不断上升。也在崛起的欧洲人于是想与中国经商，皇帝和他的助手说，我们什么都不缺，你们就不要来了。“野蛮”的欧洲人不干，坚持要做生意。满清政府没辙，就圈了一块地，说你们就在那里玩吧，不要干扰我大清的稳定。那个时侯，中国人可能还没有什么国际观，坚信的是：中国是天朝，是世界的中心，别人都有求于我，自给自足的我可以慷慨一点，给他们一条生路。
　　840年之后的中国很惨，被西方人贸易不说，向列强割地赔款不说，还被迫批准那些长毛鬼子讲中文、传邪教、甚至可以在死后埋在中国。于是就有很多精英给皇帝上书，说西方看似“野蛮”，其实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天朝学习。不过，另一些精英对皇帝说，千万不能全盘西化，提出了“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自强方针。满清随后有了现代的学校，现代的武装部队，有了国企，有了很多之前不屑一顾的东西，结果还是被东瀛日本打败了。有人感叹说，早就跟你说了，西方那些东西不能不学，而且不仅仅是学本事，还要学发明和掌握本事的文化和制度，甚至提出了搞宪政什么的主意。慈禧太后一拨人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担心大权旁落，皇权不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改革，结果武昌一个营哗变就酿成了大祸，被通通撵出了故宫。那个时侯，中国人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能闭关自守，只有容纳百川才能把自己变成文明的大河。
　　从1911年到1927年，中国人都意识到仅仅靠老祖宗的文化和制度不能救国，需要找到新的思想，报国心切的年轻人去日本，走欧洲，也有跑到北美的，还有在十月革命后去莫斯科寻寻觅觅的，目的都是要找最为有效的救国之径。他们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问题出在不能就什么是最佳的救国纲领达成共识。一小部分人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武装夺取权力的革命方式，另一小部分人不信阶级斗争，但是也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双方就打了起来。打胜的是“王”，打败的是“寇”，国家算是走上了正轨。那个时侯，很多中国人都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迈和英勇，对吸纳国外的建国路径没有异议，但是对用什么主义建国却谈不拢，国家没有求同存异的制度，各执己见的精英们只好动粗，结果是血流成河。
　　8年抗战，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主义可以不要，国家不能丢，于是摈弃前嫌，虽说不同心，但还是可以同力救国，终于赶走了日本人。到1945年，无论你是“国”还是“共”，可能都意识到，反法西斯是全世界的事，就凭中国自己是无法把日本人赶走的。中国必须要跟国际社会接轨，加入世界的新秩序，成了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这是中国民族团结和党派团结共同建国的最好时机。

脱离世界无法带来幸福

　　
　　中国的好时机被世界的大局势给搅乱了。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战后因理念不同争了起来，中国因形势所迫不能走中间道路，必须“一边倒”。倒向莫斯科的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并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及在朝鲜跟美国交火而失去了与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机会和可能。整整三十年，中国人的国际观完全被一种铁血的乌托邦的理念所控制——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必将有一场恶战，恶战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们通通退出历史舞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大旗将在世界各地飘扬，为了“备战”，全国人民都需要继续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7亿人民等待着“四海翻腾”和“五洲震荡”。
　　1970年的中国领导人蓦然意识到，一个愤怒和脱离世界的中国不仅不能给中国人带来幸福，也不能让执政党稳坐江山。毛泽东打美国牌和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使得像孤儿一样流浪的中国渐渐靠近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开始全方位调整同政治一贯稳定、经济突飞猛进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正是这种充满阵痛的调整，使得中国在1980年代末期避免了所谓“苏东波”的巨大冲击，张开了发展经济的风帆，步步逼近大国俱乐部。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并非没有经历磨难和反复，但是高层领导人始终不忘“发展是硬道理”这个中心，而发展就意味着从西方拿来所有对中国有利的东西，无论是资本、集资的办法还是管理的模式。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刚刚开始以大国的态势介入世界，突然发现曾经为中国融入世界而欢欣鼓舞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还有很多戒心、怀疑和批评。西方人认为社会发展的硬规律是：随着市场的开放就是对人民权利的开放和政治制度的开放，而当他们意识到中国似乎在反其道而行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极力攻击“中国模式”。面对批评和质疑，虽然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坚信不能妄自尊大，与西方世界分道扬镳，虽然中国没有回到“我是世界中心”的井蛙心态，很多中国精英又一次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之道（这个时候的“中学”，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几代领导人的理论的大杂烩了），并拿出过去被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抵制和诋毁来自海外的批评，还否认中国最近30多年的腾飞与全球化、中西资本、人员、技术、文化和政治的互动有任何关联，更制定了要与西方的班主美国“决一死战”的世纪目标。
　　回过头去看中国从兴盛走到衰败，从奋斗自强走向自相争斗，从要全面破坏世界秩序到积极投身运行良好的国际体制，从连续30余年的扶摇直上到突然怀疑自己在世界体制中的地位，并思考是不是要用自己的体制取而代之，这个国家走出的每一步，都与自己的国际观息息相关。要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并不容易，但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失败常常源于不能摆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成功肯定是正确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到今天还不具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所具有的品质之一，即对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充满信心，并有不断自我完善的勇气和意志，也敢于吸纳和实践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并像所有先进国家一样向世界宣告，国家最大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国家最大的使命是人民的幸福。
　　如果说以前中国人的国际观包括目中无人的骄狂和孤傲、被人宰割和欺凌后的悲情和自卑，以及为了强国而对似是而非的主义的偏知偏信，现在它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分：成功后难以抑制的狂喜、崛起后对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底气不足，以及被人批评后的恼羞成怒。这样的国际观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最肥沃的土壤。这样的国家不会有“环球同此凉热”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