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在的察哈尔学会是一家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近些年颇有了一些知名度，尤其在朝鲜半岛和中韩关系领域。但最近突然被增加了一项任务——为中国政府做统战工作——却不自知，而是看了韩国一家主流媒体的报道才晓得，文章以察哈尔学会和韩国延世大学共同成立的研究中心为例，称学会已经渗透到了韩国的学术界和政界，延世-察哈尔中心的各种交流活动也被渲染成具有官方背景的笼络性“统战工作”，着实令人惊诧不已。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文章的作者从未和笔者进行事实确认，难道作为媒体人的基本原则也不要了？显然，如果进行事实确认，这篇强调中国大搞“锐实力（Sharp power）”文章大概就做不下去了，何也？莫须有也！

被这家媒体显微放大的，不止察哈尔学会。做中国餐厅的，被质疑“秘密警察”；做中文教学的，被质疑“体制宣传”。

一个名为“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国际人权团体近期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海外设有百余处秘密警察站，在韩国也有一处。查阅该团体的网站可知，这是一家小型非政府组织（NGO），总部设在西班牙，成立初衷也是为了专门针对中国。多家西方媒体引用该团体的报告进行了报道，喜欢跟风的韩国媒体自然不肯放过这个炒作中国人权问题的机会。

这家媒体将矛头直指位于首尔江南地区的中国餐厅“东方明珠”，称那里是中国公安在韩国非法运营的秘密警察站。“东方明珠”餐厅同时也是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部和首尔华助中心的所在地，报道引用“保护卫士”的报告认为，华助中心是与中国公安衔接的桥梁。尽管中国驻韩使馆和“东方明珠”方面都否认了相关事实，韩国的调查还没有公布任何结果，但韩国媒体的各种猜测性报道仍然没有平息，将表面信息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指向他们预先设定好的结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和日本一样，虽然是一个东方国家，但实际上在美国的孵化下，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更接近于西方，尽管不像日本那样明确地提出“脱亚入欧”，其“去中国化”也由来已久。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体系的瓦解和全球主义兴起，基于意识形态的阵营对立逐渐弱化，代之以国家间的和解与合作，中韩关系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得以实现邦交正常化。

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又开始和中国“竞争”了，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越来越明显，“新冷战”的幽灵也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忽隐忽现。韩国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将“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共同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予以强调，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以巩固和重构韩美同盟为名，快速向美国靠拢，对前任政府则大加挞伐，称其对华过于软弱和妥协。

韩国号称“保守”的媒体嗅到了风向的变化，迫不及待地开始抓住所有可以挑动中韩对立情绪的素材，甚至不惜炒冷饭。

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出现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本无可非议，但韩国媒体无视朝鲜族的迁徙形成的历史常识，借此炒作“韩服之争”，煽动民族主义，如愿在总统选举中成为热点话题，为保守势力的最终获胜加了分。

比起炒冷饭和文化问题的小打小闹，“保护卫士”新鲜出炉的报告无疑来得正是时候。于是，韩国媒体开始了新一轮的猎巫。

这些年来，中韩关系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时常会有大大小小的纷争，造成了两国国民情绪的相互嫌恶和对立，媒体无疑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国家间的亲疏，自然有其历史的原因，有执政理念的导示，也有着国家利益等等的考量。但针对第三方甚至将第三方当作牺牲献祭的“投名状”行为，通常都不是好的选项。何况，中韩两国不管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来说，都是难以割舍的近邻，中韩关系的变坏，对两国，对半岛，对东北亚的稳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作为媒体，当然有着其本身的价值取向，褒贬的选择，也是新闻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这也是新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味跟风，成为羊群般的“媒体乌合之众”。更不能采取“是便好，不是则罢（아니면 말고）”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媒体的“傲慢与偏见”。

媒体在西方也有“第四权力”之称，对政府和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权力有着监督的作用。而当媒体成为政府的拥趸，一味地迎合，不但自折了羽翼，还会助长政府的自大，造成政策的偏颇乃至极端倾向，此亦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权力需要监督，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如何监督和矫正其傲慢与偏见，也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完）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延世-察哈尔中心主任，本文发表于2023韩文《中国》杂志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