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曾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过关键作用，今后也将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支持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开创对日公共外交新形式的积极努力，有望建立一条机制化渠道，帮助破解两国人文交流容易受到政治紧张冲击的症结。同时，日本民众现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故事和体验中国文化，有利于消除日本媒体片面报道中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长期来看，对中国有更客观、更全面了解的日本民众会在工作岗位、日常生活中向同事、家人和朋友传递对中国友好的态度，形成“水波”式的扩散效应。日本孔子学院是散布在日本各地培育中日友好关系的火种，有助于中日关系从当前的动荡期过渡到比较稳定的战略互惠阶段。

日本孔子学院项目重新受到重视的背景

孔子学院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推广的一项语言和文化传播项目，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中国历来将国民友好视为“巩固中日政治关系基础的重要手段”，因而非常重视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希望它们能够架起两国民众语言文化交流的友好桥梁。从2005年落地至今，日本已经成立了15所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其中，2005—2010年诞生了13所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2010—2018年的逆境期只成立了1所孔子学院；中日关系改善之后，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再次进入了活跃期——新成立了山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并且东京地区还有一所孔子学院正在筹建中。日本孔子学院再次得到重视，大致有如下背景。

第一，中国重视国家形象塑造和软实力建设。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前者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依靠诱惑或威胁迫使他国服从，而后者运用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等吸引、同化他国以实现预期目标。在跨国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共同挑战越来越严峻的全球化时代，通过软实力吸引和影响他国变得越来越重要。

软实力思想与中国的战略文化契合，也顺应了和平与合作的历史潮流，因而受到中国的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写入党代会报告。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文化软实力，提出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等重要论述。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要有内外两手，一是在国内固本培元，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熔铸核心价值观灵魂，二是在国际上努力提高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重点塑造我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中日共同实施的舆情调查报告显示，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形象认知令人担忧：近些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好感度的比率始终低于15%，而中国民众对日本正面评价的比率也因领土、历史等问题断崖式下跌至5%。可见，中日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社会基础还十分脆弱，只有通过官方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等多种形式促进民众的相互了解与理解，才能走出困境。

第二，中国周边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需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认为，“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飞速发展，已经形成广泛而深入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过，中国的复兴在客观上带来了周边地区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出现了所谓“两个亚洲”的局面，即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亚洲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亚洲。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煽动个别国家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挑起事端，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维持亚洲主导地位。

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新一届领导集体将周边外交和公共外交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公共外交是重要补充”的全方位外交布局。2013年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提出了“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战略目标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工作理念。

日本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对日公共外交工作因而受到高度重视。首先，两国有很复杂的交往史，既有友好也发生过敌对。现在，中日经贸关系密切且牢固，但政治关系容易因历史、领土和战略问题而陷入动荡。其次，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科技强国。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是东亚地区的两大力量，对地区和全球问题负有国际责任。第三，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是美国实施围堵和遏制中国战略的关键支柱，而日本也在借助美国制衡中国的发展，并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地位。所以，中日都能对对方的国家发展、地区发展和全球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两国需要维持基本稳定的关系，避免仇视和敌对。因此，需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关系的建立，为两国关系稳定铸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三，公共外交是中日关系的助推剂。二战后的中日关系史表明，“以民促官”为特点的公共外交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双方共同面临的威胁解体后，两国政治关系从友好期进入了比较艰难的转型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凭借经济实力积极追求摆脱战后体制，希望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而中国也迅速发展并追求民族复兴，东亚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中日“两强并存、各具优势”的局面。王泰平在《中日关系的光和影》一书中提到，为了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坚持背靠美日同盟的外交路线，附和美国采取对华“围交政策”，既围堵又交往，企图遏制和平衡中国的发展。而且，为了重树民族自信心和国民的爱国热情，日本政府频频在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等问题上耍小动作，这些做法自然引起了中国的反对。梁云祥在《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中强调，在“日本挑拨—中国反对”的互动模式下，两国的社会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好感度降至历史低点，甚至形成了“反对对方的民族主义舆论”，“国民情感的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导致了中日政府关系的紧张，即中日两国政府都受到了民间感情的制约，在彼此关系上表现得越发强硬……甚至到了面临直接冲突的危险境地，对彼此的国家利益都构成威胁”。

两国政治和社会关系恶化之时，人文教育交流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再次发挥重大作用，有效地遏制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转冷。因此，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确定将“战略互惠关系”作为今后发展方向之时，国民间的友好交流也被确立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支柱。

“日本孔子学院的目标与功能

约瑟夫•奈认为，公共外交可以分为日常沟通、战略沟通、培育与关键人群的持久关系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日常沟通，对象是外国普通民众，内容包括宣传、解释本国政策，或者组织文化、教育、旅游等人文交流活动，以争取外国民众的好感。第二个层次是战略沟通，主要针对一些特定的政策议题或倡议讨论、沟通各自看法。第三个层次是培育与关键人群的持久关系，包括官僚、军队、政党、企业、教育、舆论等领域精英，办法包括帮助外国提升改造教育体系、提供学习和交流项目、资助外国的研究机构、培训外国人员等。

这样来看，日本孔子学院在第一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发挥着公共外交的功能。第一个层次的沟通职能主要通过汉语教学和举办中国文化活动实现。一方面，日本孔子学院为日本在学、在职等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和课程，发挥着为各领域培养汉语人才的作用。另一方面，中文演讲、歌唱比赛等多种文化活动可以营造愉快的文化体验，从而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更大的兴趣。这种“活动搭台、文化唱戏”的做法可以让日本民众更加了解中国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第三个层次的公共外交职能则通过双方合办高校的文化教育交流得以实现。

双方高校利用孔子学院这一平台鼓励学生相互留学，鼓励教师互换任教和科研，鼓励管理人员互相学习经验。可以说，孔子学院为两国青年学生和专家学者保持长久的沟通和交流搭建了稳定通道。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孔子学院是中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的一种新尝试，有望推动其走上机制化、稳定化的轨道。两国政府一直都重视组织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活动以促进国民间的相互了解，但这些活动系由政府直接发起，使得公共外交难以避免遭受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缺乏连续性。

而日本孔子学院采取的是双方高校合作办学模式，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实现了制度化运作。这种高校合作运营、制度化管理的做法有效避免了两国政治关系波动的干扰。在2010—2018年的逆境期，之前已成立的日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全部得以存续，还得以新设立一所孔子学院。2018年中日关系改善后，日本孔子学院再次迎来建设机遇，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

日本孔子学院功能及其作用的演化

经过十多年发展后，日本孔子学院的功能逐渐凸显并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设立与发展过程的变化。现在，全球已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孔子课堂。下一步，孔子学院将按照“控制增量、优化存量、稳定总量、提高质量”的原则，努力从数量扩张型的发展转向注重提升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日本孔子学院预计将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将提升办学质量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着力提升汉语教学、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水平；第二，数量上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人口数只有日本人口总数40%左右的韩国已经成立了23所孔子学院和5个孔子课堂，这从侧面证明了日本孔子学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国领导人的支持下，2019年正式建立了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以期通过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的方式扩大双方在人文领域的双向人员往来、丰富两国人文交流内涵。两国关系的稳定态势将有助于日本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孔子学院能否利用当前的契机，实现走进日本国立、公立高校的目标。

第二，从语言文化教育向有意识地文化传播与交流转变。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不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缺乏了解中国的客观信息渠道。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和书籍，而日本媒体在涉华报道上选择的负面信息较多，直接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评价。

为了让日本民众对中国有更客观、更真实的了解，中国需要寻求新的对日传播渠道。日本孔子学院建立的两国高校交流渠道可以帮助中国更加主动地进行自我表达，比如，孔子学院总部实施了外国留学生奖励资助计划和中外学生交流项目，每年都有两国学生借此机会进行交流、访问和留学。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很多参加过项目的日方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外，孔子学院总部还设立了促进中外高校学者互访的项目，两国的专家学者可以通过这一项目到对方高校教授课程、开设讲座、实地研究。这些形式的文化传播项目可以成为今后探索的一个重点。

第三，平衡语言文化教育与软实力建构。孔子学院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也面临一些指责，尤其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界、政界出现了一股无端怀疑、指责、抹黑孔子学院的风潮。在日本，政界仍然对孔子学院抱有很强的戒备心理，不同意国立、公立高校申办孔子学院，部分日本媒体也跟风欧美媒体报道一些对孔子学院的不实指责。

日本孔子学院遭遇不利的政治和舆论氛围，背后实质是日本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警惕与不信任。一国的语言文化必然会承载该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信仰，开展汉语言文化教学活动也必然会介绍和传播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对此不必讳言。日本孔子学院今后想要获得日本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关键要在语言文化教育和软实力建设方面取得平衡。日本孔子学院应该继续以汉语教育、举办文化活动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为中心，没有必要将价值观传播作为一项工作。价值观的魅力只存在于实际的体验过程中，如果缺乏参与者的实际体验与认可，再好的宣传都无济于事。

结论：推进对日公共外交，孔子学院的作用令人期待

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建设“战略互惠”关系的社会支柱，国民情感的恶化曾经引发广泛的担忧，两国亟需建立稳定的国民交流渠道。支持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是中国新的积极努力，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孔子学院为两国建立了一条语言文化教育领域的机制化公共外交渠道，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两国公共外交关系容易受到政治紧张冲击的症结。另一方面，日本孔子学院提供了现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故事和体验中国文化的场所、机会、渠道，这有助于帮助日本民众摆脱本国媒体的片面报道。

短期来看，日本民众通过孔子学院举办的各种活动，可以对中国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这样可以改善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长期而言，参与学习的民众散布在政府、文化、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很多人会在岗位上从事有利于中日互利合作的工作，并把对中国友好的态度传递给家人、朋友和同事等，形成“水波”式的扩散效应。因此，日本孔子学院实际上是在日本各地散播中日友好关系的火种，假以时日，星星之火有希望点燃中日友好的大势，助力中日关系从当前的动荡曲折过渡到比较稳定的战略互惠阶段。

作者：沈海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樊庆：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21年春季号

责任编辑：郎亚娇  徐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