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越南是山连山水连水、历史联系极为复杂的两个邻国。上世纪40年代末成为社会制度相同、价值观体系相通的两个兄弟国家，两国执政党和两国人民在并肩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建立了“同志加兄弟”式的友好情谊。但是，中越关系归根结底依然是两个不同民族国家的关系，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是制约或引领两国关系前进方向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中越两国正式建交谈起，简要地梳理一下1950-1975年间中越关系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01 支持越南抗法战争帮助越南人民恢复国民经济

1945年8月，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当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以越盟名义发动“八月革命”，取得胜利。日本侵略者被赶出越南，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宣布退位。9月2日，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诞生。但三周之后，9月23日，越南前宗主国的军队法国殖民军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越南人民开始了历时九年的抗法救国战争。

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1950年1月18日与越南正式建交。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的国家。中越两国建交时，年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尚处于反法战争初始阶段，实际控制的国土只是以首都河内为核心的北部地区，国际社会因此称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北越”。1949年法国扶持保大在南方城市西贡（现称胡志明市）建立了傀儡政权，号称越南国，国际上通常称其为“南越”。

1950年1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历经艰险，长途跋涉进入中国广西，而后到了北京，见到了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等，要求中国向越南提供多方面援助。中国在建国伊始百业待兴、百事待举的艰苦条件下，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援越抗法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不仅在政治和外交层面，而且在财政经济和军事技术上，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帮助越南共产党不断巩固和壮大其执政基础。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1926年即已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已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罗贵波前往越南，以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长、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总顾问的三重身份，帮助越南组织抗法斗争、中国对越南开展援助等具体事宜。当年7月，时任云南省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的陈赓将军，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率领军事工作组进入越南，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并且当年9月，协助越共部署和发动了著名的“边界战役”，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在此之前，8月份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政委、时为福州军管会主任和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韦国清，已经奉命率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配合陈赓将军参与指挥了“边界战役”。“边界战役”大获全胜后，越南与中国的联系通道完全打开。越南干部和军队来华休整，中国军事技术援助人员进入越南，从此变得畅通无阻。

1953年10月，罗贵波、韦国清分别担任了中国驻越南政治、军事总顾问。为了帮助越南人民扩大抗法战争胜利成果，中国军事顾问团认真研究战场形势，支持和帮助越南人民打响了奠边府战役。这场战役为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顾问团在越历时5年，与越南人民同甘共苦，勤奋工作，勇敢战斗，为越南人民抗法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越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法战争期间，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南提供各种援助的国家。

1954年7月，在中国、苏联的大力推动下，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终达成了有关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此后，为了帮助越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应越南方面邀请，中方又于1954年8月派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央财政部副部长的方毅，率领经济顾问和专家组赴越工作，为越南经济建设提供相关的咨询和指导。这时，中越双方的高层往来十分密切，方毅在越南工作了七年多时间，为帮助越南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恢复社会生活做了大量工作。

越南对中国的真诚支持和帮助，当时曾深表感谢。1954年秋，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率代表团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他当时说过：“越南人民能够取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和平能够战胜战争，是与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六万万亲切的朋友与我们的友好团结，在我们为自己亲爱的祖国越南获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当时也曾明确地向越方表示：中越两国休戚相关，越南人民在恢复和平的日子里，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将得到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支持”。

1955年夏季，已经多次来华访问的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正式访华。这是中越两国两党第一次举行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正式会晤。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决定逐步扩大贸易和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另外赠送了一些文化、教育、卫生用品，并派技术人员到越南协助开展相关工作。

1956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内部访越”。在这次没有对外公开的带有秘密工作性质的访问期间，陈云就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向越方提出了“先农后工、先轻后重”的重大建议。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源源不断地开赴越南，帮助越南人民修桥筑路，兴建工厂、矿山和学校，恢复和发展工业、农业、电力、航运、水利和商业等。此外，中国还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工业原料、建筑材料、农业良种和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并且专门在广西自治区为越方开办了两所师资学校，帮助越南发展国民教育事业。

02 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帮助越南人民重建家园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越南南北方两个地区进一步分裂成为两个平行的国家实体。北部由越南共产党所控制，称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由吴庭艳集团所控制，称越南国。后来，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的美国取代了法国，越来越深地插手干预越南事务，进一步加剧了越南的分裂状态。

1956年3月，吴庭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搞起了所谓的制宪议会选举，单方面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关于通过全越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美国也公开背弃了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以妨碍协议实施的承诺。面对美吴集团的独裁统治和战争行为，南越人民开始自卫反击。到1959年时，越南南方反抗美吴统治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1961年5月，美国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开始了所谓的特种战争，后来又大规模直接出兵，进行所谓的局部战争。

中国作为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理所当然地要为维护日内瓦协议而斗争，更何况越南是中国山水相依的友好邻邦。1958年3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吴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宣布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促进越南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各项建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后，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后，越南方面再次向中国提出了大幅度援助要求。中国政府慷慨应允。1963年春，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越，两国军方领导人共同研究了美军进犯北方时双方如何协同作战等重大问题，并且签署了相关文件。当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越南，明确告诉越方：“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3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支持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

从1964年8月起，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次年3月，美军在北方的岘港登陆，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就此，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严正表示：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将毫无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打到底。1967年12月，毛泽东主席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阮友寿，他在电报中庄严承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随着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不断扩大，中国对越南的各种援助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1962年至1966年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另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类别的军用物资。从1964年到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约为1．8亿美元。从1965年起，中方根据越南党总书记黎笋访华时提出的具体要求，开始向越南派出武装部队，主要从事防空、工程建设、铁道维修和后勤保障等任务。到1968年，中国赴越军队总数达到32万，最多年份达17万人。1970年中，根据双方协议，中国部队全部撤回国内。据统计，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期间，中国在越伤残人员总数达4200余人，另有1442人长眠在越南国土。

70年初，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最紧要关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越方对中国援助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以李先念副总理为首的“援越领导小组”。李先念每年都要与越南政府副总理黎清毅率领的代表团商讨援越具体事宜。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2年间，中国与越南共签订了40多个关于中方提供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1971年至1973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额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援助越南的直接开支和用于赴越部队的军费开支加起来总共多达200多亿美元。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期间，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困难重重，但为援助越南兄弟，中方做出了后人无法理解的最大努力。这些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

1973年1月，经过多年艰苦谈判，有关各方终于签署了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签字后，美国侵略军撤出了越南，但南越仍处于阮文绍集团的控制之下。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继续向越南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以帮助越南人民最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其中仅1974年，中国援越总额就达到25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3亿美元现汇。这也是中国援助越南数额最大的一年。1975年，越南南北方人民共同作战，一举推翻了南越的阮文绍政权。在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大力支持下，越南终于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实现了祖国的完全统一。

03 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越南开始对中国反目为仇

1969年，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即已逝世。越南最高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了党的总书记黎笋手中。1973年6月，越南党总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专程来华，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长期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然而，时隔不久，国家完全统一后，越南对外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在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越南选边站队，开始与苏联结盟，共同防范和对付中国。

1975年，越南领导人访苏。苏联出于与美国争霸世界、遏制中国影响的需要，要求越南与苏联全面合作。为了拢住越南，苏联将越战期间提供给越方的巨额贷款改为无偿援助，同时宣布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南亚的可靠前哨”。越南挡不住诱惑，于1977-1978年间加入了苏联控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与苏联缔结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此后，越南允许苏联在金兰湾建立海空军基地，公开支持苏联倡导的旨在孤立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实际上，中越之间早就存在一些分歧。70年代初，中苏两国处于全面对抗状态，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越方对中国把苏联视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很不理解，对中方与美国接触并寻求关系正常化心存疑虑和反感。周恩来曾经秘密访问河内，就中国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又正式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解释，但毫无成效。此时，中国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对印度支那邻国采取高压政策、试图建立地区霸权也深感不安。

更严重的是，自1973年起，随着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彻底结束，祖国统一完全实现，中越两国的边界争议也被提了出来，双方多次就边界和领土问题进行外交交涉。1975年，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中越领导人就双方的重要分歧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尽管中方此时仍同意为越方提供新的无息贷款和援助物资，但两国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裂痕加大，难以调和。此后，两国的高层交往明显减少。

1976年，中越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趋于冷淡。当年11月，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再次提出了请求中国增加对越援助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向越方表达了关于维护双方友好团结、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基本立场。对于越方提出的增加援助问题，中方明确表示，尽管中国这几年经济状况不好，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难，但在经济方面，中国仍将尽力提供。至于军事援助方面，中方表示，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而且你们已获得大量战利品，中国就不再提供了。

这时，出于外交礼貌和某种实际需要，越南领导人对中国多年来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和支持，仍然郑重其事地表达了感谢之情。在中国领导人为越南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越南领导人不无激情地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十分重视越中友谊，决心使这种伟大友谊代代牢不可破。”中国人听起来深为感动。

不幸的是，越南这位领导人食言而肥了。仅仅过了一年，中越两国关系就全面恶化了，双方的正常联系与交往被人为割断。1979年，中越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边界战争。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进入了长达10年的敌对状态。直到90年代初，双方重温“同志加兄弟”的旧日情谊，两党两国关系，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2021-02-28（三亚）

作者：于洪君，察哈尔学会首席专栏作者、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责任编辑：郎亚娇、方柔尹

图文编辑：徐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