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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锡忠:难忘的从军岁月
发布时间:2021年02月22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成锡忠  阅读:1251

编者按:本文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成锡忠回顾我国军事外交的光辉历史:一批又一批奉派驻外的武官忘我工作,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理想、毕生的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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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官肩负神圣使命,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军队的形象,为维护世界和平逆风而行。武官需要具备清醒的头脑、良好的军事素养、出色的外语水平,以及超凡的修养、风度和气质。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辞别父母、恋人,只身踏上陌生的天涯路。他们走过热血的青年时代、成熟的中年时代,一直走到两鬓斑白的晚年。


虽青春不在,但他们的雄姿神采、壮美情怀将在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并将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2020年9月4日,我住进解放军总医院。这是我从军后第一次住院,第一次打点滴。军旅生涯40余载,不待扬鞭自奋蹄。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才明白,人生至此,应该静下来喝杯清茶了。



青少年的记忆


那个年代,多数人小时候都很苦,特别是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我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悲惨景象。


小学五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连续多年学业荒废,到高中时学校才恢复正常上课,学到一些知识。语文老师盛世昌是我们的班主任,陈永祥是我们的英语老师。这些老师在我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家境贫寒,放学回家,就要做家务,喂猪割羊草。周末和寒暑假,到地里干活挣工分,从14岁开始挣的工分就足够我的口粮钱了。因此,我读书的成绩不算好,中不溜吧。


我叔叔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身经百战。我堂兄和大哥都是当兵的。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军装,想当兵。初一时,到我们家乡招兵的一位军官看中了我,要带我去当小兵,由于父亲的坚决阻拦,未能如愿。


1972年12月16日,我作为高中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体检结果为甲级,空军伞兵部队抢,海军潜艇部队抢。去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身为人武部长的我的大哥有发言权,他表态,“我曾在陆军当兵,我送我弟去陆军。”


锣鼓喧天,家乡的父老乡亲为我们送行,我们穿上军装,乘大巴到上海,在那里换乘铁路罐车到杭州西湖边,那里是原陆军第20军第58师的驻地。


一个月的新兵集训后,我被分配到第58师独立通信营无线电连。接着,是8个月的报务训练。我们无线电连的新兵,加上师属各团的新兵,共45人参加培训,分成3个班,各班的班长是老兵,我任第二班的副班长。


开训约半个月,我们班长家父重病请假回家,一去就是3个月。这期间,连里没有派其他老兵来当班长,而是让我代理班长职务。当兵没有几天,就要领导一个班,确实是一个挑战,关键是其他新兵服不服。我从业务训练、内务卫生、公差勤务等各方面,以身作则,并提出一切向我看齐,“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班长不在期间,所有的事情井然有序,连首长赞叹不已。


报务员培训淘汰率比较高,最后能胜任报务员工作的约为半数。发报、抄报、干扰报,特别是干扰报,三四个信号混杂在一起,音量忽高忽低,相互缠绕,这就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外面的汽车鸣喇叭都听不到,紧紧跟住一个信号。培训结业考试,我各科成绩名列前茅。


1973年底,我所在部队野营拉练,从杭州出发,徒步前往安徽大别山区。我们的电台是师对师属各团的指挥电台。一部电台由三部分组成,即发信机、收信机、发电机,发电机最重,可能由于我身体强壮,让我背发电机,外加自己的被子衣服,估计有三四十斤。一整天负重徒步爬山,步兵到了宿营地,就可以烧水烫脚休整,而我们则需要立即架设电台值班工作。


什么叫“寸步难行”,我可体验过。有一天,我们正常负重行军约60公里,本以为可以宿营休息了,但傍晚时分在安徽的山区,突然上级命令我们跑步急行军20公里。到达目的地时,两条腿难以再挪动了,由于长时间着力和摩擦,足掌全是泡。更痛苦的是次日,布满被挑破血泡的足掌,再站立起来开始新一天的百里行军,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此外,我年轻时本来就是血鼻子,经常流血,野营拉练流血更频繁了,连首长发现我的脸色苍白,把我抓上卫生车,但我总有办法逃离卫生车继续与电台一起行进,这主要与我们王成林台长的一句话有关:“谁英雄谁好汉,野营路上看一看。”


安徽大别山区,军事演习,头上️飞机轰炸,地上火炮齐鸣,与战争差不多,置身那种环境下,真的就不怕死了。在基层部队两年的生活,是一生中最愉快的,那个时候个人心地单纯,战友相互关爱,连队就像一个大家庭。


1974年10月,我依依不舍告别老连队,前往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要是不去上学,就有机会参加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了。我的老部队参加了这次战争,我当年的台长王成林参战时是副连长。197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先后参加外国医生针灸班的翻译工作和两个培训班的英语教学工作。


做什么事,都需要一种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为参加外国医生针灸班的翻译工作,我在一个月的准备时间里既学中医常识,又背医学英语单词,熟记5000多个单词,至今还记得一个由15个字母组成的单词atherosclerosis(动脉粥样硬化症)。1979年5月我被调入解放军总部,9月前往孟加拉国任武官翻译。1981年转印度任武官秘书。1983年回国在军队总部工作至1994年。1994年1月出任驻印度副武官,1999年1月转巴基斯坦任副武官,2002年4月回到军队总部。


电影里,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悠闲自得,是令人羡慕的神秘职业,但实际生活中,许多外交人员远离祖国、家庭和亲人,做出巨大奉献和牺牲。


我1994年赴印度工作时,女儿3岁多,在印度5年才回国休假一个月,2002年回国时女儿已经12岁,那个时候联系很困难,一般一个月才打一次长途电话。父亲病重不久去世,由于当时正承担一项重要任务,不能回国告别,留下终生遗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连续工作8年多,从40岁到48岁,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经历印巴卡吉尔武装冲突、巴基斯坦军事政变、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印巴空前紧张四大事件。我们处在前线,发生这样的事情,总是冲在最前面,搜集掌握最新情况,研究分析事态发展,通宵加班是家常便饭。阿富汗战争爆发,我多次深入巴阿边境,搜集掌握实时情况,不时听到当面美国战机的轰炸声。


参加维和行动


2004年4月,我奉命赴非洲执行维和任务,出任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简称“联刚团”)首席军事观察员。这个国家位于非洲中部,东邻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南接赞比亚、安哥拉,北连南苏丹和中非,西隔刚果河与刚果(布)相望。联合国在这个维和任务区部署1.5万维和部队、750名军事观察员以及约5000名文职人员。750名军事观察员来自54个国家,是一支由年轻军官组成的队伍,我负责这支队伍的管理和指挥。


我抵达不久,刚果(金)东部就燃起战火。5月26日下午5时,布卡武两派武装发生激烈交火。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反政府武装头目尼孔达率部队从北基伍省的马希希向南基伍省首府布卡武进发。


29日5时20分,第523观察员队遭武装袭击,加纳海军上尉费德利斯牺牲。这个观察员队遇袭后,我最担心的是,武装分子有可能继续袭击其他观察员队,最有可能遭袭的是卡莱赫以北40公里的米诺瓦观察员队。中国观察员徐义忠就在该队。我无法与徐取得联系,驻戈马中国工兵小分队也无法与他沟通。29日,我与工兵分队郑副旅长商量如何办最好,考虑到当日去往返需4小时,回程太晚有风险,因此决定30日7时去接。


5月28-30日,经联刚团斡旋,布卡武局势明显好转。我们的公寓持续4天停水,30日终于来水。因此,30日晚上大家特别高兴,我在日记里写道,在经历了布卡武冲突、观察员遭袭等事件以及多日停水后,昨天兄弟们还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今天大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但是,31日凌晨约2时,在卡乌姆机场附近,北基伍省反政府军和南基伍省第10军区的部队又发生激烈战斗,持续2个多小时,卡乌姆机场被反政府军所控制。6月1日21时25分、22时41分、23时10分,我驻布卡武工兵分队以西、以北和南面分别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最近处距我工兵分队仅300米。流弹不时从我工兵分队官兵头上飞过。我工兵分队官兵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加紧构筑防御工事。6月1日夜,省城布卡武落入反政府军手中。


6月2日下午2时,联刚团总部以及后勤基地等处发生大规模示威骚乱,骚乱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在联刚团总部门外,骚乱者高喊“联刚团滚出去”等口号,向联刚团院内投掷石块,放火焚毁3辆联刚团车辆,另有24辆联刚团的车子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玻璃被砸碎。3时左右,当地政府出动总统卫队和防暴警察,试图控制局面,联刚团也紧急抽调3辆装甲车和2个排,保卫联刚团总部的安全。当时,我们有5位中国观察员在公寓。


6月2日夜,参谋长曼特尔上校等我们几位整夜未眠,研究联刚团总部及金沙萨其他驻地的防骚乱和布卡武前线观察员队后撤等问题。3日上午,联刚团总部周围布满防暴警察,门外有装甲车把守,院内有装甲车巡逻,中立部队司令坐镇现场指挥。9时20分,声势浩大的骚乱人群又向联刚团总部冲来,并响起枪声。


我们商量,首先将女观察员撤出来。在刚果(金)全国各地共有27名女观察员。另一项措施是后撤卡莱赫和戈马附近的一些观察员队,并将观察员队后撤的决定权下放给分区司令。正在我们研究后撤问题时,3日下午1时,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斯温下令,鉴于安全形势严峻,所有文职人员和军事观察员均撤至联刚团各作战分队驻地。至当日19时,20个队完成后撤任务。


6月4日上午8时,大批骚乱人群又冲向联刚团总部。参谋长曼特尔上校要我立即到位。尽管有枪声,但不在我们去联刚团总部的那条路上,估计不会有问题。我从公寓通过地下车库,迅速到达联刚团总部的大门。从早上到下午15时25分,我一直忙着检查5个战区71个观察员队的后撤情况,弄清所撤军事观察员的所在位置。联合国维和部要求我们随时报告所有观察员的所处位置。因此,作为750名军事观察员的总指挥,我得与各战区首席观察员和人事处长联系,要他们一天数次报情况,然后综合整理上报。


到6月5日早晨,71个观察员队中有61个已后撤至有作战分队保护的地方。韩志和陈育功所在的队计划6日前完成后撤任务,我非常惦念其后撤路上的安全,因此那天很早就到办公室。5日上午,联刚团接到纽约联合国维和部的指示,随时作好文职人员和军事观察员后撤第三国的准备。


我向外地各位中国观察员通报说,我们有可能突然后撤至南非或乌干达,请各位做好准备,尽量减轻行李。撤离后,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相互联系。任何情况下,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


6月7日,联刚团总部戒备森严,从总部大楼经中国使馆到我们住的公寓,路口都架设了铁丝网,联刚团大楼的一层窗户加装了无缝铁板,二层加装了无缝木板,要口修筑了沙袋掩体,进入总部大楼的路口有装甲车守卫,全副武装的作战分队士兵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


至6月6日下午4时,最后一个观察员队第四战区驻莫利罗第426观察员队的观察员乘直升机撤至该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卡莱米。我们的陈育功就在这个队。这个队地处刚果(金)东部向外延伸的一个尖角上,位于刚果(金)、赞比亚、坦桑尼亚三国交界处,距首都金沙萨最遥远,只能靠昂贵的卫星电话联系,没有任何其他通联手段。我一直在办公室等待着他的电话,他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我心中那块沉沉的石头瞬间也就落了地。


作为联刚团总部首席观察员、中国军事观察员领队以及北京国防部维和办与中国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之间的联络员,自感责任重大,我的心始终连系着我们中国每位观察员和两个分队218人的生命安全。我每天都设法与外地中国观察员和中国两个分队联系,提醒大家宁愿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些,这有利于我们做好相应准备,我们要有一套处于最困难境地的应急方案。

6月6日上午,驻鲁丘鲁南非分队的1个排奉命调戈马,途中遭武装分子的伏击,2死9伤。傍晚,我医疗分队收治其中的6名伤员。医疗分队的邢助理告诉我,南非受伤士兵感到非常恐惧,哭叫着“我要回家”。


6月7日又是停水停电,中午吃的碗无水洗晚上继续使用。矿泉水瓶储存的水要保证做饭用。8日早上起床,我感到特别的不适。喉咙、牙龈、耳根发肿,左半个脑袋像灌了铅似的。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北京长年都有的水灵灵的黄瓜和西红柿,现在该是西瓜季节了,桃子季节也快来临了。此时此刻,我更惦念在最艰苦地区生存的韩志和陈育功两位弟兄。韩志告诉我,他们后撤至卡莱米后,就住在仓库里,晚上地当床,蚊虫很多,也无法支撑蚊帐。


6月11日晨6时,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手机清脆的月光曲响起,是联刚团总部马尼克上校的电话。上校说,赶快到办公室来,金沙萨发生了军事政变,卡比拉总统身亡。我不敢相信,连续问了两遍。他说,总统确实已经身亡。我急忙穿起衣服,10分钟后抵达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上校说,现在又有传闻,虽然发生军事政变,但卡比拉总统没有死。7时半,我听到总统官邸方向传来迫击炮声。


布卡武武装冲突、全国性骚乱和未遂军事政变后,刚果(金)局势趋于平静。6月15日,经受了严峻考验的联刚团全面恢复航班的飞行。我先乘波音客机飞金杜,然后换乘C-130运输机飞布卡武。我医疗分队的营地就设在金杜机场附近,我本想在医疗分队吃中饭,聊聊天,再换机飞布卡武。可这次飞机的起飞破例地准点,换乘时间只有半小时。下机后,看到医疗分队的领导在等我。危机期间,我们每天都互通情况,相互提醒确保人身安全。危机后再次见面,有一种战友久别重逢的感觉。


乘坐C-130军用运输机,噪音巨大,颠簸剧烈。我双手抓住靠背上的网状布带,闭目体味着战争的氛围。此时,脑海里映出老前辈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画面。在数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我虽曾在“前线国家”巴基斯坦领略武装冲突和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但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现在,身处随时都有可能重新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深感是一种机会,而这种机会在人一生的长篇纪事中是多么珍贵的一页。


在刚果(金)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我频繁赴各地观察点视察,与驻当地观察员队一起巡逻,不但了解情况帮助观察员队解决问题,而且深入土匪老巢,与各派反政府武装头目接触谈判,敦促他们加入全国和平进程。在刚果(金)的404天时间里,有33位联合国维和人员为世界和平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2005年5月25日,我乘肯尼亚航空公司班机离金沙萨回国。26日晚9时抵达北京。我的回国,标志着第三批中国维和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以及第四批军事观察员的全部安全凯旋,回到祖国的怀抱。


维护边疆稳定


2008年1月,我赴尼泊尔任国防武官,这时已经54周岁,在副师职位置上已经8年。军队师职干部的退役年龄是55周岁,这显然是末班车。副营职时,在一次党小组会上,我曾经说过,一个农村贫穷家庭出来的孩子,能上大学,能在京城军队总部工作,能当一名军事外交官,完全是军队培养的结果,即使不再晋升,也心满意足了。


机遇,即忽然遇到的好机会,但机遇有时间限制,时间过了,就可能再也得不到了。因此,机遇来了,就看你能否抓住。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安全保障是一项艰巨任务,“藏独”势力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在尼泊尔,奥运火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境外传递,而是登顶珠峰。珠穆朗玛峰8848.86米,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界线上。


2008年春节刚过,国内有关部门派出由一位少将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尼泊尔,我安排代表团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旅游民航文化部长以及尼泊尔军队领导人,目的是使尼泊尔政府、军队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在奥运火炬登顶珠峰安保方面向中方提供支持。


由于我公安和安全部门在加德满都没有人,就由我代表国内军方和强力部门与尼方协调,全面负责落实奥运火炬登顶珠峰的安保工作。珠峰北坡在中国境内,安保主要由西藏边防总队负责,南坡在尼泊尔境内,主要由尼方负责。


珠峰北坡和南坡的安保工作,中国境内和尼泊尔境内的安保工作,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尼泊尔是小国,面临着美西方的强大压力,如何做安保工作,国内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指示。尼泊尔政府负责奥运火炬登顶安保的总负责人是时任旅游民航文化部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具体工作由时任旅游局长阿迪卡里负责。


阿迪卡里是一位旅游专家,也是一位诗人。我与阿迪卡里几乎天天见面商谈。他提出,我们先搞一个方案出来。经过多次磋商,我们搞出一个包括9点内容的安保方案,主要内容,一是对攀登珠峰活动全部放开,二是全部管住。如果不全部放开,美西方会施加压力。同时,每一名攀登珠峰的人要向尼政府交1万美元的登山费,这对尼泊尔这个小国是一笔不小的外汇收入。这9点安保方案获尼泊尔内阁批准。


先后报名的有83个外国登山队,每个队12-25人。根据尼泊尔内阁批准的安保方案,所有登山队都必须与旅行社签订协议,旅行社与尼泊尔政府旅游局签订协议,不允许从事任何反华活动。尼泊尔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政府旅游局派一位处长坐镇珠峰南坡大本营,负责安保现场的指挥;二是从军队选派40名年轻军官,从政府有关部门选派数十名处级官员,做安保工作;三是在南坡大本营和二号营地部署尼军军官,登山者可以在海拔2860米的卢克拉至海拔6400米的二号营地之间进行徒步训练,但不允许任何人越过二号营地;四是每个登山队由一名尼军军官或尼政府官员跟随,寸步不离。


手持奥运火炬的登山队员是从北坡中方一侧攀登珠峰。“藏独”分子扬言,要从南坡攀登珠峰,在珠峰顶上拦截火炬。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是实况全世界转播,如果“藏独”分子捣乱得逞,就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我们设法搜集每个登山队员的信息,进行背景调查,发现可疑者,就请尼方有关部门处理。这样,先后抓获藏在登山队里的22名“藏独”分子。在珠峰南坡大本营,还抓获1名搞“藏独”活动的美国登山队员和3名鼓动搞“藏独”活动的BBC记者,被尼泊尔政府驱逐出境。


卢克拉是尼泊尔东部一个小镇,是尼境内珠峰徒步登山的起点。卢克拉机场位于距加德满都东北100多公里的索卢昆布县,海拔2860米,经常受恶劣天气影响。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到卢克拉有航班,但从卢克拉到珠峰大本营附近,只能租用直升机。


为做尼方军警工作和检查尼方沿卢克拉至珠峰大本营附近的安保部署,有一天我们从加德满都飞抵卢克拉,再乘直升机抵珠峰大本营附近的兰姆切。但回程直升机出现故障,为及时返回加德满都向国内汇报情况,我们不得不在高海拔地区徒步12小时返抵卢克拉。


为做尼泊尔军警工作和检查尼方在珠峰南坡的安保部署,我们两次与尼泊尔强力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租用尼军米-17直升机,从海拔1350米的首都加德满都飞往海拔3000多米的兰姆切。参加检查组的有大使和我,还有尼方总理安全顾问、外交部秘书、内政部秘书、旅游民航文化部秘书、警察总监、武警总监、军队作战部长等,共13人。由于高寒缺氧,米-17直升机只能乘6-7人。因此,从兰姆切,我们分成两组乘直升机上海拔5380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一般来说,到5380米的珠峰大本营和攀登珠峰,需要在海拔2860米的卢克拉至珠峰大本营附近,来回徒步训练一个月时间。不然,一下抵达5000米以上的地方,会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们以及尼泊尔高官两次上珠峰大本营,是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


奥运火炬登顶的时间是绝对保密的。2008年5月7日下午约5时,珠峰北坡的两位少将与我联系,说发现珠峰3号营地和4号营地之间有无线电信号,请尼方查证。我马上联系尼泊尔军队作战部,对方说马上准备直升机需要一个小时,再飞到珠峰又需要一个多小时,尼军直升机没有夜视设备,因此建议次日早上执行侦察任务。我回复珠峰北坡的两位少将,他们说那就没有必要了。这样,我判断,次日就是奥运火炬登顶时间。


北京时间2008年5月8日上午9时17分,加德满都时间5月8日上午7时02分,奥运火炬在海拔8848.86米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点燃。奥运火炬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中国书写了奥运史上一个奇迹。


当时,我给尼泊尔政府安保总负责人鲍德尔打电话,我说一夜没有睡觉,看着登山队员把奥运火炬一步一步送上珠峰之巅,他说他也一夜没有睡觉。我衷心感谢尼泊尔政府和强力部门为此付出的辛劳,我们非常激动,互相祝贺。


2008年,尼泊尔境内“藏独”活动非常猖獗。仅首都加德满都就发生110次冲击使馆活动,最大规模1600人,最多一天13次。尼泊尔警方拘捕“藏独”分子1.2万人次。


这些“藏独”分子基本都来自印度。每一次“藏独”分子滋事,都是美西方记者先到现场,这说明幕后都是美西方势力操纵组织的。


在尼泊尔流亡藏人聚居区的一些餐馆,可以看到三五个流亡藏人和两三个美西方人士在一起交谈。美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基本都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执行,美国企图将尼泊尔打造成分化中国的桥头堡。


2008年3月,为遏制“藏独”活动和确保奥运不受“藏独”势力干扰,我们与尼泊尔强力部门密切合作,逮捕数十名“藏独”头目,从根本上打压了“藏独”势力的嚣张气焰,这引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等8个西方国家驻尼泊尔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尼泊尔政府“违反人权”。经做工作,尼泊尔政府、军队和强力部门顶住压力,在涉藏问题上给中方坚定支持。


这里还需要说的是,为维护我西南边疆的和平稳定发展,我在尼泊尔8年多时间,开创性地开展工作,与“藏独”势力和美西方反华势力作斗争,频繁赴海拔三四千米的边境地区,一方面摸清“藏独”分子偷渡路线,一方面做当地军警和民众的工作。


有一次,我们开车赴中尼边境口岸吉隆当面执行任务。从加德满都到吉隆当面的路程是160公里。清晨出发,傍晚才抵达,整个行程14小时。途中遇塌方,越野吉普不得不返回加德满都,我们徒步3个多小时翻过两座山,然后改乘当地的车继续前行。


抵达边境小镇拉苏瓦加迪,受到当地县行政长官以及军队、警察、武警和安全部门负责人的热情欢迎。最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主人与客人一起享用尼泊尔套餐。尼泊尔套餐,一般包括两三小碗蔬菜、一小碗豆汁、一小碗鱼或肉,还有米饭,只要那一小碗鱼或肉不加,其他的不够吃都可以不断加,不管吃多少,价格是一样的,但如果加荤菜,就要另算钱。


当地主人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住处,是一家客栈,大的房间可以睡十几人,小的可以睡两人。记得当时气温在零下十几度。一进房间,借着烛光,看到被子没有被套,就是又黑又硬的棉胎,因为从来不洗,臭味很浓。没有水,也就谈不上刷牙洗脸;没有无线,也就谈不上与外界通联。路途折腾一整天,感觉非常疲劳,顾不得这一切,盖了三床棉胎和衣而睡,半夜还是被冻醒了。


2008年9月28日,我作为外交战线的代表,与奥运会所有金牌运动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我所在使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授予我本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军队给我所在单位记集体二等功,给我本人记二等功,并晋升两级。



责任编辑/郎亚娇 徐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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