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前夕，随着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它在不同国家肆虐的程度，不少国际关系实践者和学者开始热议：一些人认为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另一些人则认为，新冠疫情难以改变世界，但它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加速器”。
西方从“欢呼”到“惊呼”
那么，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这个世界都在酝酿什么样的变化？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不到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美苏对峙轰然塌陷，西方世界欢呼雀跃，高调宣布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政经体制是人类发展的“万能钥匙”，充满血和泪的世界发展历史到此为止。
这种不可一世的发展观随着“9·11”事件及恐怖主义袭击一落千丈，美国和西方自此进入全球反恐时代。而刚刚完成新老交替并进入国际世贸组织的中国掌握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谋发展、灭贫困，请进来、走出去，经济规模不断攀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前经过努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美国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让不少中外学者觉得，也许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和国家治理，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新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在之后的近十年，美国国力的相对萎缩和中国实力的快速发展，使得之前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市场的一种观点渐渐甚嚣尘上：中国的崛起不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也会根本颠覆在1945年之后由美国打造和捍卫的世界秩序。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本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政府在海外参与战事和重建及对国际组织的慷慨资助感到不理解和愤怒。他们对当下的不安和未来的恐惧，让一位从来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商人趁虚而入，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
美国政府从2017年以来主导的对华贸易战及与中国“脱钩”、在国际舞台大搞单边主义及“退群”、对盟国和友邦的攻击及打压，与中国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投行、南南合作等多边主义方式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不少西方意见领袖惊呼“已经坐大的中国要输出自己的模式了”。而如今在美国越来越严重的疫情，更加剧了这种担心。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近几个月对中国的指责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似乎都旨在抑制中国可能取而代之并缔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如果不是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政治炒作。
首先，疫情不仅大大伤了美国的元气，也没有给率先较好控制住疫情并复工复产复学的中国带来太多的优势。换句话说，在目前和今后若干年，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搞“脱美”另起炉灶。中国是目前国际秩序和国际机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和最积极的改革者之一。虽然这些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因为各种原因可能遍体鳞伤，但随着美国可能发生的政治外交变化和中国更为积极的参与，它们或许很快将迎来重整旗鼓。因此，在今后10年，国际秩序应该不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捍卫和完善现行的国际秩序和现存的国际机构是最佳选项和当务之急。
其次，在过去四年，美国朝野都有人鼓动建立所谓“民主联盟”，欲在贸易、大数据、高科技、区域安全和全球发展方向等领域与中国“划清界线”。如果拜登在明年1月20日就职之后，他的外交政策至少会与特朗普有两大不同：一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盟国和友邦有更多的协调；二是会重返国际机构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对北京而言严峻挑战主要是采用什么方法阻止一个要把中国拒之门外的国际组织的出现。其实，中国最行之有效的反制措施，可能还是加强自己在现存国际机构的参与，彰显自己的负责任和有担当。中国在疫情期间对世界卫生组织全力以赴的支持、做出将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承诺以及最近加入国际疫苗联盟的决定，都表明北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再次，要获得国际组织成员的支持，关键在中国能否与它们搞好双边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相对融洽，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除美国之外的G7成员国、部分G20成员和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每一对双边关系都非常复杂，解决好这些关系需要极大的智慧、技巧和努力。比如，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在疫情发生之后进一步下滑，如果未来北京与堪培拉的关系能得到修复自然会有示范效应。
最后，全球的“经济发动机”在亚太，这也使得亚太地区是全球政治的核心之一，亚太国家抗疫的成效使得其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更加重要。虽然目前在亚太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机构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就具体的国际议程形成“亚太共识”和“亚太行动”应该不是大问题。比如，中国能否联合日本、韩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在某个框架之下，可以探讨成立亚太气候变化联盟、亚太数据联盟、亚太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等等。
多数国家是制度获益者
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动荡时期，但是现行国际制度不会分崩离析，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获益者，二是这一国际制度的寿命和效率可能因其创始国的三心二意会出现波动，但只要绝大多数成员国心齐就没有被废弃的可能。未来因为制度不同和价值观各异，世界出现两大阵营仅是理论上存在可能性。对中国而言，不仅反对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努力探索如何同与中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不同的国家形成更稳固的良好合作关系，发展经济、维护和平、化解冲突并应对全球性危机。
作者：刘亚伟，察哈尔学会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来源：环球时报，2020-11-24
责任编辑/方柔尹 徐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