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五次访华前，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曾提出新中之间要“互学互鉴”。访华期间，中方的很多活动也离不开“学习新加坡”这个话题，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就表示“深圳学新加坡学得最像”。如果回溯这个话题与中国的缘分，从1978年邓小平访新算起，也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提学习新加坡以后，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被称作“市长班”的中国官员培训项目。在过去20年中，有将近5万名中国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和学习。新加坡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成为“市长班”的学习课程与参照对象。

不过由于中新两国在幅员、人口、历史以及地缘环境等多个领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中国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这一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有人就认为新加坡小国寡民，其经验不足以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其实小国不一定好治理，而大国治理也不一定就难上加难，以国家大小来评判治理绩效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关键是要明确学习的主体、客体以及载体，即看谁来学，学什么，怎么学，这是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借鉴到中国来的基本要求。

首先，学习新加坡要明确客体，即学什么。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学习新加坡，就在于他们狭隘地理解了学习进程中“客体”的本质。在南洋理工大学2014年中国毕业典礼上，韩方明博士指出：“新加坡经验告诉我们，国有大小，思想无边界，中国人到新加坡来要学的不是僵化的经验和模式，而是新加坡在其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规律、思想和精神，这就是新加坡成功的密码。”对新加坡成功密码的破解将成为学习的关键，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理解这一密码。

新加坡的治理理念，可以视作是新加坡经验的宏观层面。治理理念决定或者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思路，对于新加坡来说，其治理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以导代压的管理理念、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等等。这些理念涵盖了新加坡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新加坡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到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这是新加坡经验的精髓所在。

国家治理中的各项制度，不妨视作是新加坡经验的中观层面。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没有具体的制度规约，将成为一盘散沙。但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新加坡所有的制度都是适用的，比如政体设计、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而议员联系选民制度、政府组屋制度、反贪污制度等则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以议员接见选民制度为例，作为政府与选民之间的桥梁，既可以帮助选民解决各种困难，又可以听取民意，协助政府决策或者接受监督，相当于给了选民一个抒发的管道，以缓解对政府的不满，弱化社会张力，扮演着减压阀的角色。中国的人大代表，如何建立与民众的制度性联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一个参照。

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所推行的各项及时而有力的举措、应对方案等，则可以视作是新加坡经验的微观层面。比较典型的如城市内涝，这是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管理者在夏季都倍感压力的问题。可是，多雨的新加坡却几乎不会为内涝而担心，即使是在每天数场暴雨的雨季也不例外。这就要归功于其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而精心设计的城市排水系统和雨水收集系统。再比如拥车证制度、遮阳走廊建设、食阁（巴刹）模式等等。

其次，学习新加坡要明确主体，即谁来学。作为国家治理实践最为直接的执行者与参与者，政府官员算是这一主体中的主体了，他们的施政理念与能力，影响甚至决定着治理的绩效。中国派往新加坡的党政考察团以及接受培训的官员，必将在学习新加坡的进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毕竟他们暂别妻儿到新加坡，不仅仅是“为了那一纸毕业证书和那一顶漂亮的硕士帽”；他们对新加坡经验的理解，要比本土的其他官员深刻而直观得多。

同时，社会公众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主体。新加坡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整体素质的提升，使自己成为“新加坡故事”的主人翁。毕竟，新雅小狮子这个吉祥物，并不能轻松地赢得新加坡“优雅国”的美名，它所依靠的是全体国民所共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于中国而言，提升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以及其对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参与能力，已经势在必行。

再次，学习新加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载体，即为学习创设相应的环境。如前所述，中国在最近的20多年里，已有5万多名政府官员接受过新加坡经验的培训。这个数量是可观的，平均下来每个乡镇都可以有一名官员到过新加坡。从最早一批学成归来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可是新加坡经验在国内的体现却并不清晰。为什么那么多官员下南洋取经，回国以却依然如故，不能广布真经在国内呢？

有一位学员告诉笔者：“谁不想新加坡的蓝天白云，绿树成荫，可是在国内现实吗？谁要是这样搞，那只能说他是想和自己过不去。”新加坡的学习对他们触动非常大，收获也很多；但是国内的晋升与考核机制，却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其他诸如政治生态、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限制，使这些官员在踌躇满志地学成归来后，却发现很多很好的经验，并没有相应的生存环境，以致徒有一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所以，学习新加坡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创设更加宽松的政策与制度环境，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拥抱一切优秀的理念、制度甚至具体的方法。

李光耀曾说：“我们必须让独立后的新加坡取得成功”。的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功已经成为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核心词汇。对这一成功密码的破解，必将为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的新加坡经验。学习新加坡经验，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和政策的表层，而是要深入挖掘这些制度背后的规律和精神，坚持将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成功理念、成功制度以及方法等融会贯通，而坚持三位一体是一个基本前提，即要明确学习的主体、客体与载体。

责任编辑/唐春云 徐坤阳

作者：范磊，国际政治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新加坡国别、公共外交、比较政治等领域的研究。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14年9月29日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