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争议涉及中国与东南亚多个国家，迄今悬而未决。在争议发酵与局势发展过程中，或许外界均会关注到，中马两国相较于中菲、中越在过往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不过，这一情形如今似乎正在改变，中马两国在南海议题上的关系，有走向敏感化的态势。

根据马来西亚媒体婆罗洲邮报6月3日的报道，中国海警船1123号在琼台礁附近海域，与马来西亚海军与海事执法局“舰机对峙”。这实际上已经并非近半年来见诸于媒体的唯一“对峙事件。此前中马在万安滩以东海域的“船只对峙”，已经在美澳海军及欧美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为外界广泛关注。

由此来看，中马两国近期在南海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事出有因，而又因时值全球疫情持续发展，与中美南海大国竞争、权力角逐渐趋烈化之际，在舆论上产生了超越中马南海纷争的效应。

在南海议题上，中马两国从“相安无事”渐趋走向关系敏感化，这背后与马来西亚近年来的南海政策变化，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在南海政策层面，马来西亚奉行相对“安全”“务实”的做法，因此国内外的观察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马来西亚定义为南海问题上的一个“低调务实者”；它在南海问题上长期保持着低调的姿态，希望安全地“玩”。

在内容上，马来西亚作为南海问题上的低调务实者，所奉行的政策大体包括：

一是并不将南海问题，视为是中马两国对话的重要议题；相比之下，更愿意在整体上通过政治对话，推动中马两国务实合作；

二是长期专注于油气资源开发，甚而将此视为马来西亚奉行低调南海政策的最重要目标；

三是马来西亚政府并不热衷炒作南海纷争，马来西亚国内也没有因南海纷争，发生大规模抗议游行；

四是马来西亚对于促进南海各方磋商与积极开展预防性外交，持有积极态度，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和“南海地区行为准则”（COC）磋商进程中，扮演着相对积极的角色。

正是在这一政策的促进下，在共同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与维护南海局势稳定方面，中马展现出高度的共识。受此影响，中马在过往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同时，这也在侧面意味着，一旦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出现变化，中马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相安无事”局面，很可能出现改变。

种种事实也表明，马来西亚南海政策，正在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一来，马来西亚在国际法理层面一再提出单方面的主张。2009年马来西亚先后以单独和同越南联合的方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大陆架划界案。在10年后，马来西亚2019年12月再次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一份200海里以外延伸大陆架的提议。

二来，马来西亚虽然依旧专注于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但在万安滩周边海域开展勘探与开发，却是以往不曾出现的情形。这一海域为中国、马来西亚与越南三方所争议。三来，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海有关海域的常规性、机制化的维权维稳举措，日渐持有警惕与不安心理。两国在南海有关海域的“对峙事件”也因此发生。基于两国在南海关系的日益敏感化，马来西亚开始将南海议题视作为中马两国一项突出课题，为此在2019年9月正式与中国建立起双边海上问题磋商机制。

虽然中马双边南海沟通机制的确立，符合南海议题的“双轨政策”思路，在很大意义上也有利于双方共同维护南海安全与局势稳定，但无可置疑的是，这背后同样展现了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的变化。

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的变化，是促进南海议题上中马关系趋向敏感化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中马“南海风波”在舆论上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

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对于南海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没有足够认识。例如最近马来西亚外长希山慕丁明确强调了各方保持沟通，与共同维护南海局势稳定的重要性。因此，中马“南海风波”在舆论上产生了超出本身的效应，与全球疫情发展与中美南海大国战略竞争不无关系。

正是在这一结构牵引下，美澳军舰在演习期间，有意接近中马“对峙”现场；而美“印太”司令部甚而坦承，美国支持盟国和伙伴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所作的努力。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声称，“中国正在利用东南亚地区对冠状病毒的关注来胁迫邻国”，并将中国在南海的维权维稳举措，视之为“欺凌行为”。

可见，中马南海关系的敏感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然超出了两国层面；而中马“南海风波”实际上构成美国主导和点燃南海舆情、形成对华攻势的现场。在这一情形下，南海各方在行为上保持谨慎克制，及在态度上保持务实，则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葛红亮，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联合早报，2020-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