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度易传播性在各国民众间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国际舆论场上也出现了部分抹黑中国的论调，疫情不仅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整体国家治理能力、公共外交话语权的一次考验。“如何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如何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如何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疫情公共外交的三大主题。“认识中国、认可中国和认同中国”的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实践成为做好疫情公共外交的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迅速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这场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国际合作，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扩散蔓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如何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如何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如何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疫情公共外交的三大主题。

从大历史看新冠肺炎疫情

2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记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会怎么写？我尝试把它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一个大考验。去年底，中国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现在就出现了新冠肺炎这样一个大的考验。考验当然要辩证的看，如果能够把暴露出来一些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问题，进行很好解决的话，这对我们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与巴基斯坦总统伊姆兰·汗通话中指出，“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及时总结经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第二句话，疫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大插曲。之所以说是大的插曲，不是根本性的扭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就是因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并非不可逆的；而且要辩证看待，不能只看到负面的影响，还有很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如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办公、数字化传播、数字化交易、数字化物流、数字化娱乐已蔚然成风，正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疫情助推了我国制造业的信息化转型，加速了人工智能、物联网、5G技术、生物医药的创新和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次，以及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这正印证了那句俗话——“凡是不能打到我们的，必将让我们更强大”。

第三句话，疫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大实践。习近平主席同几十位外国领导人通电话时均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抗击疫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个案。截止3月5日，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向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民间团体向中国捐赠医疗物资。韩国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说：“韩中是近邻，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日本援助物资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些都是东亚“共生”思想的鲜明体现，有助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病毒不分国界，只有世界同时消灭之，抗疫战才成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当前中国在疫情中心采取的高强度措施,为世界创造了防疫窗口期。解放全人类恐惧，才能解放我们的恐惧！我们呼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体系化”的新冠肺炎疫情

如果单纯讨论疫情对经济影响，姑且可以认为是直观粗浅的学术判断，而有关中国国家治理体制是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的报道，其用心是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积极公共形象一并否定。诸如此类的媒体报道、网络“民意”与一些公众人物的“个人意见”，大肆宣传与放大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内容，破坏中国控制疫情对外蔓延的贡献，在公共外交的舆论场上处处掣肘、节节设环。疫情的严重与否、风险之大，都在此处成为了一个聚拢“话语”的载体，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权力”的体现。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被“话语体系化”了。米歇尔·福科在《话语的秩序》中强调，话语是人们争夺的对象，更是人们进行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这场关于肺炎疫情报道的舆论战，与在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还有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催生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理论一起，造成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自己说了不算的悖论。

在“后真相时代（post-truth）”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疫情首先肆虐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不是能够贡献抗疫和控疫经验的先行者，而是可以置身事外地进行随意点评的对象。

这种异化源自于西方固有的“一神教”思维。“一神教”的思维模式随着近代西方世界的扩张转化成以“现代性”为代表的世俗宗教。“一神教”思维在古代西方表现为只承认上帝是唯一的神，其他宗教均为异类，近现代以来表现为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这本质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如今在欧洲表现为对内推崇多样性，对外推广普世性的双重标准；在美国表现为对内民主、对外专制的分离。西方人将世界分成支离破碎的部分，而非整体思维观，并养成征服对立面的传统，对不能征服的对象则妖魔化之，并公然赋予这种征服以道义的涵义。

总结来说，疫情初现中国所引起的关注已经发展成中国公共外交的领域的一场战役。结合长久以来的西方“双重标准”，新型冠状病毒都透出一丝丝的政治性，这是荒谬的。当下的疫情折射出的外交舆论场上的漩涡，凸显公共外交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向来受西方话语权所捆绑的中国，不幸成为疫情首次爆发的国家，肯定会在一开始受到“夹枪带棒”的指点。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明白疫情与“双重标准”的结合也能带来公共外交全球参与的新纪元，激发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中国群众能在这场话语权争夺战当中获得优势，带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群众，能够为我国打造国际公共形象获得更大的自主性，成为当务之急。

疫情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

名不正则言不顺。疫情防控阻击战甫一打响，有人便将新冠肺炎称为“武汉肺炎”。我一开始就觉得十分不妥。后来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很客观，把它变成叫COVID-19，那么就是一个学理的名字。我们现在讲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我主张是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它可以发生在武汉，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会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

脱贫是中国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和最明显的贡献之一。抗击疫情的经验，可不可以成为中国脱贫以后又一个对人类共同事业的重要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国采取的一些做法超越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为人类未来的抗击类似的疫情提供新的标杆。”我们要努力把它从中国方案或者说中国智慧，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治理方案和智慧。

讲好中国应对疫情的故事，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焦点。我们应该说中国是站在人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前线，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失手，那么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今年的世界联合国大会，如果也有个中国女孩用一个模型，就像瑞典女孩阐述气候变化一样的，阐述如果当时中国没有控制住疫情蔓延，那么就像世界卫生组织一些专家说的，全球2/3的人就都有可能会被快速感染，这是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贡献最好的宣传。

笔者在拙著《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公共外交之道》中提出新时代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认识中国，就是要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

认识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成就来之不易，浓缩的困难、矛盾也自然非常多。客观、辩证、立体看“3D中国”：developing（发展中），dynamic（活力），diverse（多样）。目前的纠结集中在是否接受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development country）。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

认可中国。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人一起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就是说，认可中国的“四个自信”。

认同中国。就是要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合作理念、共赢理念；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同这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

一句话，将恐惧转化为希望，是“三认”的使命。这在疫情公共外交中也得到生动体现。

中国为阻止疫情全球扩散展现了担当，为携手应对全球挑战赢得了信任，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树立了标杆。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速度受到赞誉，中国治理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国际舆论认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展现出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令人赞叹，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树立了典范，为国际社会应对传染病危机、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积累了有益经验，提供了重要借鉴。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班迪表示，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展现出的领导力与透明度堪称典范。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整个世界都感谢并赞赏中方应对疫情的努力和成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得比中国更好。国际权威专业期刊指出，中国为国际科学界加入抗疫战斗铺平了道路，为科研合作的全球动员奠定了基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避免其蔓延付出了巨大牺牲，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既控制了疫情在中国境内扩散，也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

公共外交之道，在于共通：病毒无国界，疫情有区域，人心都是通的。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世界将心比心，要认识到人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战区发生的一切，事关各国生命安全。疫情期间，各国政党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精神支持，政党外交大显身手，通各民族、各阶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截止3月5日，已有120个国家的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共500多人次向习近平主席发来慰问电和慰问函，声援和支持中国的抗疫斗争，为我国疫情防控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公共外交之理，在于共鸣；分享信息，技术支持，及时、公开、透明地分享疫情信息和技术经验，对各国共同应对疫情至关重要，从而引发中国抗疫故事的全球共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都指出，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恐惧、谣言和污名化。谭德塞与古特雷斯倡议的“避免歧视、谣言和恐惧”，与中国早先所倡议的“隔离，但不隔绝爱”异曲同工。

公共外交之法，在于共振；应建立卫生伙伴关系，协同应对疫情，避免恐慌。中国向伊朗等国家派遣抗疫小组，援助试剂盒等举措，赢得称赞。2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报告》评价中国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为“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学家保尔·多诺万表示，此刻恐慌才是经济的主要威胁，一旦恐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对消费者行为造成影响，将对经济产生严重损害。谷歌搜索显示，“新冠病毒”一词搜索量飙升，就反应了这种恐慌。反过来，如果谷歌“新冠病毒/肺炎”不是如何渲染病毒的可怕，而是中国抗击的生动实践，将减轻世人恐惧，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公共外交之术，在于共情（empathy）：代表性例子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公共外交举措。当地时间2月26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应约会见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JCPA）主席大卫·伯恩斯坦等美国犹太人组织主要负责人，并接受由JCPA等87个美犹太人组织共同发表的公开信。这封《给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信》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及世界各地排华情绪有所上升，我们对此感到忧虑。我们深知在此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可能迅速演变为恐慌，导致无辜人士受到排斥和歧视。我们承诺将共同努力，确保你们感到安全、得到支持，并共同反击社交媒体上的辱华言论。”

总之，通过分享中国抗疫故事，外界了解了中国如何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而认识、认可、认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的工作态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

疫情公共外交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召开外交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扩大疫情防控的国际和地区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协调，同有关国家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通过携手应对疫情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现在应该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介绍中国的一些防疫的经验做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说，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一些实践走到了一些世界卫生条例前面了，说明中国实践可以引领新的国际规范制定，这个文章一定要做好。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双边、地区和多边机制，讲好抗疫故事。要充分利用武汉百万大学生的优势，比如在武汉抗击疫情外国留学生、领馆、外企的故事，用一个网上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把全球人民、华人华侨抗击疫情的生动故事展示出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世界传播。比如在联合国总部，即在美国纽约，做一个展示中国是怎么做到控制疫情的展览。

第二，积极推动疫情应对成为全球议题，疫情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是新冠肺炎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要把中国经验、实践上升为国际通用做法，引领地区性的、多边的和双边的机制和能力建设。全球层面上也要强调规章制度、或者称为机制建设，改革国际的一些机构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禁止保护主义，禁止禁运中国的货物、切断人员流动等。甚至可以在抗疫胜利后，在武汉召开全球公共卫生论坛。

第三，积极开展对外卫生援助。中国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如过剩的消毒剂、口罩将来怎么处理？是不是把有些东西援助给一些欠发达国家？因为是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为了帮助中国防止疫情，把他们当地的口罩都买光了。这一做法可以作为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推动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储备、公共卫生基金组织。结合中国优势和先进的技术，推动建立全球远程医疗平台。这类似于黄金储备，即可以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平台，建立起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储备。需要考虑到部分欠发达国家在将来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怎么办？同时也可考虑设立一个类似IMF机制的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组织，用作战时储备，通俗地说，就是大家需要的时候“借账”，事后再“还账”。世界卫生组织本来就发挥协调各国卫生防疫的部分功能，但他并没有发挥IMF的功能，也没有设立安理会制裁的联动机制。因此，应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改革完善。

第五，凸显传统文化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作用。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向外传播好中西医结合的成功案例，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和伟大复兴的信念。此外，“火神山”“雷神山”两个医院的命名，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因此可以通过小说、电影等形式，如制作一部人类公共卫生的科幻大片《封城》，让更多外国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以考虑在武汉建立博物馆，以纪念这一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抗击病毒的战役，表达“永不再来”的信念，形象地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另外，还可以发出倡议，向社会征集类似“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的口号，传递中国理念。我国也应该通过一个重要场合，表达对于各国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感谢之情。

第六，加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我们以前主要是抽象地谈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如菲律宾、日本、韩国。但是这次疫情表现出了“相隔距离较远的盟友不能解决问题”的现象，而跟中国建立起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则是极好的机会。如受美国制裁的伊朗疫情形势严峻，中国借此开展与伊卫生援助合作，可谓“雪中送炭”。同时，与一些跟中国直接相关且密切联系的、城市或地区层面的国际组织（如APEC、东盟等）共同抗疫，也是形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很好时机。

第七，加速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健康丝绸之路”这个提法虽还没有从机制上确立，但2021年第三次高峰论坛需将它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将公共卫生纳入议题，因为丝绸之路上大量人员流动，在不安全的情况下是很难开展的。在健康丝绸之路上，可以考虑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卫生援助、培训、技术转让等，把我们先进的通信技术、中国特色与医疗结合，建立远程医疗平台。在将来出现类似的紧急状态时，这种远程会诊的医疗救助形式在网上学习、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都能派上大用场。

第八，推动构建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在做好国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分享在防控措施、诊疗方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探索开展联防联控的措施，加强沟通协调、互通疫情信息、交流防控经验和技术，并且开展治疗方案、药品和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向疫情比较严重、需要得到支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为中非、中欧、中伊、中日韩卫生伙伴关系乃至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我国应着手将应急国际抗疫统一战线，变成构建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络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长效机制。

第九，充分重视抗疫战争的溢出效应，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对一些疫情发展以及应急措施可能带来的国际负面舆论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如为了带动中国的就业，出口、经济增长，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实际救急的补贴措施，但随着疫情慢慢缓解并稳定以后，国外势力一定会指责中国该做法违反WTO规定。所以我国一方面要应对疫情，首先解决疫情，但是也要考虑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要“病急乱投医”，其产生的副作用和其他遗留问题，将造成未来长远的“麻烦”。如今，疫情正逐步演变为全球政治经济风险，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

作者：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