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问中国，实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中美互动中的一个创举，也重新打开了中美政府间交往的大门。尼克松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于1973年分别在华盛顿和北京设立联络处，开始进行直接的官方交往。中美外交互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建交谈判遇到困难而停滞不前，两国间的交往也受到一定限制。其中就包括：两国关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等议题的谈判难以取得快速突破；双方未能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1975年访华期间发表联合声明等。在中国政府看来，在解决建交这一核心问题之前，官方交往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层次。
（二）建交后的中美外交互动
吉米·卡特总统上任后，积极推进中美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两国共同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决定于翌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应卡特总统邀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中美外交互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Sino-U.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也于1980年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成为协调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机制性框架。
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两国克服了因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所引发的关系紧张。1982年8月17日，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美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八一七公报》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这一时期，中美外交互动进一步发展。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里根成为中美建交后首位在任时访华的美国总统。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两国实现了第一次元首互访。
1984年，邓小平接见访华的美国总统里根
受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中美高层交往一度中断。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举行了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强调中国政府对美关系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克林顿总统重申美国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这次首脑会晤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其后，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成功实现了互访。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日益紧密，两国交往向各层次、各领域拓展。这一时期，随着中美两国高度相互依赖，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两国间的外交互动也不断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首脑会晤频繁，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高层对话机制建设不断深入，以及多边领域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推动因素。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新发展，既反映出两国关系迈向新的高度，也表明中美两国在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探索有效的交往方式所做出的努力。
二、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新发展
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推动下，中美外交互动模式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塑造作用更加突出。下文将重点分析首脑外交、对话机制及多边领域合作在中美外交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首脑外交作用更加突出
首脑外交是指“由国家实际掌握最高决策权的首脑人物（一般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出面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外交”。首脑人物在一国对外政策制定中拥有最高权威，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良好的首脑外交有助于增进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互信，从而促进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与合作。在中美关系中，首脑外交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国家元首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衡量首脑外交在中美外交互动中的地位，可以考察三个方面的指标：一是首脑互动的机制化水平；二是首脑外交对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规划能力；三是首脑外交讨论的议题范围。
首先，中美首脑外交更加常态化和机制化。如下表所示，中美首脑会晤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越来越呈现出常态化和机制化的特征。冷战结束后，中美首脑会晤频繁，尤其是两国积极利用参加多边会议的机会举行双边会晤。1993至2000年，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元首共举行11次峰会。其中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进行了回访。双方利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举行的双边会晤达到九次。2001年至2008年，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更加频繁，总数达到17次。布什总统2002年和2005年两次访华，同期，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访问美国。这一时期，两国利用多边机制举行的双边会晤增加到13次。从2009年至2016年，贝拉克·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元首保持经常性会晤，共举行18次峰会。其中元首访问达到五次，利用多边机制举行双边会晤13次。奥巴马总统分别在2009年和2014年两次访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问美国。2013年6月和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两次访问美国。
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中美两国元首顺利实现互访，并在二十国(G20)汉堡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在美国总统就任首年便实现中美元首互访，是中美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自1997年中美建立首脑热线电话以来，两国领导人及时地就国际和双边事务进行电话沟通。仅在2017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便进行了七次通话。这充分显示出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其次，国家元首对中美两国关系发挥着战略引领作用。元首引领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其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上。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同奥巴马会晤时，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翌年6月，习近平以主席身份再次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时，明确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目标和方向。
2017年美国政府更迭一度引发中美关系的震荡。2017年4月，中美两国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了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会晤。而后，两国元首利用共同出席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的机会举行了双边会晤。同年11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特朗普是中共十九大后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包括中美贸易、朝鲜半岛、叙利亚等诸多复杂敏感的问题。两国元首会晤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确立了双方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推动合作的重要机制与渠道。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美四大高级别对话机制在2017年全部启动。尽管随着两国关系的演变，这些互动机制也在不断变化，但理应对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三，中美首脑外交的议题不断丰富，更具全球性特征。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早期的中美首脑外交主要集中在双边关系，如台湾问题、经贸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进入21世纪后，中美首脑会晤的议题不断丰富。在双边议题之外，反恐合作、朝核问题、伊核问题、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等全球和地区性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两国首脑互动的关注点。2011年中美首脑华盛顿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还首次以正式文件的方式提及欧洲，表达了两国对欧洲经济和主权债务问题的关注。首脑外交讨论议题的拓展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的上升，也反映出中美关系对世界的重大影响。
总体来看，中美首脑互动频繁，呈现出明显的常态化趋势，两国元首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这在客观上反映了首脑外交在中美互动中的独特地位，也反映出两国关系在中美各自对外关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随着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影响，两国首脑互动也将呈现出更加频繁、更具机制化的特征。
（二）中美对话机制建设不断深入
随着中美两国间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在首脑外交层面之外，两国也加强了在战略和工作层面的互动，并努力将这种互动机制化。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很多政府间对话和沟通机制。这些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技术、教育、文化、反恐、不扩散及地区和国际事务等广泛领域。
中美之间丰富的对话机制，体现了两国为积极探索更好地管理双边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综合来看，外交互动机制建设的衡量指标应当包括：双方处理核心、重大和一般问题机制的全面性、综合性和多样性；这些机制在推进合作和处理矛盾方面的效能；两国政府，特别是两国领导层，领导和总揽双边关系机制建设的能力和投入，以减少和避免具体领域的纠纷干扰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等。2005年以来，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美两国建立了一系列高级别对话机制。这些机制的运行形成一系列鲜明的特征。
首先，中美高级别对话机制具有较强的延续性。美国方面虽历经多次执政党轮替和政府更迭，中美高级别对话机制始终得到继承和发展，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重要的交流平台。2005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是两国之间第一个高级别定期对话机制。次年12月，两国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4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两国领导人决定将原先相对独立的战略对话及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建立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对话机制的级别也得到提升。中方由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领导，美方则由国务卿和财长带队。这比之前的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和部长级的战略经济对话提升了一个层级。2010年5月，中美又建立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这些高层对话机制促进了两国政府就双边和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开展沟通和协作。
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决定进一步改进原有的双边对话机制，新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其中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系首次创建。新的四大对话机制的建立，是对两国已有对话机制的继承，也是对新形势下双边关系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做出的积极反应。同时，新的对话机制更加聚焦于务实成果，有利于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
与之前的中美高级别对话机制相比，新的对话机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提升了安全对话的分量。2011年，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创设了战略安全对话，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加。此次调整后，军方代表提升至国防部长/参谋长级；二是突出了经济对话的地位。此次改革后，经济对话成为一个独立的机制，并延续了之前的中方由副总理参加的做法；三是积极应对新兴议题。网络安全近年来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热点议题，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的建立，有利于两国加强分歧管控，防止个案干扰中美关系大局；四是重视人文交流的积极作用。此次改革将之前的人文交流高级别磋商机制提升为与其他三大对话机制并行的社会和人文对话。这显示出两国对人文交流的重视。对话内容涉及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地方人文合作等合作领域。
其次，中美对话机制具有丰富的层次性。中美高级别对话机制具有明显的机制“带动效应”和整合统领的功能。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中美关于全球和地区议题的次级对话机制，以及中美关于国防和防卫政策的磋商平台等一系列原有和新建的双边磋商机制，履行着落实高级别对话具体成果的职能。例如，近年来，两国建立了关于亚太、非洲、拉美、中东、中亚及南亚等地区事务的对话磋商机制，还建立了中美投资论坛、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中美海事安全对话等一系列专业领域的对话机制。此外，中美还加强了地方合作机制，建立了省/州、地方乃至社区层面的机制性联系。例如，2011年启动的中美省州长论坛（U.S.-China Governors Forum）旨在深化中美省/州级官员之间的联系。2018年5月，第四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在中国成都举行。
2018年于成都举办的中美州省长论坛
再次，中美对话机制的积极作用明显。实践表明，中美对话机制有助于两国通过信息分享，降低不确定性和管理相互预期，从而为两国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提供平台和渠道。定期开展对话还有助于两国将具体问题上的分歧限制在特定的磋商框架之下，防止争议扩散和干扰两国的总体关系。此外，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还有助于决策者和各级业务部门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最终转变为互利的工作关系。对此，美国前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就曾表示，中美外交互动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两国间实现了定期会晤和密集对话。这种机制化的磋商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两国官员甚至都不认识彼此，更不用说开展深入的协作了。美国国务院2017年9月在一份简报中同样对中美对话机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表示，中美各层次交往，在加深理解、破除障碍，以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国家间关系和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方面是有效的。
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四大对话机制成为当前中美保持沟通、加强互信的重要平台。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时期，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副总理，多次同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等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展示了中方对继续发挥好高级别对话机制、努力化解两国争议性问题的重视。中美高级别对话机制的效用和活力，理应得到中美两国政府共同的维护。2017年11月，在北京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要共同努力，把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打造成中美增进互信的“加速机”、培育合作的“孵化器”、管控分歧的“润滑剂”，为中美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三）多边领域合作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推动因素
近年来，加强中美两国在多边机制中的接触，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特点。中美在推动全球性议题的合力解决和保持国际体系稳定方面作用突出。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会晤时指出：“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一方面，全球性议题成为中美合作新的增长点。中美在多边机制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磋商，不断丰富两国间的外交互动，推动双边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合作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合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6年3月《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明确指出：过去三年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支柱。在中美合作的引领下，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气候变化全球协定。2016年4月，根据两国元首做出的联合声明，中美共同签署《巴黎协定》。正如《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指出的，“中美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成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长久遗产”。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是双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的责任出发，相互妥协、谋求共识的结果。气候变化合作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两国探索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模板，也为中美通过合作共同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动力。
另一方面，多边合作机制成为中美外交互动的重要载体。多边组织为中美互动提供了国际规则和磋商机制，从而使两国关系处于一定的框架之内。2015年6月，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决定，加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全球经济治理。具体包括:支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渠道地位，确保绿色气候基金有效运作，加强通过世界银行等多边发展机构在第三国进行发展融资合作，加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作，以及开展在出口信贷、清洁能源、战略石油储备、单一会计标准等方面的合作等。未来，两国应在这一共同决定的指引下，积极开展多边领域合作，努力促进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完善。
开放和包容应当成为中美两国参与多边合作机制的原则。在这方面，东亚峰会模式为两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东亚峰会通过吸纳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域外国家参加，有效地化解了域外国家的疑虑。这种灵活性安排，为中美开展多边领域合作提供了可遵循的模式。相反，违背这一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排斥一方的多边机制，则会损害两国间的政治互信。近年来，地区合作机制已成为中美外交互动倚重的平台。两国积极开展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地区性组织和论坛内的互动。中国政府2017年1月发布《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强调，中美“两国继续通过各层级双边交往及相关机制就亚太地区事务保持沟通与协调，同意努力构建双方在亚太积极互动、包容合作的关系”。
三、新使命和新要求
新时期，中国积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美两国应积极深化合作，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建设性地管控分歧。中美外交互动模式应当积极适应这一新的使命，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当前，中美两国需要共同解决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和多边议题。其中包括：一是加强中美两国间的相互适应性，构建总体稳定的双边关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两国应努力克服中美权势转移引发的战略猜疑和战略对抗，避免陷入新兴国家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加强对分歧点的磋商和管控，避免因个案或某一领域的矛盾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中美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在中美关系发展中，重要的是两国能够通过对话磋商共同努力化解和管控分歧；三是建立成熟的危机管理机制。在中美两国利益交织、角色重叠的复杂关系中，两国之间的各种危机将可能进一步呈现广泛化、长期化和多维度化的特点，为此需要超越即时对策的单纯应对思路，着眼于战略性、机制性和有效性的危机管理;四是在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探索中美两国间新的合作议题，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具有世界性影响。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挑战，中美两国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中美首脑外交日趋常态化，高级别对话机制不断完善，多边领域合作持续深入。继往开来，新时期，就实现深化中美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新使命而言，中美外交互动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继续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实践证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在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中，两国元首的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突出地反映在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2017年4月，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就明确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同年11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双方一致表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强调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未来，中美两国应继续推进元首互动的常态化，加深对彼此战略关切和核心利益的理解，切实保证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全局的统筹和驾驭。
第二，不断充实和丰富中美外交互动的内涵。在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两国应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关切的基础上，积极探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有利于两国形成战略互信和战略共识。中美还应就网络安全等新兴议题展开经常性对话，防止这些议题演变为战略怀疑的新话题。在亚太地区层面，两国应加强在亚太地区框架建构方面的互动，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机制，避免形成排斥对方或针对对方的封闭性安排。在全球和地区事务层面，中美两国应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商讨应对全球性挑战之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转变。
第三，充分发挥高级别对话机制的作用。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是根据两国元首的共识建立起来的，对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未来，中美两国应努力维护高级别对话机制的运行，发挥好高级别对话机制的作用，并切实提高对话机制对解决两国现实问题的效能。未来，两国应将“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作为推进高级别对话机制建设的努力方向。这在客观上要求简化程序、增加频率，实现重点和难点突破。在组织设计方面，还应更好地发挥高级别对话机制的整合统领作用，形成各层次对话机制及跨部门间的协作。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应当对围绕贸易、海洋、网络等高度复杂敏感问题的磋商保持足够的耐心，避免做出破坏对话机制的举动。
第四，努力加强中美第二轨道外交的建设。在中美交往日益复杂、多元的今天，各种民间交流机制有益地补充、配合和推动着官方交往。第二轨道外交因其独特性，能够成为中美外交互动中的新亮点。中美两国间现有的第二轨道对话为数不多、也不经常。未来，一方面，中美两国可以通过扩大民间的参与度，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建设性作用，提高稳健力量的话语权，从而使发展中美关系成为主流民意，并反映在两国的相互政策之中；另一方面，两国应推动第二轨道外交由短期、不稳定的方式转化为一种常态化的形式。机制化的第二轨道外交也有利于两国智库为政府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进而推动官方层面的良性互动。
结语：互动模式的再思考
回顾中美建交40年来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的发展推动中美两国不断创新互动模式，进而使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和不断发展。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任何外交互动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并客观上依赖于中美两国共同的努力。当两国重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并努力以建设性的思路化解两国间的矛盾和分歧时，外交互动往往更加顺畅，效用更加容易得到发挥。相反，两国间正常的外交互动机制就可能会遭到破坏，其效用也难以充分发挥。
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在一系列重要国际场合阐述了中国关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将服务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作为外交工作的主线，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新时期，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对美关系，同时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美两国在双边各领域的互动日益频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交接面不断扩大。这既为中美两国间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客观上增加了双边关系处理的难度。
随着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在中美关系上搁置已有的交往机制或在商定的问题上出尔反尔，在贸易问题上实施霸凌主义，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在台湾问题上出台所谓《与台湾交往法》，直接挑战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南海问题上，无视中国核心利益且炫耀武力。所有这些都对两国关系形成新的挑战。为此，两国更加需要加强对话和沟通，努力克服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障碍和加强对争议性议题的管控。这就要求两国维护好现有的外交互动机制，充分发挥好这些机制的积极作用。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外交互动往往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两国进行沟通和对话越多，就越有可能避免出现消极和负面的误判。
为此，面对更加复杂、多元的双边关系和更具挑战性的国际环境，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加强外交互动机制建设，将之作为促进双边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机制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和改变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者的“对手”意识，只有根本立场的转变，才能使现有机制发挥预定作用，还能使两国在新形势下形成新的有效互动模式。这是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势必经历多次考验和反复后才能走上正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解铃还须系铃人”，特朗普政府到底能否认清世界大势和中美关系的内在逻辑，将是影响下一阶段中美关系交往的模式和实质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蔡靖 顾心阳
图文编辑/康巳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