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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的铜箍:李禹东《尸骸上的舞者 —— 一战华工100年》节选三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10日  来源:  作者:李禹东  阅读:672


本文作者李禹东


作者:李禹东,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著名作家。2010年6月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包括散文集《狂若处子》、《带刺的莎士比亚梦》、长篇小说《夜案》、《罨》、《人间犬吠》、《失焦》。近年,他开始了对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其中中西方文化沟通,是李禹东这个青年海归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于2016年加入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


  《尸骸上的舞者 —— 一战华工100年》是李禹东为纪念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和一战中付出血汗的华人劳工撰写的长文,全篇45000余字,将在“察哈尔学会”各平台连载。


  请下拉阅读节选二:弱肉强食的世界(III)。



5

  也许没有那场惨烈的索姆河会战,傲慢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就不会主动地放下身段,向那些它所认为的弱者,发出求援的信号。


  始于1916年7月的索姆河会战,爆发于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地区。这场会战总共持续了半年,战争的惨烈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只是在第一个月,英国远征的伤亡和失踪人数,便已达到惊人的187000人。第二个月,这一数据竟飙升至220000,甚至更多。可战争依然还在持续,伤亡、失踪,依然还在增加。更糟糕的是,从始至终,德国人的防线都依然未曾被撕开,而英军的损失,却依然还在继续上升着。



索姆河战役时,坦克首次亮相

来源:界面


  经受了严重减员的英国士兵,不得不一面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面在休息时,回到后方,从事诸多非军事性工作。四面的血腥味使人绝望,绝望的气氛中,有人开始抱怨,有人变得涣散。这场被严重低估的战争,看上去遥遥无期,似乎是要将所有那些鲜活的生命,全都吞入腹中。


  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帝国主义的傲慢。此时此刻,他们或许也曾反思、或许只是突然的灵光一现。预料之外的窘境困扰着他们,威胁着他们——使他们不得不终于放下了身段,将那高人一等的态度暂且搁置一旁,而后将目光投向远方、投向东边、投向了那个古老的国度。


  他们想起了中国。


  招募华工的决定,是英国方面在1916年8月告知法国的。本质上来说,这一决定的背后,是世界最早的工业大国,向一个人民食不果腹、生产力极度落后的衰老国度,一次屈尊的求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寻求援助、获得援助,对于那些愿意向其伸出援手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列强,不论它来头多大、名头多响、实力多强,身在这所谓的“文明世界”,它们都理应懂得感恩——因为这是身为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与良知。


  然而,在近代文明的急先锋——大英帝国的眼里,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度,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良知,都似乎变成了一种荒谬。


  如何使利益最大化、如何使损失最小化——资本主义的头脑里,似乎永远都只在进行这样的盘算。即便他们所面对的并非是物品,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便这些目不识丁的小伙子们,拥有着善良淳朴的内心,拥有着吃苦耐劳的本性——且这所有优良的品质,都将最终服务于大英帝国损失惨重的军队。


  而英国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在招募时绕开北洋政府,以避免其谈判过程中的一切“讨价还价”。


  就这样,带着这种生怕“吃亏”的思想,他们想起了一个地方。


  1895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除去要求中国向其割地赔款的要求外,还规定日军在其海上防御重地——山东威海卫,享有驻军的权力。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一步的瓜分——包括德国方面对胶州湾的侵占,沙皇俄国对旅顺、大连的入犯——作为老牌帝国主义、且是第一个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的国家英国而言,他们自然不会甘于人后。他们伺机而动,试图在这新一轮的瓜分狂潮中,分得属于自己的一杯羹。


  而地理位置极佳的威海卫,则是他们一眼便相中的“盘中物”。



时任威海卫的专员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来源:维基


  1898年,通过多方的协商,甚至付出了情愿为中国向日方垫付赔款的代价——英国人终于如愿以偿。思忖再三的日本人,被英国给出的条件打动了。他们接受了对方的请求,将军队正式从威海卫撤出。


  7月1日,在英国人的威逼下,清政府的代表,在一份《订租威海卫专条》的条约上,又一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近代以来,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内容,总是五花八门,可所有那些条约的本质,却又是千篇一律。每一个落款都代表着一份耻辱,每一份耻辱的背后,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弱国无外交”。谈判桌上,不会再有人去回味这个国度曾经数千年的辉煌,而至于她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工业革命的船坚炮利下,仿佛已被炸成了灰烬。究竟是文明在物质进化中发展,还是野蛮在文明的旗帜下膨胀?没有人知道。


  中国人只是通过一个看似“文明”的形式,在那毫无商量余地的卖国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自古属于中国的“威海卫”,就这样,从一个侵略者的手中,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侵略者的手中。


  ——1916年,当战场上的惨烈伤亡,迫使英国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这弱小的中国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地方,正是这片被其窃取的土地。


  为避免当时的北洋政府在招募华工的谈判中“讨价还价”,英国人打算绕过官方渠道,直接在由其控制的山东威海卫进行招工。


  这一举动、和构成这一举动的动机——这一切,对于中国人而言,本身就是耻辱。

  

  而至于合同怎样制定、怎样使用工人——这些问题,则更是完全由英方自己来决定。按照英方的设想,他们既要一方面获取长期使用劳工的权力,也要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这批劳工辞退,既要让这批华工投身于残酷的战场,又要用最为廉价、最为羞辱的方式去对待对方、奴役对方。


  这一年,按照计划,他们在威海卫设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工局”——在这里,招募者将以英、法两国共同制定的20多项体检标准,剔除掉那些患有沙眼、肺结核、性病、疟疾、痔疮,甚至坏牙等疾病的应募者,并为正式定招的劳工们,每人分发一个不同的号码,继而,要求他们手持一块写有此号码的小石板,像个疑犯那样,将其端在胸前,留下一张属于自己的照片,然后将这照片,黏贴在一只属于自己的薪水本上。



在威海卫的中国劳工接受检阅

图片来源:布里斯托大学中国历史影像珍藏


  做完这些,招募者还会请来一位中国文人,要求他帮助这些劳工,将他们的年龄、身高、应征日期、本人地址、在中国领取薪水和分配个人物资者的资料、以及失踪或死亡后,军方应该通知的对象等信息,填写在一份由英方颁发的身份证上,再然后,还要由劳工本人在身份证和合同上同时按下自己的手印。


  除此之外,华工们还必须在一个叫做“待发所”的地方,听从雇主的命令,将一支镶嵌有自己号码的铜箍,紧紧地铆在自己左手的手腕上。雇主告诉他们,当轮船抵达欧洲的时候,当他们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时候——这手腕上的号码,将是他们唯一的身份证明。在未来的日子里——一直到合同期满以前,他们都不得不与这支碍事的铜箍,一起度过每一个深不可测的日夜。


  在随后的漫漫征途上,疲惫的华工,还不得不在抵达法国时、和投入工作前,先后两次,由法国方面的手印专家验明正身,这才算真正地走完了抵达目的地以前的全部流程。


  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搜寻历史,认真地就将那些历史上的相似和巧合相互比对时,一个令人无比气愤的结果,便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更早的时候,西方殖民者也曾大踏步来到非洲,对那里原本快乐的人们犯下过滔天的罪行。他们将对方野蛮的杀戮、无情的奴役、像物品那样肆意贩卖,而对那一颗颗鲜活生命的哀嚎,从来都不理不问。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来自非洲的灵魂,从来就没有什么人格。


  他们给每一个非洲奴隶的手腕上,套上一个铜箍。铜箍上的那串数字,就是这群可怜的人们,唯一的身份。


  而这一切,与华工在“待发所”中遭受的羞辱,又是何其相似!


  始于1916年7月的索姆河会战,只在短短的几个月间,便造成了英国远征军惊人的伤亡。面对巨大的损失,傲慢的他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弱小的中国。


  本质上看,他们有求于中国,他们需要中国。


  他们本该低下那不可一世的头颅,用温和的态度、谦卑的姿态,请求这个古老的国度,伸出援手。


  然而,他们始终都不曾这样去做。


  他们始终,都以一副“高贵”的姿态,鄙视着那些淳朴的人民、羞辱着那个善良的民族。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蔡靖 顾心阳

图文编辑/康巳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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