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韩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实力与文化认同等因素决定了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是韩国的现实需求。但应注意到中韩间政治互信基础薄弱、韩国内政外交困境等现实问题制约了中韩共建“一带一路”。为使“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中韩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合作措施。
韩国是中国在东北亚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也是美国在亚太的主要盟国。在对中国实行经济外交、对美国实行安保外交的情况下，韩国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机遇也是安保机遇。经济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符合韩国经济复苏的需要；安保上，符合其实现半岛统一的诉求。“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区域连通性的增强，韩国政府换届至下届政府初任这段时间是中韩加强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窗口期，中国需把握良机、扮演好主导者角色，重视韩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杠杆作用，考虑将“一带一路”建设延伸至朝鲜半岛并研究将韩国发展为东北亚战略支点国的可行性方案。这种判断是基于中韩合作经验，韩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原因和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为使“一带一路”建设在全域内顺利推进，中韩在政治上应遵循相互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经济上，探讨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在文化上，应强化共同体建设。
中韩具有共建“一带一路”的经验基础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不久后，韩国政府就提出要将韩国的欧亚倡议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结合起来，并与中国达成对接共识。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艾平也指出，欧亚倡议和“一带一路”有很多可合作的地方。2014年9月，中韩双方就推动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欧亚倡议实现对接达成重要共识。同年10月31日，中韩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欧亚倡议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一系列文件。至此，中韩共建“一带一路”由构想迈向实际。这一过程之所以进展迅速，是因为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在区域、理念、内容等方面高度吻合，具有良好的对接基础。
首先，区域方面，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认为，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重叠度高。欧亚倡议的主要合作对象国是中国、俄罗斯、中亚、蒙古、土耳其等，与“一带一路”建设六大经济走廊中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西亚经济走廊三个经济走廊覆盖的区域高度重合。其次，理念方面，欧亚倡议旨在通过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欧亚地区的可持续繁荣与和平；“一带一路”也强调联通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实现“两圈结合”。最后，内容方面，欧亚倡议强调通过构筑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技术文化交流等网络，促进欧亚经济圈的形成，与“一带一路”战略中提到的连接交通与能源网络、搞活物流计划、弘扬丝绸之路合作精神等可实现协调合作。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及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制约，韩国难以单独实现欧亚倡议，因此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韩国的现实需求。
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
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以韩国对其的认知、前景以及作用等的综合判断为基础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性质的认识方面，韩国金创道（김창도）和石东年（석동연）等学者指出，韩国认为从经济上来讲，“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梦想的改革开放2.0版；从政治上来讲，“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是中国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意在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中国的战略空间；对内，中国政府期待“一带一路”的推进能够解决中国现存的结构性问题，进而巩固习近平政权的权力基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的认识方面，韩国认为“一带一路”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并将进入黄金期，但在推进过程中也会遇到大国关系、周边国家的疑虑、周边国的内政问题、恐怖主义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对韩国的作用的认识方面，韩国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符合韩国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实现半岛统一的诉求。韩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来促进贸易，恢复经济发展。实现半岛统一是韩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韩国有官员、媒体和学者认为，对接“一带一路”将会为投资朝鲜、促使朝鲜共同参与世界的变化，并为将来南北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打下基础。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韩国政、商、学、媒等各界都对“一带一路”建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2015年3月26日，韩国决定加入亚投行。７月14日，韩国“欧亚丝绸之路亲善特级列车”项目启动。韩国SK建设、现代建设、大宇建设等大企业也加快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但是由于受到半岛局势、美韩关系、韩国内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变数。2016年9月30日，美韩宣布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中韩关系迅速趋紧。安保问题对中韩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贸易畅通方面，韩国《财经新闻》预测，如果因萨德部署中韩外交争端进一步升级，未来韩国经济可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遭受约200亿美元的损失。作为受影响最大的两个韩国关键产业免税店和旅游业收入将缩减117亿美元，其他产业的损失加起来将达到83亿美元。民心相通方面，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指出，欧亚倡议和“一带一路”的对接，最重要的是民心相通。但是，2017年3月6日至8日，峨山政策研究院调查结果显示，部署萨德引发的中韩外交争端，使得中国取代日本成为韩国民众最不喜欢的国家。3月10日，朴槿惠被弹劾下台。欧亚倡议对接“一带一路”可能被埋入历史。
中韩外交关系的紧张或将使中韩共建“一带一路”失去动力。但是，基于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外部性大、实证性强、国内分歧小、文化同质性多等特点，韩国会在维护美韩同盟的基础之上，依旧抱着开放、积极的心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首先，外部性大。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受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影响，同时韩国的参与也对日美造成无形的压力。以韩国加入亚投行为例，起初，由于看美国脸色，韩国对加入亚投行的反应冷淡；2015年3月17日，随着英、法、德、意等国的大举加入，韩国的外交负担变小，并于同年3月26日决定加入亚投行。韩国的决定引起日本媒体关注。日本共同社引用自民党石原伸晃的话，认为日本必须在外交上灵活应对，也应该在亚投行成立时加入。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有声音指出美国应加入亚投行。
其次，实证性强。为加强韩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注，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给韩国带来的机遇，让韩国企业全面了解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4月12日至5月1日，韩国《中央日报》和韩国贸易协会组成特别采访组，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路线，探访了4个国家8个城市，并深入调研采访，集中报道了“一带一路”建设对韩国的积极影响。
再次，国内分歧小。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分歧小，媒体、学者等积极支持政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韩国执政党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得到在野党的支持。韩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央日报》也发文称，从国家利益的层面考虑，韩国没有理由不加入亚投行。韩国仁川市长刘正福承认，包括仁川在内的韩国多个地方政府都在研究具体参与“一带一路”的有益的、新的合作方案。
最后，文化同质性多。中韩在公共外交、媒体合作、互办旅游年、举办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成立大学联盟、举办研讨会、增进青年交流等方面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中韩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阻碍因素
一是中韩政治互信基础薄弱。中韩关系经历了2015年的蜜月期后，因萨德部署问题，两国关系跌至低谷。从萨德部署引发的中韩贸易、民心等领域的争端看得出韩国对美的安保外交具有稳定的民意基础。韩国或在未来关乎自身重大利益的变局中，仍将不会顾及中国的立场和安全关切。韩国前国会外交通商统一委员长朴振也认为，韩国在贸易方面虽会逐渐依赖中国，但美韩两国的安保关系依然是核心部分。
二是韩国自主空间的局限性。朝鲜半岛目前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韩国尴尬的地理位置与积极的参与意愿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友德期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延伸到韩国的港口城市釜山和仁川；中国专家石源华发文建议，推动韩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社会科学院学者薛力也认为韩国有望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但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还未让位于地缘经济，安全问题还未让位于经济合作，这将制约这一区域“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推进。
中韩应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窗口期
中韩共建“一带一路”有良好的合作基础、现实需求和美好愿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国和区域大国，中国应积极把握时机，将中韩共建“一带一路”推向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轨道。
政治上，遵守相互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由于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外部性，中国需重视韩国可能发挥的杠杆作用，并积极研究将韩国发展为东北亚战略支点国的可行性方案。韩国应考虑中国的安全关切，不触动中国的安全底线，并利用选举产生新政府为契机，主动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目前，中韩解决萨德问题的机会窗口尚存。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一边认为美国是韩国外交的基石，一边强调韩国要能对美国说“不”。中国应积极把握这一机遇，由易入难，从民心相通出发，对韩国的民间适当释放善意，争取赢得韩国的民心，为“一带一路”建设储备民意基础。
经济上，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韩国对其在亚投行的地位和作用期待大并且比较敏感，另外韩国对在朝鲜半岛乃至“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较高、参与意愿积极，但是由于与中美关系的“双重身份”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等因素，韩国可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中国可考虑根据不同的项目和合作的领域，将“一带一路”建设延伸至朝鲜半岛，进而探讨中韩朝俄以基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样有利于稳定“一带一路”建设的后方，以便其在全域内协调、顺利推进。
文化上，强化共同体建设。韩国也有关于丝绸之路的美好记忆与梦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韩在政府、企业、媒体、科教等各个层面开展了针对共建“一带一路”的交流和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情感和经验基础，且韩国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质疑小。因此，中韩两国政府应朝着增信释疑、文明互鉴的方向，增进政商学媒等各界的交流，奠定两国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逐步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作者：王维伟，韩国仁荷大学政治外交专业博士，韩国政治学会会员，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站博士后。
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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