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0年12月27 日，一名北非突尼斯小贩以自焚来抗议政治之不义、经济之不公、生活之疾苦，一把火不仅把整个阿拉伯地区燃点起来一场“阿拉伯之春”，同时也将全球的目光聚集在了中东与北非以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为代表的这片动荡之地。张翠容与周轶君作为华文媒体世界中的两位知名女性战地记者，分别从自身不同的认识角度对“阿拉伯之春”进行了报道。本文主要从张翠容和周轶君两者的个人定位、内容倾向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张翠容；周轶君；新自由主义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的观念——“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在人类历史上，女人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战争，他们或主动，或被动，面对和承担着战争所带给她们的一切。战地女记者就是其中一群特殊的群体。有关战地记者的定义有许多解释，例如主流的解释可借鉴《新闻学大辞典》的定义，“是被派去报道一场战役的报人”。张翠容和周轶君所身处的“阿拉伯之春”的漩涡之中的中东与北非这片动荡之地，虽不能准确地称之为战场，却遍布着革命、抗议、暴力与血腥。在这样的前线，张翠容与周轶君分别用各自不同的视角使各自的广大受众尝试从自己的角度理解这次运动中所裹挟的阿拉伯人民与整个世界。

二人定位的不同

张翠容

张翠容，中国香港本土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者。被称为行走在第三世界和战场的“香江第一战地女英雌”，与闾丘露薇、周轶君等并称为香港和华人社会的“战地玫瑰”。从1998年去印尼采访排华事件开始，时至今日，她已经跑了16年国际新闻。张翠容一直以独立记者身份自居，她曾经这样自述自己作为独立记者的媒体身份定位——“区别于主流媒体记者的身份，他们不设立场，不受雇佣，行走在充满争议与战火的地方，把为人所忽略、误读以及主流媒体以外的故事，带给读者”。所以作为独立记者，在张翠容自己关于“阿拉伯之春”及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的报道中，一直坚持不采取新闻媒体机构价值取向的前提，以自己所主张的人文情怀去表现前线，报道事实。“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是真相。”张翠容在自己的公开讲座上一再强调“到前线去”，“一些主流媒体上的声音，有很大影响力，但真相就是他们写的那样吗？”在充满纷争的现场，不仅真相会被战火掩盖，底层也会被静音。尽管张翠容的履历上写满与政治领袖的对谈，可她谈起最多的，还是无辜百姓真切的疼痛。所以，关乎人性，笔者称之为“人道”

周轶君则不然，出生成长于上海，就读大学于北京。2002年6月，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长期为中国各大官方知名媒体机构提供中东报道稿件。虽然在2015年自己联合的创办的新媒体机构端传媒的创办采访中，周轶君对其它媒体的记者再一次如此强调了自己的媒体理念——“立志将端传媒的国际报道打造成与华人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媒体，一个中立客观的新媒体。”但无论是供职于新华社还是后来转投的凤凰卫视，周轶君有关“阿拉伯之春”事件的报道都将自己作为华人媒体的机构身份或者族群视角表现强烈，其报道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阿拉伯之春”整个事件中，以埃及为典型的国家内政斗争及民主的制度化对接情况。所以，关乎制度，笔者称之为“制度”。

二人内容倾向的不同

张翠容的内容报道及个人文学作品内容集中于对埃及为典型的北非阿拉伯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盲目引进和不适宜社会发展现状的滥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产生于 20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和追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核心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其实质是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张翠容在报道中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埃及也是亲西方政策的主要部份。一九八一年当穆巴拉克接替遇刺身亡的萨达特，新自由主义也随着列根与戴卓尔夫人上台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他们希望透过中东的代理人，打开资源丰富的中东市场，主要的手段就是把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该地区，这即鼓励开放国内市场、调低税率、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产业、提升资本的流通度等”。推行政策的结果不仅造成一大批靠裙带关系致富的权贵资本，使贫富分化加大。而且“还造成埃及民族工业进一步解体，日趋沦为西方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成为依靠石油、旅游、苏伊士运河等地租性收益过活的落后国家”。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埃及，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民生问题。这成为了“阿拉伯之春”引发埃及群体革命的重要底层原因。并从中牵涉出了对于阿拉伯整体民族相对于今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输出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认同缺失，例如，在张翠容的作品《中东现场》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发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的阿拉伯反政府浪潮，有人指这是关于贫穷、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不过，正如阿拉伯老百姓自己说，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关于公平与尊严：重拾被剥夺了的关乎人的最基本的正义、尊严”。

周轶君

周轶君在对于“阿拉伯之春”新闻报道内容与个人文学作品内容则更多集中于对阿拉伯世界政治构建特别是对接西方民主制度的现实。例如周轶君曾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两年后公开在新闻评论中如此反思——“阿拉伯之春证明，对民主的诉求是普世的，无关宗教身份，但此后的民主化经验，却因发生变革的阿拉伯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政治光谱的不同，各有各的幸与不幸”。周轶君认为由于从中世纪至近代，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可以说至现代，所实行的“政教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使民主特别是西方民主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对接或者落地在操作中展现了集体“排斥反应”。这其中有着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外交对于正常运动的外部影响，又同时夹杂着“反对派”政治存在形式的原生态培养，而且周轶君认为反对派政治存在形式经过此次“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的洗礼，必将成为阿拉伯世界民主的常态。首先，周轶君分析了阿拉伯国家城市中产的群体性崛起，认为中产阶层的集体政治意识觉醒将会成为阿拉伯世界民主的重要推动力量与基础。例如——“所谓‘城市中产’，定义宽泛。不一定指收入、教育水平达到某个标准，而是指那些不再为三餐愁，在资讯通畅的今天，开始为个人权益忧虑的人。这些人是埃及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的主体，也是2013年倒穆尔西的中坚派”。

结语

2011年爆发的 “阿拉伯之春”所带给阿拉伯世界和全球的影响还在如余波般持续，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编辑詹姆斯·布利茨公开撰文认为，埃及“1.25 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是自 1979 年伊朗革命之后，中东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阿拉伯之春”中的突尼斯

张翠容和周轶君两位女记者，亲自投身运动之中，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一个立足于人性之中善良一面的自我反思，提出了“事实不应该被误导”的呈现观念，以“人道”之名审视冲突动荡中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意义和整个群体的集体思考；一个则立足于“制度”的发源与发展，从不同群体、阶层和政治集团、政治代表人物的主张与认识中，为自己的受众构建出一幅动态的中东政治体系图。虽然角度不同，观点存在差异，但笔者最后总结认为，深处其中的张周二人，都尽最大可能秉持了自己客观的新闻理念，怀揣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将“阿拉伯之春”通过自己的笔头，投向了需要关注的受众眼前。

作者：邓艳任，察哈尔学会·国际关系群群友、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

（注释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察哈尔学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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