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股力量的持续博弈，到世界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进入长周期性低迷，金融风险有增无减，许多国家强烈地感受到了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动荡多变。

这既引发许多发达国家政治生态的剧烈震荡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割裂，又导致全球化出现严重的“分叉”（bifurcated）发展现象，即全球化继续推进的同时，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力量在各地兴起，并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德国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

从历史维度看，面对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风云激荡的新世界和全球化新时代呢?如果不从战略层面把握历史的大势，我们观察世界、迎接挑战、解决难题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

从历史的维度看，“超长19世纪”（the long 19th century）的“全球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开启了近代全球化和“现代化”（Modernity）进程，萌发某种国与国之间“治理”的概念与实践，但那实质上是欧洲主导的“中心-边缘”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体系和“殖民”治理，根本算不上“全球治理”。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数十年两大阵营怒目而视的“冷战”。二次大战后国际社会汲取历史惨痛教训，建立了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以及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为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维持了长达70多年的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

二次大战后这轮全球化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席卷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逐步深入参与，从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政治秩序，还是经济秩序，还是围绕“中心-边缘”的国际体系运转，也就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边缘地带。全球治理基本上是“西方治理”，其他国家“被治理”。西方制定国际规则，其他国家遵循和服从这些规则。

20世纪后半期和进入21世纪以来，原来的“边缘”发展中国家综合力量不断上升，世界力量平衡出现了历史新变化，全球治理也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世界变化日新月异，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贫富矛盾、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各种矛盾、问题和思潮在全球化助推下，在社会和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与内外张力。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矛盾升级，全球性挑战不断涌现，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错配和冲突时常发生。无时无刻不在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催生了国际秩序的大变化、大动荡、大调整。这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新常态”。

世界经济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增长，旧有发展模式的动能已经耗尽，新的增长“发动机”尚未产生，原有国际合作模式以及与“中心-边缘”国际体系相配套的贸易、金融体系，无法适应全球化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局面，漏洞百出，问题成堆，各国经济普遍进入调整、转型的艰难爬坡阶段。世界经济也就此进入长周期性缓慢增长的“新常态”。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双双进入“新常态”，主要大国和地区因国际地位、历史传承、经济力量不同，所做出的反应和战略应对均有很大差异。

美国作为国际秩序主导者和“中心-边缘”国际体系的继承者，目睹世界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产生了强烈的“战略焦虑”和不安。美国面临内外双重冲击，国内社会裂缝加深，全球控制力下降，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和全球化新时代来临表现出本能的抵触情绪。美国一段时间以来十分纠结，不少精英叹息美国主导的秩序和体系开始崩塌。美国对外政策摇摆严重，既做全球战略收缩、回归孤立主义传统，又试图通过修改国际规则、加强军事力量，来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

特朗普政府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废除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承诺，对外政策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色彩渐浓。美国对内政策被党派政治和社会分裂缠住，动弹不得，特朗普上台后政府运转迟迟未能恢复正常，高官任命一波三折，奥巴马医改法案被废，“美国第一”从竞选口号变成政府指导思想，但国内治理无起色，特朗普的支持率创历史新低。

特朗普的上台被认为是美国和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结果

美国2016年大选其实就是这些深层次矛盾激化的表象和预兆。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尚处在政策重新审议阶段，但迄今未见美对外战略混乱有明显变化。

欧盟内外交困，一体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受“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影响，许多欧盟国家政治极端化导致反欧盟、反全球化、反移民等现象此起彼伏，社会分裂严重。金融危机阴影始终没有散去，欧元存续问题、欧洲经济“南北分化”、移民危机、恐怖袭击等，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欧洲国家的头上。欧洲作为全球治理的“特区”和“先行先试地区”前途未卜，令人担忧。

欧盟在对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远比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反应积极，凸显了欧盟急需自救自助、突破困境的现状。大西洋那边靠不住，欧盟得有两手准备。事实上，欧洲在工业革命前后与东方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虽然那是一种居高临下、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联系。

现在时代变了，国际规则和秩序也随之发生变化，欧洲毕竟历史积淀深厚，“春江水暖鸭先知”，多多少少走在西方国家的前列，愿意与中国、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开展相对平等的合作。

日本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始终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新世纪美国推行新保守主义主导的“亚太再平衡”、“转向亚洲”战略和“离岸平衡”政策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掌握政权后，鼓动走“正常大国”道路，希冀重新当亚洲的“领头雁”。但是，日本曲解了中国发展壮大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实践视而不见，一心拉住美国的“虎皮”作大旗，选择了一条与中国对立、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错误道路，而不是与中国互利合作的双赢道路。东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事实上与美、日明里暗里联手对付中国的地缘政治图谋有很大关系。

殊不知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百年耻辱”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不会找别人的麻烦，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如磐石。

俄罗斯在经历了冷战的惨痛失败和长期西方战略挤压后，呈现强硬反弹，外交进取性和进攻性都在增强，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始终保持主动，出其不意，全球战略地位正在恢复。虽然，由于油价的下滑和世界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遭遇一些“逆风”，但总体向上的势头显而易见，作为世界力量重要一极的地位不会动摇。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随着整体实力上升，“抱团取暖”，利用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区域和跨区域组织，加强发声，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并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

在世界政治经济双双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性大国，在几十年快速发展和国内成功治理的基础上，正在积极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在尽自己的力量，提供体现中国思想的全球公共产品，继续做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继续为国际秩序的调整、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巩固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实现经济的顺利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年均3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增长“风向标”。2016年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推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发展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等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议题，凸显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其次，中国积极发挥全球性大国的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方面创新改革，既维护现有体系稳定运行，又提出“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化出现的难题和挑战，出谋划策，给出了充满正能量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来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脉络：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并牵头建立了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目前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已达68个，到今年底，亚投行成员将达77个，遍布五大洲。

中国多次对外宣示，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在脱贫、妇女、维和、发展等诸多领域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中国2016年作为G20主席国主办了杭州峰会，就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方案。

中国在对外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思想，倡导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国家不论大小贫富，世界的事情需要在平等基础上由各国商量着办。这与西方建立在意识形态对立、以排他性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升华了中国对全球治理思想的贡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实现路径，希望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经过发展战略对接、文明交流融合、经济紧密合作，最终形成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思想和理论高度看，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一系列创新全球治理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重视。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世界政治经济进入复杂变化的“双新常态”和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将不辱使命，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全球治理，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何亚非，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国侨办原副主任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7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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