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全球化”：逆周期的全球化再升级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夏国涵

一、全球化的历史逻辑链

异于“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全球化”概念，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发源是文明体间长距离的非战交流，它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主体是文明体，即需要同时满足城邦（聚居生活）、文字（非语言）、冶金术（工程）、礼仪（社会秩序）四个条件；其次，两个或多个发生关系的文明体之间的地理距离必须远大于各自文明的控制范围；最后，这种交流应是非战争的，即主要形式为商贸、文化、联姻、移民等。

根据上述概念，最早的“全球化”是“欧亚化”，即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中东的阿拉伯人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收取“贸易税”；至奥斯曼帝国崛起，突厥人断绝了欧亚之间传统的陆上商贸通路，由此诱发欧洲人开辟海上贸易航路的需求，大航海时代也由此开始——东向即海上丝绸之路，西向发现了美洲，南向绕行非洲直达印度，北向则没有结果（进入北极圈）——这次探索使得世界地图终于完整，也标志着全球化在欧亚化基础上完成了一次地理范围上的升级；工业革命伴随着欧洲重商主义，借大航海的东风拉开了大殖民时代的序幕，全球化借引入工业化和殖民化（劳动力、土地、市场、原材料）完成了又一次进阶；从“梅特涅均势”开始，欧洲人开启了对全球化制度性的探索（殖民宗主国如何分配殖民利益以取得欧洲本土和平），一战后的国联和共产国际都是全球化制度化的尝试，但结果并不好；二战后在美苏主导下终于建立了第一套比较成功的全球化制度框架，即联合国、IMF、关贸总协定（今天的WTO）、世界银行，但在冷战背景下实际存在两套区域化体系，即美国主导北约/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和苏联主导的华约/经互会计划经济体系，再加上中、印等游离于两大体系外的国家群（多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可以说冷战中的全球化是分裂的；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体系解体，美国则垄断了全球化的最终裁判权，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归附美国体系，形成了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统一；但是2008年经济危机至今，西方出现了普遍的保守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这暗示全球化即将迎来一次新的调整，因为太多国家在美国联盟体系外发展和崛起（美国有三套联盟体系：北约欧洲联盟体系、美国-以色列中东联盟体系和美-日、美-韩东亚联盟体系），而几乎所有资源国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离开全球化就意味着未来发展前景走向“安乐死”。所以本文判断，全球化符合历史趋势，不会逆转，但会波折和调整，每次波折后会自我升级，目前这次全球化调整的时点也符合“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过渡曲线。

二、上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特点与问题

1.海权延伸，陆权阻滞：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开辟了全球航运和港口链，进而在此基础上辐射到各个沿海地区，使得各国沿海港口城市群迅速崛起。上一轮全球化的基础是“海运”，但本质上却是“未完全全球化”，它的负面效果是使得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发展程度差距越拉越大，蓄积社会矛盾，其反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东西海岸受益于上一波海洋全球化的经济发达地区，如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大都支持自由派的希拉里，而中部内陆地区经济落后，几乎全部支持保守派的特朗普。

2.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

上一轮全球化形成了一套“世界分工体系”，极大地整合了全球产业链效率。但问题在于，全球分工参与者的内部变化趋势被忽略了，即新兴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其发展速度会普遍快于先发国家，虽然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资本积累初期会甘于做代工（如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但当其发展到某个阶段，随着内部生产消费结构升级，后发国家必然开始追求赶超先发国家（同时也会激发地缘政治野心），并开始自己的全球化布局，有型的表象就是‘对外投资大于吸引外资’，这种变化将提高维持现有全球化结构的成本，破坏旧有世界分工体系的稳定性。从殖民时代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以部分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其根本原因是资源有限性和分配不公，上轮全球化模型中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资本和核心技术，在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下，它们攫取了大量的非对称利益。

3.文明压制：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导的，这个国家群的主体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基于“一神教”的特性，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新教文明）拥有相当强的征服性和排他性，所以上一轮贸易、资本的全球化也带来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其表征就是推广“普世价值”和输出“民主革命”。这本质上属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背景下的一种文明压制现象，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扩散化就是这种矛盾下的产物之一，而基于文明/宗教价值观的矛盾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4.资本、贸易自由化，人口、科技壁垒化：

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构成全球化的四个要素——资本、贸易、人口和科技——并未全部“自由化”。事实是，目前只形成了资本和贸易的自由化，在成就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现代化的同时，也导致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和资本金融化。直接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急剧增大，传统产业工人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仍然通过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技术壁垒（如“巴黎统筹委员会”）来控制人口结构和新技术扩散，以保持“先发优势”。全球化四要素的自由化程度不同引发国家间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府-舆论-资本三者之间旧有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三者本来应是互相制衡关系，但过去三十余年来，舆论被资本控制，变成只监督政府而放任资本，而政府监管资本的权利也被大大限缩），导致资本势力一家独大，政府变成资本的傀儡，其典型表象就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的TPP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即ISDS（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机制，其本质是试图引导资本力量凌驾于主权国家政府。

5.霸权化和圈子化

当前国际体系存在法理代表性问题，即发达国家（OCED、G7、UE等）掌握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则通常集体失语。以美国联盟体系为轴心的世界秩序有着天然的全球治理层面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国安全联盟体系和整体国际体系间的利益矛盾无法平衡，当而这出现冲突时，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选择盟友利益还是全局利益是两难。美国无法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型经济体（有的拥有核武器）提供“美日同盟”或北约式的军事保护承诺，导致这些区域强国必需做到安全自主化，后者决定了大国们的“对外战略独立”，不可能完全臣服于美国领导。综上，基于传统安全逻辑的“多极化”是必然趋势，所谓“美国的相对衰落”指的实际上是“政治领导力”，而非绝对实力。

传统全球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终极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凡是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会自然出现一种“圈子化”的内化性，从而抵触进一步全球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在本轮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欧盟80%以上的“外贸”都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这种“自闭”当然不利于全球化的发展。

三、“共生全球化”：一次逆周期的全球化升级

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全球化升级概念：“共生全球化”，其逻辑缘起于中国“大同世界”的传统政治理想，核心理念一一对应解决上文矛盾：

1.“海陆平权”

针对上一轮全球化导致海陆地域发展严重不均的现象，新全球化会要求补足陆权，海陆并举。在具体手段上，中国、日本和欧洲（德法）的高铁科技已经提供了陆运技术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中巴经济走廊未来会辐射伊朗、阿富汗和中亚五国，通过高铁将内陆国家与大型港口相连，从而促进内陆发展。只有海陆平权的全球化才是完整的全球化。

2.“帕累托改进式发展”

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原理，指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基础上改善一方或多方利益。这是“共生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即“利用新科技革命和国际体系调整的契机改革现有分配机制，要求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在以不伤害他国核心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实现自我发展和共同发展”。新全球化必然要求一个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模型，以消除上一波全球化积累下的“全球治理赤字”，今后的博弈模型应更偏向“双赢”而非“零和”。

3.“文明民主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主旨发言上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这种提法看似和美欧主张的平等包容的“政治正确”无甚区别，但实际上区别相当大：后者适用的范围是在国家内部（即有序社会前提下），而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惯性思维前提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即无序丛林法则，所以美欧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是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单一文明体系去“同化”其他文明，和“世界文明多样性”完全相反。新全球化的改良应尽量避免“文明冲突”，而强调“文明共生”。“共生”一如硬币的两面，“冲突”只是其中一面，是文明竞争的极端化表现，而“尊重和合作”是另一面，如何找到二者的平衡是未来的挑战之一。

4.“全球化要素扩散效应”

新全球化在资本、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必然提升科技、人口的自由流动性，预计民用普惠科技的技术自由化较容易达成，因为一方面互联网使得新技术扩散周期持续缩短，另一方面随着“共享逻辑”深化，会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开发者主动公开技术。人口（部分）全球自由流动是最困难的，却不是完全不可行，比如通过网络和技术手段可以首先达成认知全球化，再比如以大城市为单位元的人口全球自由流动会比以国家为单位元更容易达成。

5.“去霸权化”与“联合领导”

如同互联网天然具有“去中心化”属性一样，新全球化也天然具有“去霸权化”的属性，当世界聚焦“中国会否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全球霸主”的时候，中国却发出“不谋求称霸”的声音。个中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希望最终实现和平复兴，途径就是力图有效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联盟陷阱，盟国将盟主拖入直接冲突，所以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原则；“金德尔伯格陷阱”本质上是无序体系下的权责对等，中国以特朗普上台给世界带来不确定性为契机，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化的旗手”，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变化带来一个相对确定的标的；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强调维护“多边主义”，这样未来如果特朗普回归双边主义的“美国优先”无法给其盟友和世界带来好处，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和RCEP/FTAAP将会迅速填补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的全球治理权力真空，而这两个计划提倡的都是“共赢式的联合领导”，尤其对于欧盟来说，当TTIP吹响丧钟的时候欧盟大概率会转向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

结论

长历史视角看，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逆的，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以西方为首的全球化驱动力集团过度强调了全球化的益处，而刻意掩盖了全球化的问题，导致全球化发展不平衡，问题积重难返，集中爆发，由此发达国家又矫枉过正，进而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这两种面对全球化的态度都不正确，这次所谓“全球化危机”最有价值的意义在于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双面性”的思考，相信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起点，世界将开始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再次推动全球化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