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共同主办了“2017：国际形势前瞻”学术研讨会。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出席会议，并就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对2017年国际形势作出深刻判断。

“全球化与一体化面临倒退的趋势非常明显，原先的经济规则、开放的经济秩序、开放的边界会发生重大变化。”刘鸣指出，此外，至少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领导和管理走向收缩，不再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其他大国，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都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原先签订的一些全球治理协定，可能会被边缘化。

刘鸣用十大趋势来概括了2017年的国际形势走势：

第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将面临停滞不前与倒退场景，原先得到广泛认可的经济规则将受到冷遇与不停地冲撞；相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边界将趋向于诸多限制；许多协定可能遭到搁置，边缘化；再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重商主义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将盛行。

第二、美国自由主义导向与霸权型的国际体系管理模式将呈现收缩、僵滞与裂变，向最终瓦解发展。在这个过渡期，其他大国无法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与作用；新的动乱与已有的不稳定源将将推波助澜共同挤压地缘政治秩序的传统板块。

第三、特朗普上台将从结构与形体上改变大国关系：美将以“对等、互惠让利、分担权利与成本”为核心原则来重新规制合作关系；价值观同盟的重要性略有降低，以协保及联合盟国管理世界、对冲敌国的传统手段将有所弱化；美国对安全追求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其单边性的优势化的军事地位。

第四、其他大国、地区大国进入焦虑期、失衡期，各种力量准备重新洗牌组合，确立其新的战略立足点、倚靠点与抗衡点。不同型态国家的交叉性的抱团取暖将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

第五、中美关系将进入了一个不规则动荡与对冲性的调整期。特朗普的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不同于奥巴马，将聚焦于三方面：经济上是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者、战略上是挑战者、地区问题上是稳定的关键支撑者，同时也是得益者。特朗普将试图把各种交叉复合的安全与经济议题按照其利益判断进行等级分理，与中国重新建立规则。基本模式是把不同的战略依赖性议题进行挂钩与交易合作，探寻与挖掘每个议题中的新的交换筹码，提升传统忽视的筹码的作用。提升与台湾官方接触层次、承认印度对藏南控制的合法性等均是这种标志性的新筹码。双方动荡关系的曲线是：水平性对冲（交换战略底牌）——单议题打压——互为反击。双方将在付出一定代价后，才能逐步摸索出一些新的合作模式。

在经济上中国付出代价可能更多，两国建交后几十年的贸易不平衡将被人为的扭转，中国市场的更多开放将是大趋势；朝鲜半岛维持现状进入不确定期，双方不可能做交易，但中国将不得不面对美国出重手的局面；台湾问题进入对冲期，但无法翻盘；南海进入非固化的平衡期。

第六、美俄关系相对改善，特朗普将更多包容俄罗斯过去的行为；双方在中东反恐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面会有合作。但普京不会放弃其军事实力增加和在其周边建立战略缓冲区的行动；美俄双方在核力量、中东欧上竞争不会放弃。美国国内共和党、舆论、军方及情报机构均不会容忍俄罗斯的对外行动。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中美俄等边三极战略关系不会形成。

第七、由于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会保持不干预、不卷入与离岸均势政策，美伊和解不再继续，中东将走向新一轮的动荡，区域大国竞争加剧，伊朗、伊拉克与土耳其同沙特的对抗将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冲突源。俄罗斯从其地缘战略考虑，将择机介入其中。“伊斯兰国”解体后回流及流散的恐怖主义分子将与难民流动合流，独狼与集团式的渗透与报复性攻击在西方国家将层出不穷。美国会进入一个恐怖主义威胁的严峻期，烈度低于9.11的恐袭不能排除。

第八、在中南亚：核心是印度与中巴的战略竞争；美伊博弈。阿富汗政权将在美军延长驻扎条件下维持脆弱的稳定。

第九、美国无法全力多方位实施“亚太再平衡”，该战略将呈碎片化状，日本将力图拉拢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维持这个支离破碎的再平衡框架，以确保对中国的围堵战略的推进。

第十、特朗普面临国内挑战远大于国内：经济政策上，社会政策上、外交政策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矛盾，过激的政策措施伴随着突发式社会矛盾，随时都会导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华盛顿数个利益集团也正在瞄准机会，从政治上、司法上打击特朗普，终结其政治生命。

“虽然，2017-2018年是战略与经济风险交叉呈现的时期，中国不能低估特朗普与逆全球化形成的体制性冲击波，但也不能操之过急，惊慌失措。”刘鸣称，中国既不能让特朗普牵着鼻子走，同样也不能对其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动作无动于衷。后发制人的严厉敲打与先发制人的立规矩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手。中国需要抓住特朗普的软肋，挖掘新的反制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承担一些后果；需要对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

中美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并不排除合作，中美需要寻找新的合作点——开展一带一路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国内需性经济发展；双方在缩减人员的基础上，需要保持原有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机制；中国需要通过与欧洲及其他国家发展新的关系，制约美国破坏全球化与多边经济秩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