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书的写作与发布，得到了各方帮助，首先要感谢察哈尔学会韩方明主席，他将我称为创会高级研究员之一。我在出书之前也提前告知察哈尔学会，在此发布讨论，这也是民间智库重视研究员的声音的具体举措。感谢察哈尔学会的同事，做了很大的努力，举办了这样一场很好的发布会。

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感谢周总编辑和两位责任编辑。商务印书馆是我们顶礼膜拜的文脉，我们长期以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读者感到很自豪，今天第一次以作者的身份，感觉非常神圣。

感谢外文局的领导，感谢世界出版社的领导，将它翻译成各种文字予以推广。

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以及媒体朋友们，有很多还是通过网上联系的。非常荣幸，因为世界通了，所以我们才能够走到一起，这是个远景，也是个现实。

我写作此书有三重感受，第一重是见山就是山，见水就是水；第二重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重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之前出版的《“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一书，就是见山就是山，见水就是水的境界，因为它是在“一带一路”这个战略行动发布三个礼拜以后出来的，所以祖国的需要，时代的召唤就是我们研究的动力。

既然是中国人提出了“一带一路”，所以中国学者有担当，第一时间拿出权威的解读来。否则被外国人抢走话语权，冠之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征服全球”之类的就糟糕了。得益于外交部三年的工作训练，让我可以快速的用政策性的语言把它解释清楚。    

我认为思想上不对西方的话语迷信，走出西方、走出近代才是做学术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你还是用西方的所谓的分科治学、科学话语来解释“一带一路”，是没办法解释清楚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既有经济学，又有政治学，同时还是历史也是文化，它都是，它又都不是。所以这第二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像周总编辑说的一样，说的是“一带一路”，它想的是整个人类，“一带一路”能给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和共同挑战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和思路来。

最近习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讲话里面，特别谈到我第一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五千年未有之变革，五百年未有之变革，五十年未有之变革。这三个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的看法，就是我们遇到了五千年未有之变革。“一带一路”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来是农耕文明、内陆文明，原来是地域性的文明，现在走向海洋，走向工业化和信息化，走向真正的全球，文明的转型。五百年未有之变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现在是五百年，但实际上这五百年说是全球化，按照书上说的就是部分全球化，或者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你看看晚上的灯光，天下还有这么多地方生活在黑灯瞎火之中，世界上有11亿人没有电，跟中国人口差不多，没有电。只要天下间还有这么多人穷着，只要天下间还有那么多不通的事，只要天下还有这么多不平等，中国就感同身受，我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要对这个世界有所担当的。

所以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门写了“一带一路”的中国智慧，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这在书中也有所体现。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我觉得应该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不仅为世界贡献GDP或发展模式，更多的是要做出一种文明的贡献。因为西方的种种文明把这个世界弄得支离破碎，真的是已经走不出那种循环了。像中东问题，中亚也好，很多这样的问题，贫困、贫富差距是最大的挑战，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真的要解决这两个大问题。

中国人说盗贼出于贫穷，贫穷怎么产生的呢？消除贫穷两个办法，一种是重视教育，有教无类，第二是修路，要致富先修路，要快速修高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我觉得自从“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鼓励了很多很多学者做相关的学问。比如说牛津大学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这是研究“一带一路”课题第一本要读的书，在我的书中一开始就引用了那个作者，他说：“自从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以后，让我们这些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学者真的有饭吃了，有话可谈了。”不久前，美国一个年轻的印度籍人出了一本《超级版图》，发布会也是我去点评的，他搞了一个全球版本的“一带一路”来，互联互通性决定全球竞争力，也都是受到习主席的启发。

所以这个“五通”，习主席的很多智慧启迪了很多学者很多国家。比如欧洲人讲，我们讲欧洲四大流通自由化，中国还有“五通”，多了一通——人心相通，多了一通，高就高在这儿，可最难通的就是人心相通。欧洲难民不就是人心不通嘛！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智慧在“一带一路”里面真的得到了很大的体现，激励了不仅是中国人的学问，而且激励了世界各国研究历史的，研究全球化的，研究文明史的，研究经济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学者。

前不久我们在中联部参加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欧洲的各个政党领袖讲的三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句话，“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之一，这不只是一个欧洲人讲的，欧洲不同的人都讲类似的观点。第二句话，“一带一路”这种倡议只有中国人才能提出来，他说：“我们欧洲人，未来5个月都看不清楚。”当时还不知道英国能不能脱欧呢，中国都规划未来50年了。这个不一样。我记得芬兰讲过“一带一路”，芬兰我跟他说按照彭博社的统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新增30亿中产阶级。芬兰他们说：“2050年？我们这个国家一共才100年的历史，2050年我们都不知道，是另外一个世界，想都不敢想。”这个国家历史那么短，他没办法理解。“一带一路”的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激情来自万里河山。第三句话，就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副总理说过的，欧洲再不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就会衰落成为欧亚大陆无足轻重的半岛。欧洲人的认识非常到位。

包括德国默克尔总理，前不久来北京，第一句话就讲“一带一路”，她说：“如果从海上走，我们德国和中国相距遥远，但如果看欧亚大陆，我们实际上是很近的。”有欧亚快线那么多的互联互通，中国和德国就越来越近了，所以“通”是心灵上的，也是距离上的，这确实反映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人因“一带一路”倡议而受到的震撼。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反而有可能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认识不一定比欧洲人到位。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一带一路”没有风险，毫无疑问，第一本书专门讲了，一半都是讲风险的。因为伟大，所以它的风险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没有风险，那别人能让你捡这块肥肉吗，不可能的事情，风险和机遇都是辩证的。这个书里面有一个“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关系，挺有意思的。那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因为它涉及的面很广，所以一定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都是点到为止，因为它的逻辑很多，方方面面的。

我出第二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超越第一本，见山已经不是山了，见水也不是水了。但希望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一带一路”还是“一带一路”，但已经不是那个“一带一路”了，这个“一带一路”所承载的是人类的梦想，承载着各个民族、各种古老文明共同复兴的这个愿望，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原来意义上的任何其他的发展战略和创意。因此，欧洲人说它是最伟大的创意之一，我觉得我们要深刻挖掘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和内涵。这是我讲的对这本书的一个看法。

第二种看法，我们要告别西方的很多说法。比如说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前已经就存在了，东西方之间各种文明，基本上在那个时代就有了互联互通，那不叫全球化是什么。为什么西方人老贬低成吉思汗，说成吉思汗在欧亚大陆除了马粪什么都没留下，文明是我们留下的，是我们给世界传播了文明，这些说法都是为了给殖民主义找说辞的，所以我说丝绸之路开创了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它就是大陆版本的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的1.0版本，后来丝绸之路断了，欧洲人就找香料，找黄金什么的，香料在哪里？在印度，后来他们吃了中国的茶叶，拿了中国的指南针，拿中国的火药，轰到了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已经存在多少万年了，欧洲人还称其为新大陆，都是按照西方人的看法把这个世界描绘了一番，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国应该走出西方，告别近代，告别西方中心论了。

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有中国视角，要有东方的智慧，要有人类的关怀，学西方，但是要超越西方，不忘过去、吸收外来、开创未来、引领未来。现在不仅是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海上、陆上同时进行，叫“一带一路”，而且今天讲的“一带一路”是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强调的是互联网、北斗、电力、通讯，很多方面，所以叫万物互联，真正的互联互通。

所以刚才讲的，美国已经隐约感觉到互联互通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带一路”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很多英国人、欧洲人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以“一带一路”为标志。

当然，“一带一路”不是我们的全部，“一带一路”以外，我们还有FTAAP，中美还有自贸协定，中美自贸协定达成之后还有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协定。从这样角度讲，往西走、往东走，成为中国全球的大战略。所以它当然不是全部的，但它确实是最重要的，发挥了历史上的文化资源，把这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在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国现在的产业链从低端到中端，向高端迈进的过程中也要形成所谓的双环流。以前老是强调发达国家的环流，现在除了跟发达国家环流以外，还考虑到“一带一路”周边相对比中国落后的国家环流，他们对中国的需求就像咱们改革开放前期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一样，他们需要资金、技术、管理经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正好发掘双向的互补性，这样中国在双环流里面处于游刃有余的地位，中国正好承担了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连接点。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新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东方文明古国，推进“一带一路”非中国莫属。这样对全球治理，对世界经济增长，对解决世界上的公共挑战和难题就提出了一种东方视角，由其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个书尽管是第二本，但也是开始，希望大家继续批评指正，我们继续把“一带一路”做好。希望我们的媒体朋友们继续做一些深度的报道，吸取更多国家的智慧来开创一个真正的21世纪的新的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模式。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