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好。我是光明网的记者，向佐佐木宽先生提问。法国的外长舒曼提出了“舒曼计划”，您认为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东亚式的“舒曼计划”？是不是日本实现与中国，或者与韩国的和解，能够极大地促进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佐佐木宽：谢谢您的提问，在和平学研究中，如何来解决现在的这个纷争？怎么解决？最具体的手法、手段是什么？和平学的理论方面如何来认识历史？如何解决现在这个矛盾是很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的经验如何能够用到我们亚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欧盟和日本在文化上有区别。日本在民主社会形成之前都是帝国制的。我个人觉得，欧盟的经验非常重要。德、法之间以前有过战争，如何走到了和解进行签约这一步，我们如果能找到经验，并把这个经验运用到亚洲，对东亚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对话、理解，以及交流，都是这个方面。
中日两国，要有冷静的态度来思考问题，要理解和交流。我们要有能够支持理解和交流的物质条件，比如说原油方面和建设方面，这样才能把危机转换成机会。
问：我是新华社记者。请问刘成老师，“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中日今后交往的机遇具体从哪方面考虑？
刘 成：在思考中日关系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谁赢谁输，甚至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双赢的层面，而是要超越。我个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具体的方法、途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问：我是凤凰网的记者，请问刘成老师，对于中日关系，行之有效的力量是什么？美国可能是对现在中日关系中比较行之有效的力量，或者是刚才最后一位专家所提出的，用国际组织来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比较行之有效的解决。之所以借助第三种力量，是因为在这两个斗争关系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是不能否认的是，与第三方还有一定的利益关系，您认为这样的双重关系，怎样使第三方对双方争执会产生一些影响？
刘 成：和平学的第三方力量是一个协助双方，创建一个空间，而不是教你怎么做，教别人怎么做，这是和平学在宏观上的第三方。但今天在报告中的第三方，是冲突的双方，或者是各方。相信这个世界有一种真理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存在。它不是存在一个人的内部，或者一个国家的内部，或者一个集团的内部。
问：我是凤凰周刊的记者，请问君岛东彦先生和陈涛老师，前一段时间，日本通过安保法案，媒体报道的是20万人上街示威。但是我们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很多人会觉得，日本的民意怎样来反映？还有一种说法，安倍首相在完成了他的安保，包括TPP的事情之后才开始顾及周围的邻国，开始改善关系？你们是否认可这个看法？
另外一个问题，请问金相淳先生，刚才那个朋友提到了中日韩的会面问题，我想问韩国现在定位问题。因为朴总统9月份来中国参加中国阅兵式，遭到了很大的非议。到底韩国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和日本的关系怎么样协调？谢谢。
君岛东彦：关于日本通过的新安保法案的问题。这次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是众议院议席的问题，因为自民党占了绝大多数的席位，所以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在日本通过的法律是这样的规则，完全可以不经过修改就通过这条法案。
虽然有民众反对的声音，但是凭借他占绝大多数执政党的议席就能通过这条法案。这种和平主义被破坏的做法，我觉得是需要智慧的，需要大家智慧的。但是，我认为，民主主义也有好的方面，就是有这么多示威反对的人。
陈 涛：简单补充一下关于安保法的问题，为什么民间有这么大的反对声音，但也能通过。在任何政治体制之下，都会存在不同的声音。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状况？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对于政策决策有推动，但这个推动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他的执政目标在经济上改变日本当前经济疲软的状态，政治上安倍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尽可能向国家正常化的目标迈进。国家正常化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东亚国家会对他有所担心，是因为日本有些东西还没有说清楚，中国会有一些担心，这是中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比较紧张，或者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原因。中日的关系像一条河流，目前流向哪一个方向，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能阻止它。一种趋势，一种波浪，这个波浪有时候会往上，有时候往下，但它毕竟是向前。
金相淳：韩国在美中日三个国家中的关系问题，韩国在中美之间一个卡住了的角色。譬如说安全方面与中美之间也有一些问题、亚投行的问题、大阅兵也是如此。朴总统来到中国出席大阅兵，韩国国内民间的，包括学界的、政治界的，都没有很清楚的表态。现在韩国实际上在安全方面是无法离开美国的，因为有朝鲜方面来的一些威慑，或者是挑衅。
经济方面，中韩关系在这二十多年一起发展，一起合作。无论来自美国多大的压力，生存方面还是要与中国合作的。日本方面，希望是与日本恢复关系，从民间开始，可以谈安全问题，也可以谈经济合作的问题。
总体上说就是韩国在安全方面需要美国的帮忙，经济方面与中国合作。对于韩日关系，希望我们有民间的交流、政府的交流，该合作的合作，该谈的要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