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推行“奥斯曼”外交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动荡局势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混乱之际,由温和的伊斯兰教政党掌权的土耳其作为主要政治力量日益崛起。对于经历动荡的国家而言,土耳其无疑是“伊斯兰教民主主义的模范”;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保持着广泛联系的土耳其政府日益成为其重要合作对象。
美国别无他选
穆巴拉克总统倒台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致电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进行磋商。这是自埃及国内发生示威游行以来的第三次电话磋商。由此不难看出,奥巴马在中东对策方面十分依赖土耳其政府。据土耳其政府人士透露,两国首脑就埃及的形势进行了磋商,美国要求土耳其提供全面合作以期稳定局势。一位驻土耳其的政治记者指出,土耳其政府的外交重心由美欧转为中东之初,国际社会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着这一“奥斯曼外交”,但经过中东地区骚乱,形势完全发生了变化。突尼斯和埃及骚乱发生前,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政权在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看来无疑是个“大麻烦”。土耳其政府与巴西携手制定了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调停方案,与美国政府产生了严重对立。加沙救援船队遭以色列军队袭击事件发生后,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多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土耳其与美国及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一度恶化。
然而,穆巴拉克下台后,美国失去了中东外交的重要依靠。埃及动荡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此时除土耳其政府之外别无他选。土耳其是北约中唯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保持着广泛联系。这些特质无疑开始成为美欧国家眼中的巨大财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统治基础遭到动摇,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健康欠佳,而土耳其则与众不同地保持了稳定局面。
穆斯林兄弟会“监护人”
土耳其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显然互相抱有亲近感。穆斯林兄弟会的多名干部在埃及发生动荡之际逃往土耳其。一位干部向当地媒体表示,“穆斯林兄弟会今后会继续和正义与发展党进行对话”,并公开宣称与土耳其执政党建立紧密的联系。
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表示“曾警告(穆斯林)兄弟会不要向军队和国家机构挑衅及不要诉诸武力”,土耳其政府俨然正以穆斯林兄弟会的“监护人”自居。就在周边各国正式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呼声高涨之际,“土耳其政府在埃及构筑了桥头堡”。对于埃及和突尼斯新民主派势力而言,土耳其政府“是伊斯兰教民主主义的先例”。
土耳其国民几乎全为伊斯兰教教徒,由于该国奉行“政教分离”政策,伊斯兰教政党曾多次被非法化,无法参与选举。2001年,伊斯兰教政治势力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大大削弱了其宗教色彩。2002年,该党参加选举并大获全胜。之后的9年间,正义与发展党多次击退了来自政教分离体制昔日守护神——军方的挑衅,维护了其执政党地位。
如果埃及和突尼斯选择相同的发展道路,那么在过渡时期即使军队高举“政教分离”旗帜扮演监护角色,伊斯兰教政党也会在历经几次大选后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土耳其伊斯兰教政党除维护政权稳定外,还领导国家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成功地加入二十国集团,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无疑成功地平衡了“伊斯兰教与经济繁荣”的关系。
或加剧伊斯兰教色彩
美国十分担心伊斯兰教激进派势力膨胀。美国一家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埃及在发生动荡前,仅有不到30%的民众抱有“亲美”情绪,90%的人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心存不满。在新的中东政治格局中,正义与发展党的“亲美欧”和“稳健”特点无疑给美国带来了一丝光明。然而,随着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危险也会随之而生。以色列有关人士指出,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繁荣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可谓同根同源,正义与发展党一位干部曾表示“不应忘记(本党)是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教导下实现了政治和思想上的觉醒”。土耳其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哈马斯和苏丹巴希尔政权给予了热情支持。虽然土耳其政府打出了“稳健”招牌,但中东地区的混乱局势很可能导致正义与发展党加剧其伊斯兰教色彩。一旦埃尔多安政权“现出原形”,类似“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伊斯兰教国家和政党联合体将随之出现。
埃及发生动荡后,达武特奥卢外长立即要求以色列政府调整政策,称“以色列应当机立断”。具体来讲,以色列应全面停止修建定居点并放弃统治整个耶路撒冷地区的考虑,将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际停火线作为与新巴勒斯坦国家的边界线。这些要求对于以色列而言无疑是苛刻的。有关加沙救援船队遇袭事件,达武特奥卢坚决要求以色列道歉和赔偿,并明确表示将继续向加沙地区提供援助。
以色列和美国政府自然无法接受土耳其政府的一系列强硬表态。如果奥巴马总统将埃尔多安总理视为中东政策方面的新合作伙伴,那么土耳其政府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将会继续成为重大障碍。关注海湾产油国君主制走向的同时保护以色列国家利益,努力争取与土耳其进行合作,这可能将是美国政府长时间内不得不采取的外交策略。如稍有闪失,恐怕日本和欧洲也会遭遇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