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飞（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个活动。第一届地校论坛是我们跟察哈尔学会一起做的，外交学院跟察哈尔学会联合举办，我们是承办单位。第二届论坛，当时我们书记在场说了一句话，希望地校论坛像火炬一样传递下去，所以第二届论坛收到邀请函和领导商量，一定要去，因为现实在传递，你的思想、热情也要传递下去，就看明年第三届要在哪里召开了。

我们谈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民族文化传播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内容我自己感觉跟前面几位老师是有共鸣的，时间关系我也没法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讲一下，我说一下逻辑。

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必要性，大家都谈到了，我谈一个必要性，取了一个捷径，赵启正老师给我们学校做了一个讲座，大家基本上都有共识，也算是为了这个论文的整体构架。

第二个问题谈一下传播中的问题和原因。我自己觉得关于困境的原因也有很多，我找了一个视角，在西方研究比较多，我们研究比较受限，就是文化折扣。西方学者把文化折扣界定为：文化项目的吸引力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环境，在跨境传播中，这种吸引力随着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的文化差异增大而减少，这种文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对文化项目所表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行为模式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难以知道也懒得理解。“这个文化跟我差太大了，我理解起来太费劲了，我干吗啊？我理解一些我熟悉的、我一看就明白的不好吗？” “文化折扣”提出来了，这位学者说解决方法就是简化方法，以最大化接触受众群。这是美国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私有的影视企业经过竞争之后发现的一条实践真理，而他们的竞争能够获胜就是依靠这样的一种方法，也助推了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强势。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只能美国化，像美国化那样的传播方式才能发出我们的声音？我觉得未必如此，我认为有个解决之道，就是多元一体格局。刚才王毅老师提到了，我们要有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系是一个共生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共生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去共生？各种各样的理论已经提到了，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共生？在这个共生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保证自己的一体，确保在共生里面我们有自己的共生？

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谈处理多元和一体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一个必要性是如果没有这一体我们真的就不知道叫什么了。我昨天来的时候在飞机上读到《环球时报》的英文版，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大家都晓得那首歌，就是龚丽娜的老公保罗创作的。保罗觉得中国的音乐越来越没有了，中国的音乐都是外国的模式，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们音乐创作的过程，借用音乐各种各样的手段，越来越看不到中国音乐的那些东西了。他是一个外国人，我不懂音乐，只能从他提的问题反思自己，这就是一个失掉自我的过程。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学者说，我们都想传递自己的信息，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按照那个去塑造，我们是神秘的，我们是很特别的。很多学者也都提过，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路子。在我看来，这种议题是一种扭曲的自我认知，其结果就是你只能成为西方更高级的文化或是一道工具，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这是我们说的必要性。

还要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建立自己的议题，总是传达不出去，不能像美国那样占领全球，我们就应该像他那样才能被看到。第二部分分析可能性，其实有些学者已经分析过了，以美国电影为例，其他也可以效仿，美国的电影比较突出一些。在全球传播当中能够占据市场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其实就是科幻片、冒险片、灾难片，在文化层次里面是文化很表层、很形式的东西，很多地方很喜欢，但是如果到中层、核心层文化，涉及到伦理观念的家庭剧，其实是没有太多市场的。反过来，我们去看日本和韩国的电视剧，特别是反映家庭伦理的，其实我们中国电影出口量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有些剧种在日本是又卖座又叫好的，但是在欧美国家却不是，这叫做文化的亲缘性，就是说在这个区域会更有市场。

美国化的东西，其实里面所借助的很多内容也来源于其他文化，如果单独看它的形式，可能好莱坞的叙述会越来越枯竭。有一个学生说：如果你对《末日崩塌》抱有很大的期望就不用去看了，它就是《2012》+《泰坦尼克号》，就是这样的故事。”现在好莱坞影片的故事情节重复率很高，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借鉴，比如像《埃及王子》、《里约大冒险》、《花木兰》和《功夫熊猫》。如果你有民族文化的东西，他们看到了，愿意把你的东西上升为国际的。

希望传播文化的时候能够坚持这个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