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从国家宏观的外交战略上安排，既然现在党和国家在外交战略上，将亚洲国家、中非、中拉的共同体建设提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我们的公共外交首先要围绕这个进行。

“共同体”本身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在社会学理上很早以前就有了，1887年，滕尼斯率先把“共同体”和“社会”区分开来。那么“共同体”讲的是什么？就是指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不需要任何契约的，从感情上让人们感到最舒服的，最满意的，最幸福的那个生活环境。后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范围、规模越来越大，必须有制度，有规范，有约束，所以发展到社会。从学理上区分开只是一个概念。

到实践中会发现，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共同体。契约成为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的联系纽带。但是契约有个麻烦，马克思早就做过批判，他把我们每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和每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置于兼容的矛盾中，没有人不希望自由，也没有人不受干涉，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最后加了一个契约，这就形成了现代的共同体。

而国际社会的共同体，本质上没有过最原始的共同体，就是最幸福、最满意、最舒服的生活，国际社会中的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是个契约共同体。而且麻烦的是在我们提出命运共同体之前，好多环境中讲到的共同体只有一个内涵——共同市场，从欧洲开始，一直到所有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没有真正意义上讲到共同体。

所以我觉得我们提出“共同体”应是指向未来的共同体。原始的共同体是以道德为基础的，现在的共同体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未来的共同体应该基于什么东西？我后来考虑有这么三个：一个是共同的目标，第二是身份认同，第三是归属感。有了三个东西就可以构成一个共同体。我们公共外交，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公共外交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困惑，我们讲了半天，人家不搭理。这就像相亲一样，背景雷同，工作条件差不多，去见面了，两个人外表都不错，回来问：“怎么样？”“还行。”“那你们成吗？”“没感觉。”如果我们公共外交要做到这个程度，说实话等于没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然后就可以大同？一定要提高到追求构建共同体的高度去做公共外交，我觉得才能做好。

至于我们未来要宣讲的，不管是拿现在的元素，还是传统的元素，一定要使我们的公共外交对象，要使我们亚非拉的朋友知道我们的目标，知道我们有共同的追求，最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归属感，这时候就完成了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