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感谢察哈尔学会和广西民族大学的邀请。

我主要从广西对东盟文化交往中的优势这方面讲三点：第一，为什么对东盟的文化交往很重要；第二，在文化交往之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原则；第三，地方政府包括广西在内应该怎么去做。谈几点学术思考，供大家借鉴或者是批判。

第一,为什么对东盟的文化交往很重要。因为东盟的人民还不够喜欢中国，如果说“不喜欢”中国有点过分，“不够喜欢”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什么叫“不够喜欢”？实际上民众的情感是可能影响外交决策的，但是这个影响在某个限度范围内很小，跨过某个点就很大，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线性，有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之下，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邻相亲对国之交的影响没有那么多，可以被忽略，但是超过拐点，影响就很大。比如说中国人不太喜欢有些国家，比如说我们不喜欢现在的朝鲜，经常闹事，何必呢？搞什么核试验？但是这不太影响中国对朝鲜做什么，再友好一点或者再强硬一点，老百姓觉得无所谓。但是这个不喜欢超过某个拐点，比如说达到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日本的拐点，就会影响国家政策。中国政府想要跟日本搞好关系就很难，想缓和很难，因为老百姓的情感在那里。

我们看看今天的东盟对中国是不是足够好呢？我相信在有的国家，恐怕我们需要面临一点危机，在这个国家如果想跟中国缓和，老百姓都不答应，比如说跟我们有领土纠纷的，菲律宾就是典型，越南对我们的民众情绪也不好。大家也知道981平台那段时间越南发生的对华企业和对华民众的暴力行为。

还有一些国家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拐点，但是民众对华是有疑虑的，这样会导致企业投资面临一些问题。以前曾经跟我们有一些历史上的纠葛，比如说反华暴动的印尼、马来西亚，甚至在新加坡好多东盟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对华的情绪并不是那么好，有的甚至已经到了民不亲影响到国之交的地步，有的有恶化趋势，以前非常好，比如说缅甸，但是最近一些年来不太好，我们在缅甸遇到很多麻烦，很多是来自民间和社会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什么我们要对东盟发展民间关系，要促进他们的老百姓对我们有良好的认知呢？从国家大战略来说，它确实影响到了双边总体的关系。

第二，广西或者是地方在这个过程中要采取的原则是什么。我写的《中国如何自我表达》里就讲到我们跟外国人要去传递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应该交流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做得比较多的是传统文化，比如京剧、古典的书法这些东西走出去，比如说孔子学院教他们打太极，这都很好。但是这方面不是重点，因为你分析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化根基，如果按照“美美与共”或者是“求同”的原则来看，跟我们共同点最大的不是古代的，比如说西方的古代传统，像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统、中世纪的骑士传统，跟中国人其实隔得很远的，我们去看一场表演、进教堂参加一场活动，说实话我们产生的共鸣很少，有时候觉得“好怪，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另外一类人”，这不是很好的公共外交交流。中国也是一样，更重要的是找跟对方相同的东西。

在地方上也有个很重要的点，这种通性的东西，在全国层面上叫做现代文化，地方层面上叫通俗文化。在广西有一个优势，别的地方没有，就是我们跟一些接壤的国家有血脉的联系，主要指民族、文化方面的联系。这一点在我们大文化交往当中是支流，很少有人重视，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应该凸显为主流。像跨境民族、跨境文化、佛教占据最主要的位置，这能引起共鸣与认同，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样的”。这些事情，中央政府来做比较难，但是地方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角色。地方政府的原则和特色需要找出这种通性，而这种通性在全国层面上来讲是地方的、民族的、少数派的，在民族交往当中恰恰是核心，地方政府应该承担起来，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开展。

最后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呢？总体来说是三类事情：

第一,是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广西来说就是讲好广西的故事。怎么去讲？你得知道受众的需求是什么，他的心理结构是什么。而由于地域的相近，我相信对于广西，或者说某些有优势的地方，比如有侨乡的地方，对别的国家某些地方、某些地域了解的渠道更广，做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做公共外交的宣传或者说讲出自己的故事应该更精确。最主要的是回答他们想知道的问题，找到激发共同历史和情感的东西。

第三,是传递普遍价值观。宣传和讲好故事只是公共外交和对外民间交流、社会接触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政府指导的政策，比如上午的上海同仁讲公共外交有很多部门来做，你的经贸关系，你的旅游部门，有很多方面，这些东西都应该融入到公共外交的大范畴里面去，应该统筹考虑。而这中间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能为当地人做什么，对外援助也好，支持也好，或者是经济合作也好，是考虑的核心，这跟第一点怎么讲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怎么做、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比讲更重要。以后广西作为对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应该把这个凸显出来，尤其是为东盟发展做贡献，把东盟社会、民间、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做好，这比我们去讲和宣传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