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圆桌
（总第 33 期）
“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
文章汇编
主办单位
察哈尔学会
时间：2015年7月4日09:00-12:2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305E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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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冲突与和解
目录
赵启正：向世界传播“和主义”
王义桅：价值观外交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必然
施 展：价值观的条件
张 鹏：和与序：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
葛红亮：中国“新安全观”及其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
范 磊：“和主义”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安翊青：中国不应回避价值观外交
马立明：“命运共同体”概念与中国外交的实践
向世界传播“和主义”
赵启正
中国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走向的高度关注，在西方媒体主导世界舆论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些论调导致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走向有误解、质疑和担忧。因此，中国需要在继承和发展“和”思想的基础上，向世界传播“和主义”，以此来打消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问。
中国因自身体量巨大，其发展能够影响到很多国家的利益，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备受世界关注。同时，由于中国与多数国家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理念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走向有误解、质疑和担忧。其中最普遍也最持久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曾经有些国际论坛的主题就叫“十字路口的中国”：中国如此迅速地发展，会变成霸权国家吗？会因为自身不稳定而成为输出混乱的国家吗？会成为崩溃的国家吗？但较少问及会成为和平友好的国家吗？今天在相当一些国家中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正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发展走向的疑问。这个疑问可能会伴随中国和平发展的全过程。其中反华势力也会以“中国威胁论”蒙骗舆论，来“威胁”和“遏制”中国。
我们往往用国学中的经典语句回答这个问题，说中国人向来“和为贵”和“求同存异”，但是对方随即反问，2500年前的祖训怎么能回答现代问题？的确，这样简单的解释难以说服别人。文化要继承，但更重要的是创新。我们不能总是分享祖先的光荣，以祖先的灿烂文化回答世界提出的关于今日中国的问题。我们回答世界对今日中国之问——中国制度的合理性？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威胁论？只用“老的国学”回答是无力的。国学要发展为“新国学”，特别要发展今日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才能回答世界对今日中国之问。所以，我们应当把祖先的文化遗产加以深化和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来指导）。我们需要向世界最简单、最精炼地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对“和”的意义进行历史的挖掘和现实的展开，特别是与中国近现代史和改革开放的历程相结合，讲好“和”在今日中国和中国人身上的表现，从理论上阐述好中国“和”的哲学思想和现实意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加之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力的严重不足，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甚弱。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孕育的各种思想和词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上扩张之时，中国自古传下来的优秀哲学思想却没有被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 “自由”等观念是由西方传入的，放眼世界，我们却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叫得响、传得广，被普遍认同的源自中国的思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只能输出电视机，却不能输出节目和思想，他们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他们没有一种能被世界传播的思想。
今天我们谈“中国梦”，不能只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振兴，即中国文化为世界做贡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传播中国思想。我们的 “和”只有一个字，简明扼要却内涵丰富，与西方强调“对立”和“分”的观念截然相反，能为世界思想库做宝贵贡献。如能有效传播，就能受到世界普遍认同。而且这一思想能够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中国思想走出去的最好的选择。
中国的“和”包含着“和平”“和谐”“和善”“和解”“和为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多种意思，是理国家之间、个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至高的理想标准，西方没有这种概念，西方语汇体系中也没有一个词可以完全与之对应。所以，如果要把“和”字原汁原味地传播出去，最好能以其读音进入西方语言，为避免一个音节“he ”在西方语言中难以流行，不妨译作“Hehism ”（和主义）。
这个词简单明了，非常富有传播力。我们不要勉强在西方语汇体系中找近义词附会，以免使“和”的思想被人为偏折或删减。当然，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用外国人听得明白的话语向世界解释好、传播好中国“和”的思想。这确实需要我们下很大功夫！
我们对中国“和”思想的介绍应当是正面论述，而不是以论战的口吻去表达，更不是要批判“民主”“自由”等概念的缺陷，这也恰恰是“和”思想的体现，由此也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心胸、智慧，以及对全人类的博爱。那样，中国就不仅是重要国家，不仅是大国，而且是受钦佩和受尊敬的国家。
（注：此文英译稿2015年4月10日发表于中美聚焦网（www.chinausfocus.com ），2015年4月13日美国赫芬顿邮报转载。）
赵启正：《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察哈尔学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
价值观外交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必然
王义桅
一、价值观外交的呼唤
从“全球化的中国化“到“中国化的全球化”
二、中国崛起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文明是价值观外交精髓
三、一带一路与文明复兴
推动人类文明与中华文明转型
四、和主义、发展学与21世纪的价值观外交
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价值观的条件
施展
1. 价值观必须得能够外化为制度安排，否则价值观无法真正起到软实力作用。
2. 制度的有效实践，世界市场是个硬的外部约束条件。它表现为全球经贸秩序、金融秩序，对于制度运转所需的财政机制、以及制度本身的动力机制的影响。
3. 由于世界市场是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的，相应地，价值观也需有同构的特征，否则难以获得制度化。
4. 咨诸历史，英、美都是在对世界市场的把握的基础上，展开其与世界市场具有同构特征的价值观。中国的思考对此需要借鉴。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和与序：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
张鹏
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国；第二、近代史意义上的中国。纵观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扮演，承平之“和而有序”与乱世之“无序失和”，似有治乱循环之味。在中国走出晚清、走向近代的痛苦历程中，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更经历过严重错位和曲折，先是诸王大臣们消极的“和而有序”，再是地方诸侯的“粤不奉诏”。然而古代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央地关系形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对外关系中规约地方角色重新定位的主导力量。同时，地方参与对外关系大发展，作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被肯定的突出现象，又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又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央地关系结构与内容进行扬弃：和为积极之和，序为协力之序。
张鹏：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关系学系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国“新安全观”及其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
葛红亮
针对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在世纪之交提出了“新安全观”，强调以此来满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要求和通过合作的路径来实现区域安全。“新安全观”产生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对话过程中，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同这些国家进行往来对话与沟通的重要内容。不可否认，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和东盟在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制度性成绩与一定的实效。但是，由于东盟和中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看法不尽然一致，中国和东盟安全合作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也遭致诸般挑战。对此，中国应从多层面为克服挑战寻找良方。
中国“新安全观”的由来和发展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东盟等地区国家或组织就地区安全问题展开讨论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这些国家在讨论中无不聚焦国家的经济发展、自身的安全与区域的和平，并希望以此构筑区域安全框架。与此同时，在讨论过程中，中国既有了充分接触东南亚及其他国家战略问题专家的机会，又有了向东盟国家阐述中国安全思想的契机。
1996年，中国时任外长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首次提到了“新安全观”的概念。他在当年的讲话中称，中国不仅非常重视地区的安全环境，而且还深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和相对安宁，并愿意以中国的发展促进地区的持续稳定和繁荣；同时，他强调了中国对地区安全的看法：“我们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巩固政治安全”。可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希望通过互信关系的建立和合作来促进地区安全。以此为标志，中国提出了在地区培育“新安全观”的设想，大体指出了这种安全应是包含经济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并以增强互信关系和密切合作为实现途径。
此后，中国“新安全观”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到2002年，为“新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阶段；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为“新安全观”的实践和持续完善阶段。
1997年3月，中国在首次承办的东盟地区论坛信任举措会议上提出，在地区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地区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的同时应尊重各国的主权，确保以和平手段解决地区争端和采取综合安全观，并强调要通过磋商、对话与合作途径促进地区安全。 4月，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时，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演讲中首次对“新安全观”作了系统解释。他在演讲中特别强调：“ 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随后，钱其琛在7月召开的东盟外长后续会议及第52次联合国大会上明确向其他国家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1999年3月，江泽民在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时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容，在强调要以新安全观来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寻求维护和平的同时，将中国的“新安全观”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四个词。 以此为基础，2002年7月31日中国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了《中国新安全观立场文件》，对“新安全观”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中国的相关实践活动作了系统阐述，并对“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进行了完善和充实。以该文件为标志，中国的“新安全观”在理论上逐步丰富和成形，在内涵上则体现为安全的综合性，以共同安全作为目标与视合作为实现安全的途径。
中国“新安全观”与中国-东盟的安全合作
安全从来具有明显的主体间性，而安全合作也有赖于合作的行为体对区域安全议题有着相对一致的认知。东盟冷战后的安全观本质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在内容上表现为纵横两方面：纵向上包括同时增强“国家抗御力”和“地区抗御力”以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在横向方面，它则实现了从单纯注重传统的军事安全到重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的转变。在应对举措方面，东盟强调以合作安全，认为所有国家均应该共同参与及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可见，中国“新安全观”，在内容表达上其实与东盟各国的安全观并无太大出入。这为中国在与东盟就地区安全议题展开对话与沟通中实践贯彻“新安全观”提供了有利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史无前例地加强了对经济安全议题的关注，也是中国-东盟在经济议题上开展合作的新起点。在当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上，面对东道主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的询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即承诺不会贬值人民币，并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困难。中国的承诺给处于金融危机困局中的广大东南亚国家来说无疑带来了利好消息，而会议上，东盟国家对中国在危机的政策和努力给予了赞扬和感谢，同时还表示将与中国进一步扩大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关系。这事实上表明，中国“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实践在经济与金融领域取得了一次成功。与此同时，中国“新安全观”在传统安全议题上也开始加强面向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努力。在此次会议上，东盟和中国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东盟合作联合声明》中，再度强调了依照有关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争端的共识。这一声明是由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领导人联合达成的第一份政治文件，为东盟-中国对话关系的发展及在南海问题进一步对话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指导。
新世纪后，特别是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之后，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更趋紧密。与此同时，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也有所进步。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与《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中国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中国-东盟成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4至2010年，中国和东盟就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进行了成功的互动，并在政治安全领域持续地拓展了合作关系。这表明，中国主张的“新安全观”在中国-东盟对话与安全合作中得到了一定意义上落实和实践。中国“新安全观”的积极性得到了部分西方学者的认可，他们甚而有人就认为，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旨在为地区互信关系的发展服务。
一、中国“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外交的现存挑战及其应对
中国的“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在相当的时期内促进了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地区内因南海纷争导致的紧张局面却一再出现，这表明中国-东盟安全关系的脆弱性并未得到本质改善，而这无疑也深刻地揭示了东盟安全观和中国“新安全观”在相似之外却也有诸多差异的事实及中国“新安全观”在面向东南亚开展外交时还面临着一些挑战。
其一，东盟自始至终对中国持有的“崛起的巨人”认知，随着中国在亚太地缘中的崛起渐成既定事实，越来越影响着东盟在地区安全威胁来源议题上的看法，而这也使两者在这一议题渐趋出现了差异。此前，中国和东盟在地区安全威胁主要来源上持有相似的观点，比如非传统安全与领土纠纷不再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的障碍。但是，随着中国在地区与全球影响力的持续增强，特别是受南海纷争局势紧张的影响，东盟内部久存的对话疑虑再度攀升，将南海争议与中国在南海政策视为可能引发地区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情况下，中国“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努力显然难以持续取得进展。
其二，中国虽然尊重东盟在地区事务多边框架中的“驾驶员”地位，但在维护区域安全的路径上却和东盟存在不一致。一直以来，东盟十分强调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驾驶员”角色，并坚持依靠权力制衡与均势安全来维护地区和平的构想，并通过东盟规范的内化与社会化来加强内部凝聚力及与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合作关系。与此不同，中国认为，地区安全的实践应当依靠不断增进的征兆互信和不断增强的共同利益，也即“命运共同体”意识所强调的“守望相助”应当在实现区域和平与安全中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近年来，地区局势日益受到大国竞争影响的事实表明，东盟既有的地区战略构想与中国“新安全观”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仅如此，东盟近年来透过地区多边机制实施对华“软制衡”策略，都反映了东盟对华疑虑甚至是对抗性心理的上升。若不能有效克服这种对抗的心理与情绪，中国的“新安全观”将会始终受困于“安全困境”。
其三，中国“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努力还面临着缺乏一个共同角色的挑战。东南亚部分国家对中国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认知存在着偏差，而这深刻地对中国-东盟安全对话与合作产生产生了负面影响。众所周知，认同授之以共同身份，促进共同利益的产生，进而有助于相关国际关系行为体开展有助于总体目标实现的具有协调性的行动。恰如评论所认为，最好的和平与安全不是来自强权或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根据收益-平衡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在南海安全治理对话与合作中，东盟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参与南海议题，而把中国视为塑造为南海区域安全的“他者”，而并非“我们”。共有角色、身份的缺失使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对话与合作一再出现“意愿高调、落实乏力”的情况。无疑，这对中国“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努力产生了巨大挑战。
虽然面临着前述一系列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直以来中国“新安全观”所主张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始终是中国-东盟对话与合作关系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南海不时紧张的局势与中国-东盟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与现实中的对话、合作关系却表明，中国“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也还需要中国花大心思、下大手笔。唯有如此，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关系也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深入发展。
第一，以“新安全观”的与时俱进与有效落实来减缓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新安全观”又实现了与时俱进。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从内容上看，“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实现普遍、平等、包容式的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以此为基础，中国应持续加强与东盟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唯有持续沟通与合作才可能实现缓解东盟对华疑虑情绪。
第二，以磋商“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为契机，重塑地区多边安全规范。2013年，东盟与中国已经就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平等磋商“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以此为起点，中国和东盟应分两步走来重塑地区多边安全规范与机制。第一步，以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为契机，着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海上互信关系的建设；第二步，以磋商建立“行为准则”为契机，构建中国-东盟海上共同安全规范。唯有这样，中国和东盟的政治互信关系方可能实现实质性提升及使双方在地区安全中的合作长久地发展下去。
第三，中国应更多地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公共产品与增强军事防务透明度。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全球防务支出位于前列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对华疑虑的焦点主要聚焦在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与国防力量。犹如国外学者之言，中国军事势力快速提升，而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日渐导致地区疑虑的增加。客观来看，这些说法并非全然没有其合理性。中国应该从中看到问题与出路，在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和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同时，逐步提升东盟国家对华的理解和信任。
第四，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契机，深化发展区域一体化，促进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中国“新安全观”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努力需要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战略基础之上。然而，一直以来中国-东盟经贸关系面临着种种问题，因此中国和东盟在战略上存在竞争关系，双方的契合度不高。为此，在寻求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利用自贸区的升级打造，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加深发展和培养中国-东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期为中国“新安全观”的落实与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创造一个有利的地区环境。
葛红亮：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和主义”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范磊
一、当前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特点与问题
二、“和主义”能否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带来创新
三、“和主义”的应然性与实然性
范磊：山东政法学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国不应回避价值观外交
安翊青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回避价值观问题，不愿意以明确的价值观指导中国外交。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采取以意识形态划线，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重视中国价值观在外交中的影响。1979年以后，中国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国家战略利益为指导处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也不重视价值观。近年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参与国际事务，承载着独特价值观的中国企业、公民开始走出国境，大规模进入国际社会，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价值观问题越来越突出出来，成为中国外交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外交中的价值观问题，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外交中的价值和利益的关系
在任何国家的外交中，价值和利益都是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从主观上来说，任何国家都希望价值和利益兼得，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又看上去比较高尚，正所谓“既好看又好吃”。然而，在外交实践中，两者往往不能同时兼得，或者说一旦在处理某一外交事务价值和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围绕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外交观。
在理想主义看来，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利益尺度服从价值尺度，均不可牺牲价值而苟从利益，在传统中国外交中，是有浓厚价值观色彩的，所谓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想主义传统。
与理想主义不同，现实主义则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应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并按照实力原则分配利益，通过谈判实现利益分配的妥协和平衡，强调保守、节制、谨慎、稳重的外交，外交将永远是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运用为标志，国际法、道义、联合国、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机制的价值持令人怀疑。绝不能把道义和价值太当回儿事，一旦发生矛盾，外交必须要回到利益重于价值上来。
不管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核心问题是价值观究竟是一种超高调，还是无用的修饰。在我看来，没有价值观武装的外交，尽管很实用，但不会令人产生尊敬。一个国家的外交只有找到本国国民认同的价值观，才能在世界上具有号召力。比如美国，多年来一直坚持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不管是不是真这样认为，在国际上就有号召力。没有坚信的价值观，尽管国家利益得到了很多，但不会令世界尊敬。
随着中国越来越卷入世界，中国人开始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国家的边疆已经非常模糊，如果没有价值观来聚拢人心，久而久之，中国即使国家实力再强，也不会有号召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价值观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关注利益，是将利益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关注价值，是将价值和人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了人心，一切都不存在，即使国家强大了，人心散了，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中国外交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在参与世界事务后，中国外交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说实话，这些价值观尽管都挺好，但未必是中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赵启正主任提到了用和主义作为中国价值观，这是一家之言，但也未必是中国普通老百姓信奉的价值观。中国外交要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恐怕不是由国家决定的，也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的，可能需要中国人共同来决定。当然，也不是否认某些领导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我看来，中国人大多数人所信奉的价值观是“中”，西方人在认识中国的时候，用“china”，最初只是瓷器的代名词，生产瓷器的地方就是中国。这是对中国不了解的地方，瓷器作为一种器物，看不出与中国价值观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人更信奉的“中”，在中国人内心之中，过犹不及，既不矛头，也不随大流，中国人在做生意的时候，喜欢走中间路线，做人喜欢走得端，行得正。北京市的主体结构就是一个“中”字，中国喜欢稳定，不喜欢惹事生非。为人处世，不愿意冒尖，枪打出头鸟，你冒尖，就会被人嫉妒，所以真正的贵族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中国的官员也不大喜欢宣传自己，宣传自己的人可能不会当大官。
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喜欢中庸之道。在历史上，有激进主义的时候，但采取激进路线，最终都伤害中国利益。毛泽东时期，中国输出革命，极左几乎葬送了中国外交。当然，极右也不好，也会危害中国外交。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走极端，所以即使中国外交走了极端，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喜欢。美国人喜欢走极端，很多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的作派，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始终持抨击态度，所以中国始终宣称坚决不称霸。所以，我觉得中国价值观外交，还是以走中间路线为好。
三、怎样推行中国的价值观外交？
在具体实施价值观外交时，我觉得有三点可以努力：
一是官方外交最好不要脱离老百姓的价值观，不要另起一行，另搞一套。就是发挥中国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改造，还是把反应普通老百姓的价值观作为提升中国影响力的关键。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正确义利观，义利问题是中国老百姓思考一切问题的一个核心，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中国价值观外交的一个方向。
二是中国价值观外交要更多体现在公共外交中。尽管官方外交要弘扬中国价值观，但官方外交主要还是关注国家利益，公共外交更多涉及普通老百姓，价值观外交更更多渗透在公共外交之中。
三是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要找到人格载体。价值观是空的，不容易理解，用语言解释不如用人代表，要选拔若干中国的公共外交大使，其行为代表中国价值观。美国有和平队，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和平队，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价值观。
几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安翊青：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命运共同体”概念与中国外交的实践
马立明
在2012-2015年中国外交中，在面对全球性问题立场时，中方多次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已经成为中国在应对双边关系或多边外交的重要内容。“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外交理论的一次创新，努力增进了跨地区、跨领域伙伴之间的友好合作与交流。本文从语义、外交实践等角度，进一步厘清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一、引言
在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命运共同体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理论界已被屡屡提起。在2004 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就表示，中国发展过程中建立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而在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八大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写入报告，出现在后半段的国际关系部分，确定为中国的外交主导思想之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已经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提及“命运共同体”（The fate community）。通过2012年12月至2015年5月，在人民日报中搜索命运共同体，共得到？个结果。可见，这个理念为新一届领导人所认可，并成为新外交中的一个重要提法。今年在推进一带一路及亚投行项目之时，“命运共同体”多次出现；2015年的亚洲博鳌论坛的主题，顺势就是“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国内学界、媒体都对这一概念高度评价，“站在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高度，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高度凝练地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与亚洲各国相互依赖、亲诚惠容的战略格局”等等。
在学术界，“命运共同体”目前还是一个抽象的表述。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相关思考，但依然未在国际上形成统一的概念。抽象表述的好处是：给了信息接受者开放的想象空间，各方从包容、互惠的角度上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阐释。有学者认为命运共同体来自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四个方面。这个表述的开放性，容易初步凝聚共识。而中国领导人的多次提及，证明了“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价值观”的一个部分，这可被视为中国对国际政治及全球局势所作的理论贡献。
但是，抽象表述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很多国家对“命运共同体”理念抱有警惕态度。口头上的支持和应允非常简单，但在执行过程中会否诚心合作则成为难题。中国文化注重理念、情感、提法，而对于中亚、东南亚等小国而言，他们更在乎实际的合作领域、合作模式。甚至有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理念提出质疑，将其解读为中国称霸亚洲的战略。也有国外媒体以门罗主义、马歇尔计划为例，对中国命运共同体及一带一路战略作简单的类比，认为是打造“中国的后院”。 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2014年2月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宣传他们所认为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也有国内分析家指出，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于缺乏实质制度支撑，可能会陷入“一头热”的情况。
二、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怎样才是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同一命运的遭遇者，也同样是问题的追问者、解决者。在命运前双方目标一致、诉求一致，应当坦诚合作，互通有无。在国际政治背景下，应有更详细的解读。
（一）从同一命运角度切入，即“命运相连、同甘共苦、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是我们说的“a common destiny”。在亚洲博鳌论坛上，习近平强调，“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在这个表述中，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发展联系在一起，“开创亚洲新未来”成为了亚洲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共同任务。这个“命运共同体”言说的对象是亚洲国家，他们的共同挑战是，人口基数大、人均GDP偏低、基础设施落后、医疗水平较差、工业化程度低、社会建设不健全等；共同任务是，积极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减少失业率、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稳定社会治安局势、消灭恐怖主义等等。中国是亚洲的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发展的重要使命。同时，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岛国，为寻求可持续发展、迈向共同繁荣。从人均GDP水平上说，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面对沉重的国内经济文化建设任务，从这个角度理解，“命运共同体”就有了明确的内涵。
（二）寻求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与中国发展阶段、境遇相近的国家，会对中国的价值观表示认同。比如，俄罗斯 、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外交处境上，与中国有诸多契合之处，认可金砖国家领导人系列宣言，存在着诸多共识及价值认同。尽管这些国家在空间上、民族上、语言上未必有相互联系，但由于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一致，在国际会议上遭遇也非常接近，于是很自然地形成了外交统一战线。比如在气候大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就比较一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号召，金砖国家应该在在全球发展、改革世界金融和经济架构等所有问题上，金砖国家保持统一立场的重要性。
（三）区域合作。在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国也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充分的合作，比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亚五国上海合作组织，APEC亚太合作组织等等。在组成区域共同体之后，就相当于在外交上有一致性，共同进退。但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因中日关系、韩朝关系、台海关系等因素左右交织，难以展开有效的沟通合作。东亚一体化至今只有口号，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保障。中日之间周期性地陷入低谷，而朝鲜的有核化又让朝鲜半岛笼罩在阴云之中。而南海问题的存在，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微妙，成为左右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不确定因素。中国在提命运共同体之时，当证明区域合作的决心。如果与近邻关系处理不好，中国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应变能力都会受到怀疑。所以，中国应当更加注重周边的合作及宣传，以“超越主权”的思维对待周边国家，建设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走出“国大必强、国强必霸”的狭隘思维，更注重得道多助、人心向背，注重软实力、话语权的建设。
（四）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都住在地球村。很多公共问题都是时代的声音。比如气候治理、海洋治理、生物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外层空间管理、打击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逐一解答，因为这关乎人类之共同命运。就连美国现实主义学者布热津斯基也提出：“21世纪将会有全球共同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作为国际性的大国，中国在这些全球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这可以成为中国“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切入点。这需要中国更加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的相关事务，要成为“联合国的中国”，而不是“中美博弈的中国”。
综上所述，从定义上分析，“命运共同体”依然是一个可细化、可量化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它实际上指的是，在全球化时代相似处境、相似目标、相似任务的各国，在不同维度可以合作的国家之总和。更具体的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都可以纳入命运共同体概念之中。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一句话，就是“各有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认为，这是中国价值观的一个体现，就是尊重各地区的差异，同时学习别人的长处，然后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然后形成普遍共识。这句话也被用于2012年李克强在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之际，他在《俄罗斯报》撰文《世代友好的邻邦互为机遇的伙伴》。这可以成为中国打造关于“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出发点。
三、“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虽然亚洲并没有成熟的一体化措施，但仍有一些次区域的合作、安排、小平台，比如上海合作组织，湄公河流域合作组织等等。有些合作目前已经开展，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若有共同的愿景，有很多现实的意义。
1、中国需要在具体问题上体现“命运共同体”思维
在中国具体外交问题上，如今仍然有严峻的挑战，最明显的有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南海主权之争、还有朝鲜核问题。次一级的矛盾包括中印关系、中缅关系、中越关系等，都面临一定不确定性。当面临这些具体问题时，中国就把“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抛之脑后了，开始以现实主义态度应对。但强硬表态的同时，实际上稀释了中国价值观。“命运共同体”应当是一个连续性的理念，贯穿着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始终。在中国外交史上，就有很多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的精彩之笔。邓小平对待南海问题说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 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这就是带有东方智慧的巧妙处理方式。这巧妙地避开了争端，缓和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紧张关系，为中国-东盟的良好合作打下了基础，才有中国与东盟的“黄金十年”。今天，中国能否有超越主权的手法，来处理南海问题呢？如果有，哪怕是失去一些利益，但实际上获得了中国价值观的推进，命运共同体也会获得更多的人认可。
此外，中国以前曾经主导过朝核六方会谈，曾经在国际上也是建立了相关机制。一度被认为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突破口。虽然六方会谈没有成功，但中国还是吸收了不少经验。如果中国持续对国际公共事务保持足够的关切，那有助于推广中国价值观。命运共同体才会被信服。
2、中国要对区域安全、稳定作出贡献。
中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在安保上有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光是今年，在亚非就爆发过也门危机、巴以冲突、尼日利亚博卡圣地大屠杀等国际著名的暴力事件，这还不算长期盘踞的“伊斯兰国”、塔利班以及大大小小的民族、宗教极端势力。中国要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就需要为增加地区安保作出力量。否则中国在当地的利益也无法保障。在美军驻扎在西亚过程中，不可否认保障了地区的和平。中国军队也应该找机会参与一带一路上的维和行动，保障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未来，以中国为主体，吸纳亚洲各国的志愿武装力量，建立“亚洲维和部队”，（或类似湄公河联合安保合作机制），在亚洲开展3个据点，并逐渐扩张到8-10个，以保卫地区民众安全为己任。
3、中国要建立共同体内规则和体系。
欧盟是从钢铁和煤矿等具体领域的合作开始一体化合作的。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合作，可以着眼于某一领域的具体层面。在商品、货币、劳动力、金融、基建、航空、教育等方面，能否实现制度性的合作。不同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需求也不同、合作路径也不同。比如阿联酋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结构、民族文化、宗教背景等，就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不妨先组建一带一路亚洲峰会，形成领导人会晤机制，更多场合实现对话与沟通。然后找具体领域切入。现在的着眼点还是基建工程，着眼于互联互通，但如果相关合作领域没有打通的话，就会出现修了的路也没人走的情况。
4、中国应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
目前，与中国经济实力相比，中国文化产业依然落后。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优秀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作品依然稀缺。而能彰显中国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的作品寥寥无几。而有公信力的媒体更是缺席。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金钱开道，文化也要先行。中国文化产业就要发力，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建设一些能凝聚亚洲共识、反映美好主题的作品。建议成立海外文化基金，让有抱负的中国文化人有机会完成一带一路的传播与建设。要传输价值观，必然是文化先行，而不是拿钱开路。
5、打造“示范点”。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之最初阶段，中国需要重点打造一个“示范点”以证明规划的合理性以及合作共赢、休戚相关理念在亚洲的适用性。目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将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示范点。其中，中巴铁路与瓜达尔港，将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突破口。这两处可以成为中国打造命运公共体的“样板房”。
目前，中巴铁路的评估是：1、总体可行，中国工程队的技术可以完成，但难度很大。2、宏观来讲有长远的收益，但短期效益不明显。3、鉴于巴基斯坦国内的治安问题，安全问题有极大的不确定因素。4、在对外战略上有重要的标本意义。
另外，还有瓜达尔港的建设。在中国企业接手之后，这个港口有较大的发展，成为一个中巴人民共同生活的港口城市，甚至成为巴基斯坦的经济飞速发展的“特区”。中国在获得印度洋战略的重要支点、瓜达尔港将为中国带来丰富的商业价值和军事价值的同时，实现瓜达尔基础设施及城市硬件的发展，才能巴基斯坦获得实在的利益，从而拥护一带一路战略，认可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在中巴铁路与瓜达尔港的成功经验，将是“命运共同体”概念的一个具体的例证，也是中国在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参考案例。一个成功的例子胜过雄辩。
四、结语
综上所述，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连串政治行动的统一体。如果失去了具体行动的支撑，口号就会变成流于表面，甚至成为笑柄。口号有必要及时落到实处，让各国及时地了解“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表述，让口号真正成为中国外交遵循的原则。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更加积极、深入地主导国际格局的变革。
“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将面临一个布满荆棘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将以身作则，以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为指导，准确研判国际局势新变化，合理承担国际责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扩大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马立明：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