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赵启正"和主义"会否引领中国的"价值观外交"? 

原载于：光明网，7月6日

会议现场（察哈尔学会供图）

只用“老的国学”去回答世界对今日中国的疑问，难免感到无力。如何向世界最简单、最精炼地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是赵启正一直关心的问题。这位昔日的国新办主任现在有不少新的职务身份，而因其丰富的对外交流经验与智慧，这些身份又大多集中在公共外交领域——比如《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公共外交智库“察哈尔学会”名誉主席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等。

近期，赵启正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思考后的答案——简单明了，就是一个“和”字，包含了“和平”、“和谐”、“和善”、“和解”、“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多重价值取向。在赵启正看来，“和”只有一个字，却内涵丰富。“与西方强调‘对立’和‘分’的观念截然相反，能为世界思享库做宝贵贡献。如能有效传播，就能受到世界普遍认同。而且这一思想能够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中国思想走出去的最好的选择。”考虑到西方语汇中没有一个词与“和”完全对应，赵启正提出，不妨译作“Hehism（和主义）”，向世界传播。

赵启正在文中专门强调：对“和”思想的介绍不应以论战的口吻去表达，更不是要批判“民主”、“自由”等概念的缺陷。

可行吗？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圆桌研讨。

与会学者全部认可“价值观外交”的必要性。在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教授看来，提出自己的“价值观”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和”应该是“和而不同”，不必是狭隘的“一团和气”。这一包含批判取舍的过程，也不是为了颠覆西方话语体系。“西方的很多问题是全球性问题，西方知识分子自己也批判。世界也往往面临着一些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挑战。我们提出自己的价值观，更多地是为了——‘跳出来’。”王义桅表示，跳出来是为了“超越”，而不是为了“反对”。

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从实践角度指出，价值观外交不应以国家为推进主体，“老百姓们，以及察哈尔学会这种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应该是主力，”赵可金说。学会研究员、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翊青不谋而合，同样认为“价值观不能脱离国民。价值观外交需要人格载体”。研讨过程中，赵可金表示自己更倾向于用西方都看得懂的“和平、快乐、爱”来表达中国的价值观。而来自山东政法学院的讲师范磊虽同意价值观外交要“先跟国际接轨”，但他认为，国家的自身特色更加重要。至于理解接受问题，他表示，“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一开始不也是不懂吗？”

同样考虑实践操作的外交学院外交学习副教授施展指出，“价值观必须得能够外化为制度安排，否则无法真正起到软实力作用。”他指出，历史上英美都通过建立起普遍的、开放的、分布式的市场获得制度化的价值观，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三个多小时的研讨时间没法让学者们深入讨论交流，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于是现场宣布征稿：下一期《公共外交季刊》将会以“‘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为专题，集中深入讨论。

（光明网记者 曾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