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我在2012年底、2013年初写文章理解战略机遇期的时候，当时列了4个战略机遇，其中谈到这个。由于“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世界战略通道的调整问题，从海陆向陆路调整，当时王辑思老师也提出西进，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确定。

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在做公共外交的时候有一个教训，公共外交没搞清楚的时候就一直在推，推到最后每次都发现自己犯了很多错误，舆论影响、教育影响都产生了，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可能会要冷静一点，我觉得需要一个冷思考。今天跟学生说这么做是对的，明天说这么做是不对的，这就不大好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搞这个？我在2012年底想到了这个事。最近我大概想明白了，为什么这么搞呢？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什么进行“一带一路”？核心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调整。

第三个问题，谈到机遇和调整，我认为最大的机遇不是对国际关系的机遇，真正得益的是从事理工科的人员，特别是搞研究的，很多都是清华大学工科院系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