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家陆续公布了多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的阵容强大，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小组组长，四名副组长分别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和国务委员杨洁篪。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具体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随后，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牵头，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多达55家之多，囊括了大部分国内对“一带一路”有权威研究的智库。

多个迹象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顶层设计阶段逐步迈向实操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在其新作《“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中提到，“一带一路”带来了全方位开放、周边外交、地区合作和全球发展的机遇。但他同样指出“伟大的事业总是面临风险”，中国不得不面对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和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是继3月28日《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之后的首部“一带一路”专著。

在以往中国对外投资的案例中，有不少因为没有有效防控风险而导致投资失败的例子。如利比亚战争使中国基础建设投资蒙受巨大损失，缅甸密松水库因当地人民反对而直接停摆。较近的还有中国铁建在中标墨西哥高铁项目后仅仅3天就因为墨西哥国内政治斗争得而复失。

外交学院前院长、原驻法大使吴建民曾预测：现在中国的资本正在走向世界，这股大潮才刚刚开始。去年一年入境投资1200亿美元，“走出去”的为1400亿美元。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一带一路”就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一带一路”会带领大量企业走出去，形成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大潮。如何应对风险已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学界和媒体首先应该厘清概念，避免认识风险 
     除了具体的五大风险之外，王义桅在5月10日举办的察哈尔圆桌会议上特别强调，无论是专家搞研究还是媒体做报道，对于“一带一路”都应该做出客观清醒的认识并厘清相应的概念。他提到十个问题可能存在认识风险，需要在进行“一带一路”报道、研究时格外注重： 
     1.“一带一路”是战略还是倡议？应该“慎谈战略，多讲文明”。 
     2.“一带一路”是“我的”还是“我们的”？ 
     3.“一带一路”是“路”还是“带”？是否是“海上佯政，意在陆上”？ 
     4.“一带一路”是复兴还是复古，它是否是一种新的朝贡体系？ 
     5.“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吗？只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 
     6.“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经济帝国主义，只是“中国的全球化”吗？ 
     7.“一带一路”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复活？ 
     8.“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的概念究竟是什么？ 
     9.“一带一路”是一个封闭的环？ 
     10.“一带一路”是中国以经济合作掩护军事扩张的行为？

厘清这些基本概念是学界进行研究和媒体进行报道的大前提。因此，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张笑将《“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这本书评价为“及时雨”和“精品屋”，他表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一带一路这样一个题材进行阐述，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确实不易。在这样的环境下理清很多认识，包括理念上的误解，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也很全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员卢先堃在察哈尔圆桌上表示，我们出台政策的时候更要有一种大国的气魄、大国的定力。如果自己传递信号不清楚，犹犹豫豫，可能会出现误读。

“现在讲一带一路故事中，我们相对比较自我为中心。我们更多地要看到欧亚大陆上不同的国家，包括周边的机构对于欧亚大陆的发展都曾经提出过不同的倡议、思考，甚至是计划。‘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开放性的倡议，不是封闭的，也不是中国要取代或者挤压别的国家提出的倡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婷提醒,在做相关的公共外交工作时应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管控好风险是“挑战”转换成机遇的关键

“一带一路”既是空前的机遇，又是空前的挑战。收益与风险一向是并存的，提前分析“一带一路”战略落实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提前制定好风险应对策略，管控好风险，是“挑战”转换成机遇的关键。

王义桅教授认为，应对地缘风险，要处理好美国的战略围堵、俄罗斯的猜疑、印度的不合作、日本的搅局、争取欧洲的主动对接。

应对安全风险，需要注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如自然风险、环境风险、极端势力的威胁、非政府组织的威胁、海上安全风险；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如国内政策设计与实施、各区域的打击与联结。

应对经济风险，从短期来看需要警惕全球货币政策分化，从长期来看需要警惕未来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并在实践中警惕和防范投融资、主权债务、地方债务等风险。

应对法律风险，可从六个方面入手，即因投资问题、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经营不善问题、沿线法律不完善、贸易问题而面临的法律风险。

应对道德风险，可分为三个层面，主要包括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道德风险。 

当“一带一路”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中国应“胆大心细”面对挑战，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同时下大力气进行具体问题的前导性研究，这也是对学者和智库提出的紧迫要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评价《“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这本书拔得头筹，是关于丝绸之路最快的著作，填补了研究的空白。

他同时建议：“在战略上，应该想得更透一些；在微观上，应该做好国别研究；在处理不同文明上，有很大研究的空间。如果不把这些具体的问题研究好了，恐怕‘一带一路’仅仅是一个构想，也是不能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