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中国智库如何实现公共外交功能
原载于：澎湃新闻 外交学人 2月12日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智库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把公共外交列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第五项功能，这是一个具有创新价值的重要观点。中国智库如何才能实现其公共外交的职能？笔者根据《智库意见》中的相关论述，以及在察哈尔学会的任职经验，提出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外交与国关类智库“天生”适合公共外交
《智库意见》从机构属性把中国智库分为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八大类型。它们都应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并且各有其重点。党政部门智库以政党外交、政府公共外交为主，社科院以学术公共外交为主，党校行政学院智库以党政公共外交、教育公共外交为主，高校智库以学术公共外交、教育公共外交、留学生公共外交为主，军队智库以军事公共外交为主，企业智库以企业公共外交、经济公共外交为主，社会智库以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为主。由此，智库与公共外交之间形成了相互匹配的格局，智库公共外交涉及到中国公共外交的绝大部分内容。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以外交与国际关系为研究领域的智库，“天生”地就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这是由其研究领域的属性所决定的。这类智库的国际交流合作本身（无论是否存在公共外交动机和意识）就是公共外交行为，这与其它研究领域的智库有所不同。其它研究领域的智库，首先要有公共外交动机和意识，然后才能通过国际交流合作行为实现其公共外交效果。
智库公共外交的目标受众：外国智库
智库公共外交应以外国智库为目标受众，尤其要高度重视相同或相关研究领域的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
智库是公共政策的研究与传播机构，由于公共政策涉及到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因此，智库公共外交尤其要重视相同或相关研究领域的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几年来，察哈尔学会主要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韩国国际文化交流院等外国智库开展交流与合作，正是同行之间的公共外交实践，效果颇佳。
智库公共外交的内容：自身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
智库公共外交的内容应以智库研究成果及自身发展经验为主，以智库所在国的外交政策与文化价值观为辅。
公共外交以不同国家之间的各界人士相互了解为基础，重在传播本国的公共政策和了解他国的公共政策，而智库的研究成果正是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因此，智库公共外交的内容以其自身的研究成果为主，不仅是必要的、合适的，而且将是有良好效果的。
另外，智库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是所在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智库公共外交中，适当地展示这方面的内容，不仅能够提升该智库的品牌形象，而且可以使外国人通过了解该智库的发展特点，来了解所在国政治的发展。
智库公共外交的方式
一是智库成果的国际传播。目前，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只有中文版本，而要把其中的适合外国智库专家阅读的内容对外传播，智库成果的翻译或用外文（主要是英文）写作就是前提条件。在这方面，中国智库严重缺乏优秀的翻译人才或作者。
拥有智库成果外文版之后，选择合适的媒体渠道进行发表，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外文媒体众多，有不同的重点领域及影响力范围，如何选择传播效果好的媒体，需要中国智库逐步摸索、积累经验和提升能力。
二是智库专家的人际交流。这主要有以下形式：中外智库专家之间的工作交流，引进海外智库专家和汉学家，向外国智库派出访问学者，派员参加国际智库平台对话活动。目前，察哈尔学会采取了第一、第二和第四种形式。
三是智库专家到国际组织任职，尤其是联合国组织中的高级职务。无论是政府间的还是非政府的国际组织，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机构和公共外交的多边平台。智库专家到国际组织任职，能够有效地发出本国声音，提出本国倡议和方案。如果担任高级职务，智库专家就拥有较大的话语力。
四是建立与外国智库的交流合作机制，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察哈尔学会已与多家外国智库建立了交流合作机制，以联合举办国际会议为主要合作方式。例如，从2012年开始，学会与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公共外交国际论坛”。2012年在北京，主题为“公共外交的智慧：中欧美对话”；2013年在荷兰海牙，主题为“中欧关系中的文化与理解”；2014年在上海，主题为“城市外交的实践与探索”。2015年将在柏林，主题为“国际公共产品与公共外交”。
五是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深入东道国开展研究和公共外交工作。这是智库国际交流合作与公共外交的最高形式，目前，智库海外机构主要以合作方式建立。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清华—布鲁金斯政策研究中心”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
这种公共外交途径只适合资源丰富、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少数全球顶级智库采用。对大多数智库，尤其是中国的智库，当前宜采用上述前四种途径。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