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一带一路”实际上已经推动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沿线国家，甚至是全球的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互动、经济互动或者说人文互动。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要把已经开始的这种互动变成良性的互动，所以我在本期的季刊上面做了一篇文章，就是《新丝绸之路外交：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多主体之间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公共外交有各种抓手，我在这里分享三个抓手。第一个方面，我想说在我们可能已经存在的，我们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开发资源，共同建设铁路，或者共同建设学校和基础设施，这是最实质性的互动，我觉得在主流互动上如何去践行，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公开国际场合中讲到中国的理念，说了很多方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实践的，他是一个倡导者，我们要怎么去实践他说的理念。
对前段时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我们进行了分析，比如说他在讲话当中提到中国有中国梦，周边国家你有你的梦，我们有共同的梦，梦梦相连，他非常强调良好发展的愿望，除了良好发展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有愿望，还有行动，我们有基础设施，有银行，有各种各样的基金，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同时，他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拥有这样的价值观，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在今年7月察哈尔另外一个会议上，我当时讲一个题目《公共外交思维与跨国公司决策》，我觉得那些企业也好或者是其它主体也好，实际上是它们在践行这些价值观。
另外，在很多公共外交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刺激性的政策，比如说培训计划，我们和周边国家进行培训计划，最近人大接待了一批由外交部组织的巴基斯坦的记者进行培训。另外，像旅游计划，我觉得是否可以制定一些短期的旅游政策，促进这些人员往来，这些是“做”的方面。
然后是“说”的方面，我特别要讲两个抓手，一个是我们对历史资源的利用，这是在文章里面特别强调的，我们其实和周边国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共同历史记忆，有着非常重要的资源，这个资源怎么挖掘出来？比如说我们打造一部针对历史或者是针对地区的历史舞台剧或者话剧，这是非常有必要做事情。像去年中韩建交2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礼堂里看了一场舞台剧，非常触动心灵，选择的是中韩之间曾经共同经历的故事，这是历史资源的应用。
我们还要耐心细致地建立平台，做润物细无声的长效平台，这也是我在里面强调的一个观点。建立长效平台，我觉得包括两个平台的打造，首先是线下平台，特别要强调的是要明确一下我们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线下平台，所谓的线下平台就是可以和当地人真真切切互动的中国的窗口。比如说我这学期就带了我的学生在课堂里面做十个国家在北京的文化中心的研究。就可以感觉到各个国家非常积极地和中国人进行互动，而且他们探索多个国家文化中心最重要的思路就是文化中心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对话的功能。对什么话？——关于你当地所关注的话题的话。所以，关切当地人所关切的，然后打开对话交流，这种平台需要长期来做，比如像美国文化中心活动非常频繁，一周有无数次各种交流。包括怎么样去留学和学英语的事情，包括周边国家有一些学生到中国进行学习，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就有不同国家的留学生。
我们文化部在国外设了很多文化中心，还有孔子学院，尤其是以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平台。我觉得要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使它真正成为有效的持续的和当地人亲密互动的平台，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还有就是线上平台，就是中国大众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文化中心，其实可以通过广播电台落地，更多和当地听众互动，然后让当地人有一种认知感。这几年我也有比较多的关注，外国的使馆如何和中国进行沟通，而我们利用外国的平台和当地的媒体进行沟通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细水长流式的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实现这种公共外交思维，谢谢大家。
陈文寿（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我一直感觉台湾问题受美国影响很大，到底美国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应该单从地理上看，认为美国是在大洋彼岸的一个国家，事实上美国从十八世纪以来就是一个亚太国家，它在亚太的影响力无处不在，美国也是互联网的美国，互联网的美国在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美国是我们身边的民族，美国是亚太的国家，所以，我们到底怎么看待“一带一路”？
上个月北京召开了APEC会议，在这次会议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北京出现了蓝天。原来在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有一个构想，就是亚太自贸区，但是提出后，一直没有人推动，这次我们终于在北京提出来了，可以看到中美两个大国如果合作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这样的话美国和中国也会紧密地进行合作，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角度都要有一个基本思路，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无所不在的大国，我们要追求的也不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从超越中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发展两国的大国影响，也要思考怎么分担这些责任。
第二个，就是台湾问题。大家都知道，前几天选举国民党又是惨败，马英九六年多来两岸经贸的关系发展的非常好，但是现在为什么结果是这样的。台湾人民是不是疯了，得到了那么多的经济好处，又没有选择国民党。我是觉得两岸经贸解决并没有解决两岸民族的融合，两岸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把它国际化，但是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推动“一带一路”经济的合作。像我们在非洲已经投入了很多钱，但是最后还是背上了骂名。
“一带一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辉煌的梦想，这也是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非常好的构想，但是问题也会非常多。我们讲到外部疑虑的问题，其实包括对我国很友善的学者都有很大的疑问，像今年在新疆举办了一次很重要的论坛，当时提出的疑问就是中国是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所主导的世界。如果不是，你怎么向世界和周边国家说明，我们新型的中国主导的世界究竟是什么。
第二，很多人都提到我们“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们不承认是马歇尔计划，因为马歇尔计划拿着130亿美金把欧洲从危机中救出来了，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我们周边20多个国家，延伸到中亚、西亚和非洲国家，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说明意识形态。
第三，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中国的形象，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外宣的外地化和外宣的本土化，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外部世界，也不能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待外国人，要从外地的观点和本土化的观点去看。
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包围的作用很重要，海外有华侨华人几千万，怎么让这几千万的华侨华人他们既有中国文化情怀，又有当地经验，他们的作用怎么发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谢谢。
郉苏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研究部副主任）
外交学会是从事公共外交，人民外交，现在公交外交的工作越来越多，很多外交部处理的都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很多事件无法处理。并不是说有一些问题可以马上就能解决，但是可以促进。我们学会和北大的国际战略研究院搞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研讨，我们当时正好和一位法国的研究所所长坐到一块，他是一位智慧的老先生，对很多中国情况很了解，对国际形势也非常了解，他从头至尾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们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因为我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他愣了一下说你回答的很对，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中国政治出现了问题，那对世界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他问那第二个威胁是什么，第三个威胁是什么？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想让你知道中国国家最大的威胁是什么，中国的敌人是谁？是美国、是日本还是印度，他就特别期望你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在琢磨这个事情。
当时我说中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这并不是一种外交词汇，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总是要强调修齐治平，要把自己做好，通过改变自己，改革开放，然后再来影响世界，如果需要我们来发挥作用，我们要顺着整个形势的发展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主导不主导也需要另外一种方式，如果需要你主导了，你也必须要主导。西方一般认为国际矛盾有两点，一是利益引起的，一个是意识形态引起的。利益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好解决的，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中国已经融入了，和以前的两极对抗是不一样的，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当年美苏之间的矛盾不是一个性质，就是你的成功也会使我获益，“一带一路”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思路，我们和周边一块，因为中国实力比较强大，要起一些带头作用，把互利的蛋糕，用一种正面的思维去做。所以，通过“一带一路”就可以很好地把利益问题解决，我们不是去主导什么，只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大家都可以得利，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最难的就是意识形态，我觉得可以先和西方公开的讨论一下意识形态这个层面的问题。
王 毅（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我刚才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主要讲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智慧和我们“一带一路”的战略问题。因为在察哈尔学会沟通过，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好恰巧读到了一些文献时，古语里面有一段记载特别给我们启发。我们当年的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塑造正常关系的友谊路径，大概是三步走，首先中央把价值观确立起来，第二步让它学习我们的价值观，最后是满足于财务的需求。这个路径一直是我们中国处理中亚关系的思维路径。我想，我们现在不妨把过去的智慧拿过来直视这个问题，第一，这就是中国一个战略，第二中国就是要打造新亚洲，在新亚洲国家，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引导这个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来理直气壮。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提出来的战略，不能我只管给你修港口、修铁路，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的价值和思想同步推送过去，从整体上，我理解仍然是打造两国秩序，过去的秩序都是西方欧洲国家主导，欧洲国家主导秩序是先用实力打倒你，然后控制你，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后慢慢就形成了这种秩序。
现在我们要和平发展了，首先要告诉你我不会打你了，不会因为我有实力，就用实力解决问题。而是要用我们的经济影响力，要用制度、权利、认同三个层次去推进，我们公共外交大概在这个层面做起来会更加的顺利。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战略，考虑公共外交的时候，我想更多地去借鉴我们以前的制度。我们用公共外交的手段去推行什么？我们要绕开过去以来一直做的就事论事，比如说中国威胁论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宣传，或者是对方对我的担心，别人担心我，我们就解释，我们没有威胁，没有恶意，就是帮助你们，我想这种也是有问题的，有时候别人也不认同你的做法。公共外交着力的地方更多是一种文化传播，而过去，特别是殖民时代在亚洲留下来一系列的国际关系错误观念和民族思想，这些概念和意识恰恰是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障碍，那我们要化解民族主义，要找我们的历史记忆，用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记忆来把那些西方人在殖民时代，从欧洲用到亚洲的东西给弄回去。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要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