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外交学院原院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认为陆上的“一带一路”，其实是铁路外交的问题，这个是互联互通的问题，是对各国有利的，现在提出这个外交以后，据我所知，重庆、成都、西安和义乌分别开工了一些项目，重庆到德国的路线，成都到波兰，义乌到西班牙，我觉得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而且现在已经签了意向性的路线，比如说从贝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匈牙利已经找中国另外修一条铁路，土耳其到卡塔尔的铁路已经投入运营了，最近泰国也快要签了，军政府在访问的时候也说了，报道上是这样。最近尼日利亚也与中国签了铁路“大单”。我觉得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中国外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到的，而且对各国也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负面的，我们讲到铁路修到俄罗斯的时候，普京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西伯利亚大铁路很空置，你们先走这条，但是你们是宽轨，我们是标准轨，还要绕行，不行。现在莫斯科也想清楚了，跟我们签了一条协议就是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线，它最终的计划是莫斯科到北京，大概八千多公里。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优势很大，而且可行性也是很高的，我们国家现在，高铁运营总里程一万两千公里，全世界第一。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我是很乐观地看待“一带一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总而言之，中央提出来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必要的，是具有民族创新的一双翅膀，我们朝着这个方向两个百年目标将会实现的。

吴 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我今天听到各位老师和前辈说的一些想法，我非常受启发。因为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提出很多概念的时候，和当地国或者是说影响它的国家的相互沟通的是不是足够。当我们说“一带一路”的时候其实是从本身出发的，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是和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是有冲突的。我觉得如何解决普京的疑虑，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建成与否决定因素还不在于此，决定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看“一带一路”的问题。因为从媒体来讲，我们有很多场合是很意外地去参加，比如说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的时候，我们媒体的观点就会觉得他是不是疯了，怎么会买岛。这对美国是一个重大的冲击，这个购岛的想法不符合伦理概念，最后形成了中日两国矛盾的开端。

我们在推行的外交或者是整体的“一带一路”，中国如何与中亚国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媒体如何进行交流，这是美国最擅长的。我们的高铁外交，它建不成，可能是舆论引导，建成以后也是舆论引导，像新殖民主义什么的，很难让你在当地存在下去，舆论是很关键的。北京媒体是思考这个问题，非北京的，像广州媒体这边，他们也希望去思考，但是对此了解不是很多，广州对中亚、俄罗斯非常陌生，但是俄罗斯到广州或者是海南旅游的人有四五十万人以上，俄罗斯接收的大部分产品是来自于浙江和广东，这是非常大的落差。

如果我们的高铁外交进入到中亚地区，可以想象最大的阻碍绝对不是俄罗斯的阻挡，俄罗斯只是有疑虑，但是不会凶猛阻拦，真正起到作用的就是美国背后的媒体、非政府组织。当我们“一带一路”涉及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和之前一样，就是媒体之间的交流，我们中国媒体怎么样去交流，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不足，这样的不足会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这是我的想法和担忧。

张明舟（北京百路桥集团总裁、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我是察哈尔学会的研究员，一直在做民间交流工作，我也是国际儿童服务联盟的执行委员，这个联盟是世界上最高的儿童明星奖——安徒生奖的颁奖单位，最高监护人是丹麦女王，最重要的支持人之一是日本皇后。在这个国际机构里面，我算是十个领导之一，我们在讨论公共外交的过程里面，我常常有一种感觉，我们要放下身段。事实上很多矛盾都源于“尊重”两个字，是对利益的尊重，还是对尊严的尊重，我在民间跟政界、商界、艺术界都做了非常直接的交流，我发现他们都比较平民化，到哪里去开会，日本皇后开会，她也没有去坐到前排，她坐到前排靠前一点的地方，因为她这样的左派也影响了我对日本的看法，使我加入了这个国际组织，后来我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之后，我们要支持中国的立场，中国的立场要做到润物细无声，要柔化，另外我们要放下身段。

我记得有一次会议中，一位非洲的领导人讲过一句话，他说好吃的东西虽然好吃，可惜在胃里停不久就没有了，但是它可以留在你心里。比如说我们做了中国国际儿童服务联盟，我们是在这里面做国际文化之间交流工作，而不是简单地说走出去，让对方感觉到非常生硬，所以我们中国人被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去解释，我们是从自己的感受去讲，因此他们也改变了误解。

我觉得NGO不是敌人，因为我在NGO里面做了十多年了，全是花自己的费用，我发现他们是不了解中国，如果他们真的了解中国，他们是会非常积极地去宣传关于中国好的方面的东西，谢谢。

洪 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谈到“一带一路”的建设，我非常同意赵大使的意见，就是高铁。一切的社会活动都是要建立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之上，“一带一路”也逃离不了物质基础的问题。“一带”我们就先不说了，需要港口、造船业以及海军进行基本的保障，重点是说“一路”，我们中国只能为“一路”提供我们一些公共的商品，而这些公共商品只能是由中国国家的范畴提供，从航海发展以来近六百年，都是海上霸权国家对大陆国家进行战略包围活动，而且陆权国家一直是受到海权国家的侵略，但是高铁进介入其中后，这个世界的发展就变了，就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军事斗争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就使得陆权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通过大陆上的迂回对海权国家进行战略上的反包围。怎么迂回？比如说从北京到达哪里，这些都不是梦想，因为我们有技术在。现在的高铁实验中能够达到610公里，而且隧道打得也非常好，好在哪儿？就是我们在瑞典坐高铁，耳朵非常疼，但是坐我们的高铁耳朵就不疼，所以中国自己建的东西，领先于我们的真的不多。

从实现手段来说，高铁其实还可以再建一个重载高铁，载重量可以达到一万吨，所以像运飞机、运坦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上下三千年，纵横万里长城，再到朝鲜战争的通道，到了战争后期，志愿军的伤亡率要比其它国的人员伤亡率少的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技术所带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的革命性变化，其实它的意义不亚于在航海之战蒸汽船和内燃机推动螺旋桨的出现，所以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而我们现在正好是处于结点之上，所以就依托这些重载高铁，这其实就依赖于我们要恢复过去铁道兵，当然铁道兵撤销也是因为有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恢复高铁铁道兵，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就是我们周边外交，中国在国际上进行广泛交往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