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除了便宜，非洲人为何喜欢“中国制造”（下）

原载于：澎湃新闻 1月15日

（接上篇）

非洲商人的“中国梦”

中国商人并未如传闻那样垄断了中国制造的生意，许多非洲企业家都投资建立商业网络，供应和贩售中国制造。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仅在底层将非洲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一些非洲商人的发家致富的故事也点燃了数以万计的小商贩们的财富梦想。

他们将中国制造销售到非洲各地，深入到最偏远的地区，同时也传播着中国的“黄金国”的形象。如果没有他们，新的物质文化就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因为这些“人生赢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使用着中国制造。

那些可以直接去中国进货的非洲商人成了令人艳羡的目标，他们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利颇丰。而他们的成功更是激励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的“中国梦”。作者同样走访了一些非洲生意人：

Boubacar O.经常往来中非之间进口中国制造。2000年，他的商人父亲给了他一批服装，让其自己开业，但一场大火烧毁了很多库存。他决心乘此机会转行，去迪拜购买中国手机，再转手。2005年，他前往中国，发现了双卡双待手机。他断定这一产品在布基纳法索有巨大市场，当地消费者常在运营商之间转换。他第一次订购了一百多台，毛利率高达400%。随着竞争者的出现，他使其经营多元化，并从各地进货。如今，他不仅拥有时髦的中国摩托车，还开上了一辆二手欧洲小轿车，这些物品都彰显了他的社会地位。

往返于中非之间的不仅有Boubacar O.这样的大老板，还有一些小老板。Mahdi B.是一个卖手机的小老板，每两三个月他都要去中国采买手机和u盘。他把这些货物装在两个背包里，偷偷带入境，这样就可以逃避海关的进口税。经常往返中非这一事情让他的形象高大上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消费层次也要相应跟上，变得更炫更体面。所以，他上班总是带着领带，并且买了新摩托。“我不能再骑我的老摩托了。当客人们看到我的款新‘彩虹’摩托，他们会认为我做大了，对和我做生意也更有信心！”

然而，可以去到中国的非洲商人毕竟是少数，中国制造及其所象征的物质文化在非洲大陆的传播，还是要依靠那些去不起中国的小商贩。他们有的从邻国的港口或是边境城市批发，有的在当地的大城市进货，各式各样的非洲商贩在非洲大陆形成了庞杂的中国制造的销售网络。

Catherine K.是个年轻的布基纳法索姑娘，偶尔做些服装生意，在慢慢累积了一些资本之后，她决定和一个朋友一起去邻国加纳进货（布基纳法索是内陆国，而加纳有大型港口，是非洲门户之一）。她们乘坐大客车来到加纳首都，开始扫街寻找机会。第二天，在翻译的帮助下她们开始大量采买，她们的商品一直堆到大客车的车顶。边境的海关检查只是个形式，她顺利过关。由于圣诞节临近，她的售价也低廉，不到一个月库存就销售一空。每次这样的跨国批发都让她赚进10万西非法郎。她开始打算在家门口开一个小店面。

对很多小商贩来说，有时也不用去到大型港口城市批货，从一些边境城市进货就可以让他们获利颇丰，多哥和布基纳法索的边境城市Cinkassé就是一例。除了正常的边境贸易，很多人利用摩托车偷偷夹带货物过境。每天晚上，数百名司机们掀开盖着摩托车的防尘布，骑上摩托车驶向布基纳法索。为了逃避边境检查，他们关闭车灯，冒着危险在崎岖的公路上行驶。这些司机的雇主一般都是小店老板，这可以让他们的进价降低25%到40%。

Souleymane O.是从当地的大城市的商店里进货的，他在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之间的大巴上售卖他在当地中国商店里批发的药品和化妆品。他的销售策略与众不同，在大巴司机的帮助下进行得有声有色。一旦大巴开出城市，司机就关掉音乐，让Souleymane开始叫卖。他能说会道，让乘客从旅途的无聊中得到消遣，一些乘客也确实被他说动，掏出钱包。

Mohammed S.的销售点不在城市，他和许多小贩一起，将中国制造渗透到了非洲最偏远的角落。两年多来，他都在布基纳法索北部的地区的村庄之间走街串巷，他主要出售一些印着奥巴马头像和当地明星头像的T恤。据他说，当地村民的要求也挺高，过时货他们绝不会买。所以他总是尽快更新库存，以跟上首都的流行趋势。

国际化，几乎是作者遇到的所有出售中国制造的商贩们的共同目标。对这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人来说，香港、广州、上海或者义乌被认为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那些从中国回来的非洲商人，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无意之中又强化了这一小商贩们的“中国梦”。虽然也有非洲商人在中国遇到困难，生意失败，但是非洲小商贩们的中国梦却一直在延续。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想象中的“黄金国”，充满成功的机遇和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商人积极参与到了中国制造的进口和分销中，他们构建了庞杂的商业网络并从中获利。但是，依然有一些言论，将非洲国家描绘成不择手段的中国商人手里的牺牲品。将非洲的商业竞争描述成种族/国籍之间的对立，这种说法实在是简单粗暴。

处于底层的小商贩的确多是非洲人，一些中国商人也的确是大批发商，但事实要复杂得多。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也是在市中心的市场进货，或是给别人打工。面对非洲同行的激烈竞争和当地的腐败，中国商人的生意也并非都是成功的。相反，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些大型非洲进口商（包括黎巴嫩和叙利亚人）牢牢控制了进口贸易和分销网络。非洲商人确实从中国制造的生意中受益。

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新一代的企业家和跨国商人的出现，在政治经济上对西非国家可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口贸易和分销转卖的增加，在以往由政治精英所把持的部门，形成了竞争。有时，中国制造的增加，还伴随着一些旱涝保收的垄断部门的消失，比如纺织品行业。

非洲经济的既有模式，也就是其外向性特点（对外部经济的主动依附和通过垄断渠道来获取利润），会被动摇吗？

有案例显示，一些食利者会放弃那些受竞争影响的行业而转到更有利可图的部门。比如，布基纳法索的一位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商人曾经在摩托车行业很有影响力，但随着中国摩托的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加剧，其赢利下降，于是他转向了利润更丰厚的电信行业（这一行业刚刚开放）。这一例子显示，政治精英可以利用资源快速适应变化，因此竞争并未对既有经济模式产生真正的挑战。

同时，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并存的；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利润未必会影响到旧有的利益，反而可能补充旧有的利益。如果说中国制造的到来降低了精英手中的商业活动的重要性，我们也不能草率地认为，这必然意味着他们放弃食利。跨国商人们不断在以往垄断的部门出现，这并不意味着食利者无法从这些商品中分到一杯羹。当地政府对于水客和小型走私网络相对比较宽容，但为保生意安稳，这些商人也必须要投桃报李，给相关的海关官员好处。同样的，贩售中国制造的店铺和小贩也要给管区警察和税务部门“烧香”。进口中国制造并不能够使得他们少付出些各类“税费”，反而也给“国家”创造“收入”。

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些“好处费”仅仅是给低级官员的，又或者是一种系统性的做法。在许多方面，中国制造无法让非洲走出“垄断食利”的逻辑，但是这些商品的到来，确实使得旧有的对食利的管控更复杂化。

中国制造的到来部分打破垄断，降低成本，这也带来了直接的政治影响。对于许多非洲人来说，物价下降和大众消费实现了久未实现的政府的发展承诺。这些消费者也是投票人，他们在新的物质文化中看到了国家的崛起。因此，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更可被视为是“购买”政治稳定。

可见，中国制造对于非洲社会产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中国制造不仅引领了非洲消费革命并催生新的物质文化，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国制造有时也动摇了旧体系。由中国制造激发的商业网络和“底层的全球化”，部分重塑了由精英垄断的非洲经济。现在，非洲的非精英阶层也可以通过中国制造来与精英们分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