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概念上，“天下观”是以华夏为中心，四夷层层环绕，进而透过历史的长期酝酿、融合，所逐渐形成的华夷世界。就是天下近似于中华世界，等于中心加周边，“我族+他族=华＋夷＝王畿＋封邦＝中国＋诸王国＝皇帝＋国王＝宗主国＋藩属国”，也相当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政府。这个中央政府指的是中国，地方自治政府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然后他们是一个“中华世界帝国”，类似于“宗藩共同体”“环中国共同体”，也近似于“亚洲共同体”，这个“亚洲共同体”会大于后面这个“东亚共同体”。

这个就是东亚古代的国际秩序原理。当时“中华世界帝国”的宗藩关系类似于中央政府与自治型地方政府的关系，如果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它就是宗主国结合朝贡国的世界帝国。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名分秩序论包含着我们国际关系，在国际上必须证明各个国家必须理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证明就是引自孔子的必也正名乎，为什么要正名呢？因为这个名分秩序出于《论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要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必须要正名，各个国家依照礼志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包括刚才说的五伦国际关系，五伦是语出《孟子》，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样的国际思想之下，天下将维持一个长幼有序、君臣有别的伦理秩序，否则天下将沦为弱肉强食的社会。

中国古典文化的外交价值，可以给我们启发的价值，延续到今日。采取王道“施之以德”，进而使周边诸国“海外宾服”“四夷纳职”。未来的话，必须获取以中国为中心，重塑一个新式的中华世界秩序，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由中国提供公共产品，协和外邦，成为东亚诸国共同推举的“共主”，建立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华世界”。但是我们在援引这些中国古典外交价值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倘若将旧的传统价值直接延用于今日已经改变的社会，将无法面对未来未知的挑战。所以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必须要有所调整。比如名分秩序论，就是君臣父子，父子之国等等，这些现在来看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就以“兄弟之邦”来称周边问题。今日也不宜提太多的“朝贡”，而是要说外商云集、互利贸易。

在具体的推行地区，可以先从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开始，我没有列入日本，是因为历史的伤害以及钓鱼台问题太严重了，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

慢慢再进行拓展到周边诸国，建立起新的盛世。中国周边邻国众多的这个国情，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透过周边诸国的影响力，将影响力辐射到世界。也可以遭到周边诸国的封锁，作为作者的我期盼中国能够“内圣外王”，延续古代外交的“天下观”与“中华观”，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保持着中庸、温和、大同的基本思想，塑造有利的环境，与周边国家共同成长。逐步将中国周边整合成一个环绕中国的经济整合体，假设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存共荣，获得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透过中国周边这20个国家将影响力辐射至世界，最后建立起与西方价值体系并行的新型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