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论文当中是涉及到从三大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在身份转型的过程中，可以从国际主流的理论当中能够借鉴什么。这个主流理论不用过多解释，现在我想强调一点的是，三大主流来解释中国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身份转型的时候是有某种局限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强调的是一种权利的核心属性，但是用权利的属性来解释当下崛起的中国来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时候，单纯的一种权利是不恰当的。这当中虽然有权利和竞争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不完全是，中国还有很多责任的意识，还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这是新的一个补充。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制度来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但是中国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时候，现在目前的一个短板或者是软肋，恰恰是我们供给上的缺陷所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的路径。也就是说，现在这样通过供应，来追求制度供给的时候，作为一个隐性的霸权的追求，也不一定完全能符合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当中的一个身份上的定位属性。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涉及到我们中国在弥补短板的过程当中该怎样去做，可能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第三个是涉及到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当中更强调一种观念或身份这样的一个作用。这种观念和身份强调了这种利益的认同，或者利益的一种建构。

不同的一个观念，不同的一个身份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时候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说民主和平论强调的是民主国家，供给的是和平。我们说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国家，在供给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时候，从建构主义当中会获得相应的一些启示。这是我在理论梳理的时候，提到对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做了一个弥补，同时从权利的维度、从制度的维度、规范的维度对中国供给的意愿和能力，怎样去做，这是我做的后面理论上的一个铺垫。

第一个层次是从中国内部的视角来挖掘中国供给意愿的转变。在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中间，我们很多的观念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大家可能看到，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我们中国政治领导人这样一个价值的转变还是非常突出的。政治精英的这种取向涉及到越来越多地强调一种责任，不光是对国内的责任，同时还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同时我们现在更多地强调三个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是我们对领导人价值的意向或取向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话语，现在已经被称为官方的一个话语。现在周边国家，包括亚太的国家，还有世界对中国共同体的这种意识越来越能深刻地感受到。这次北京的APEC，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出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政治领导人的这种政治转向强调我们在外交中要树立一种什么样的义利观，就是外交的一个价值观。这种正确的义利观的转型，涉及到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求中国的这种“合而不同”的价值。这种价值当中是“义”放在“利”的前面，这种“义”是我们中国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当中是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是不可缺少的，不能把“利”放在“义”的前面。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世界上第二大强国的时候，这个方面，供给意愿这种义利观的转变，正确的义利观有利于价值供给动因的一个转型；另外，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利益，内部的这样一个推动。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利益海外化、全球化这样的一个分布，这种分布恰恰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新的身份，要求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恰恰是可以通过提供全球性的、地区性的或者是国际性的公共产品，能够来实现对海外利益的保护。我们国家角色的定位出现了新的转型，原来是强调和谐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现在更多地强调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这种新的定位，显然怎样去负责任，这个负责任的属性和内涵应该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当中赋予它一个新的理论维度和属性、路径。

第二个层次是一个外部动因的分析。外部动因主要是涉及到当前的一个国际权利的转移。转移的路径。这种权利转移的路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在这个权利转移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动力，这个动力促使着国内国家利益，包括我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这也涉及到促使我们在未来的国际公共产品竞争和供给中应该具有新的动力。这还涉及到全球治理的一个失灵，一个是供给不足，第二个就是供给紊乱，第三个是供应的失常。这样对于全球治理的一个失灵的现象可能就是单中心治理的一个结果，刚才成志杰也提到多中心治理的一个概念。现在这种全球治理的失灵对于我们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了一个机遇，中国能够发挥一个新兴崛起国家的角色，对于一个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时候，可以在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失灵的领域中发挥中国独有的、独特的作用。另外，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样一个贡献的预期，因为中国快速的成长，使中国自身的国力快速壮大，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贡献。无论是在和平、发展、环境和气候治理，这当中决策的预期也推动中国供给意愿上的转变，这是从供给意愿上的分析，中国从参与者到新的倡导者的转变。最后是涉及到供给能力。供给能力主要从四个方面，因为倡导者涉及到国际议题、国际制度、国际话语、国际规范方面，应该做一个倡议和推动。这样的倡议和推动，主要是从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角度来提升中国自己的能力。现在我们中国的这种利益协调和整合的能力，目前正在去做，现在在APEC当中，大家看到关于自贸区协调的达成体现出中国这种利益的协调和整合能力的增强。下一步就是权利的生产和运用能力两方面是我们运用的一个短板，作为一个倡导者，中国自身的能力强，应用权利，结构性的权利还不足，规范性的权利还不足，软权利也不足。怎么去做，中国要获取的是，我个人从获取中小国家的这种追随和认同，一个是提升自己的软权利，从历史文化的资源角度来提升我们的这种软权利。

我们的外交调试能力也必须要增强和转变，要更多地去符合我们对周边国家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角度或者大周边的角度来供给我们的公共产品。同时我们涉及到一个规范的传播，我们就是要讲中国特色的话语，同时也要讲世界能听懂的普通话，这个当中是国际规范的一个问题。制度学习是涉及到制度学习控制的策略，我做了两个维度，从公信力和有效性这两个角度谈中国未来的控制策略，应该怎样增强供给能力。